【深度】王义桅：“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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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5日“王义桅”微信公众号，原刊于《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第2期。
前不久，笔者参加外交部亚洲司组织的东盟东增区（菲律宾南部、文莱、东马北部、印尼北部经济增长区）考察宣讲团，任团长赴马尼拉、文莱、沙巴、吉隆坡、雅加达访问，与东南亚政界、学界、企业界和媒体交流“一带一路”如何对接东增区，深感“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
“一带一路”实践中常见的悖论
“一带一路”阐释和实践中，常常遇到各种悖论，体现了中国的两难。
第一，时间与空间的悖论。“一带一路”与古丝路的关系要拿捏好，说没有关系，人家怎么支持？说有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一带一路”“源于古丝路又超越古丝路”，不是复兴古丝绸之路，因为古丝绸之路主要是文化、贸易交流之路，“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激活丝路记忆和丝路精神，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空间上，《愿景与行动》将“一带一路”定位为“区域性合作架构”，后来中国提出“基于欧亚大陆不局限于欧亚大陆”，“经营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国内外学者中出现了“中国过度扩张”的声音或指责中国不透明，但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则含混不清。
第二，内涵与外延的悖论。中国强调“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理念，谁都有份儿，许多老外就问：这不就成为全球代名词，没有意义了吗？中国为投资、贸易统计方便，用了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说法，报道中常出现沿线国家、参与国家、相关国家概念，这种区分也是不得已，一些国家怕被分为三六九等。“一带一路”的“五通”，不同东南亚国家理解各有侧重，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提出“build build build infrastructure”（大建特建计划），倾向于把“一带一路”就理解为基建；文莱则把它看作助力本国实现经济多样化的希望。
第三，名与实的悖论。“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就不搞“五通”吗？沿线国家与参与国家如何区分？我们修的路算不算“一带一路”？一些国家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战略，就讹上了中国投资、承包项目，漫天要价。我们必须明白，自觉建设“一带一路”和盲目推进五通，是有本质区别的。“一带一路”是织网、布局、造势，既是国家大战略，又是国际大倡议。
第四，新与旧的悖论。希腊东南部的比雷艾夫斯港在“一带一路”提出前就有，怎么成了带路项目？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疑问。“一带一路”尽管是新生儿，但只是倡议，激活已有、未来的合作项目，实现互联互通而已。
第五，破和立的悖论。在国际体系里，中国角色小荷才露尖尖角，如人民币国际化对冲美元霸权风险，但国际化本身受制于美元霸权。“一带一路”是因为原有体系不合理，但改革有风险。
第六，“中国硬件，西方软件”的悖论。“带路”国家经济基础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往往是发达国家那套。“一带一路”要克服“中国硬件，西方软件”悖论，须共建博物馆，一起修史谱教材，正本清源。
第七，双边与多边的悖论。建设“一带一路”三大原则共商共建共享，中文朗朗上口，义正辞严，然而翻译成外文就成为空洞的宣示。有人质疑多边还是双边？笔者用“build of all，build by all，build for all”来表达，效果很好。于是，又有人质疑互利双赢（Win-win），说中国赢两次（China win twice），一国一策会不会导致歧视性安排？笔者回应，双赢是为了共赢，先双边再多边，因为多边形总是从两点决定一条直线开始的。这是科学常识，且说服最有效率。
第八，权与利的悖论。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座谈时建议，“一带一路”不能只关注当权者（power-holder），应关注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但与反对派接触，民粹当头，会被利用且效率低下，不确定性太大。
第九，透明度悖论。不少国家抱怨“一带一路”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还有讥讽中国国内都不透明，还主张国际透明。“一带一路”到底包括哪些国家？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国一策会造成不透明的假象。这里有文化差异，正如中国大厅里都有屏风，含蓄而谦逊，不像西方文化那么张扬。
第十，标准悖论。按照国际标准做，“带路国家”达不到；不按照这个做，有些国家担心中国中心。顺便说一下，中国口头禅“欢迎加入‘一带一路’”，也给人印象“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应改为“欢迎共建‘一带一路’”。
第十一，政府与市场的悖论。“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原则、政府服务、国际标准，但实践起来要实事求是，要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国企—私企协调发展，不同项目、不同地区不能一刀切，这就回应了国内外对国有企业比重过高，PPP模式轮不到私企的抱怨。
第十二，“规则导向全球化”与“发展导向全球化”的悖论。本质上是世俗文明与宗教文明的分歧，换言之，是实事求是与自以为是的差异。
第十三，效率与公平的悖论。要效率还是就业？雇佣中国工人效率高，24小时三班倒；不雇佣当地工人又导致抢饭碗说。关键在于培训，让当地工人尽快熟悉业务，实现当地化。
第十四，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悖论。笔者在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介绍“一带一路”时，用了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的例子，马来西亚学者反感地说：“我们是亚洲四小虎，不是非洲！”可是当讨论马哈蒂尔新政府叫停的东海岸铁路项目时，他们又要非洲那样的优惠条件。
第十五，内与外的悖论。国内要赚钱，国外担心中国占便宜。所到之处，老外总是问：“一带一路”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人说如何为“一带一路”做贡献的。而中国人担心“一带一路”学雷锋，投资打水漂，被人讹上。
第十六，韬光养晦与过度扩张的悖论。特朗普打压中国，新韬光养晦论抬头，责怪“一带一路”招惹美国打压，担心中国过度扩张。“一带一路”是织网、做局、造势，下一盘大棋，而棋子尚未落满，当然会产生此类担心。
第十七，中国模式悖论。中国特色还是普世价值？中国文化是取经文化，我们不输入也不输出发展模式，但是如果中国模式只在中国土壤上起作用，如何让其他国家跟着中国一起搞“一带一路”？我们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十八，中国角色悖论。近年流行对华政策关键词“reciprocity”（对等），要中国承担发达国家义务，又不给中国发达国家权利（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典型例子）。老外抱怨：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还搞“一带一路”？中国角色太多不行，太少了也不行。插五星红旗，中国特色标语在非洲没有问题，但在东南亚就会唤醒半个世纪前输出革命的记忆。
第十九，华人华侨悖论。华人华侨是“一带一路”的联系桥梁纽带，但太积极了会引发干涉内政的担忧，助长中国渗透论。且华人华侨拿中国提升在本国地位，容易引发所在国反感、攻击。马来西亚大选时舆论就攻击马华公会悬挂习近平主席相片一事。
第二十，知行合一的悖论。“原则好，行为跟不上”，这是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抱怨。中国人说看大局，长远，老外很难理解“辩证看，统筹办”的中国精髓。
以上悖论折射出西方话语霸权语境下的中国悖论：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damned if you don't），同时揭示出“带路国家”的二元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仍然西化。
西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因为“带路国家”精英多受西式教育，对“一带一路”的不少关切与西方类似：包括地缘政治尤其是中美地缘冲突、环境与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社会责任、腐败、债务、透明度，等等，即对中国意图的质疑。
一方面，部分国外政界与学界将“一带一路”简单当作中国国内政策的延续，即为解决国内问题而配套的外交战略，如转移过剩产能，倾销国内商品等；另一方面，也将其看作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即中国试图改写国际规则，核心问题是规则导向还是发展导向？
“一带一路”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政府服务、国际标准”，为什么西方人感觉是中国的政府工程呢？这是由“一带一路”初期阶段的沿线国家国情及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一带一路”之六大经济走廊沿线65国家中，有8个最不发达国家，16个非WTO成员国，24个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如何能一刀切实行欧洲倡导的高标准市场原则？那就如同让小孩与运动健将一同赛跑，脱离实际。因此要实事求是，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中国主张，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中国改革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桶金，通过养鸡生蛋而非杀鸡取卵，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培育新的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一带一路”要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脱贫致富。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好比把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通过建开发区，先让孩子在游泳池里学会游泳，再畅游大海。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做法。
西方人担心“一带一路”重复他们过去所做的——殖民地。这种心理干扰着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与西医难认同中医一样，“一带一路”的中西（由于二元性，也就是中外）之争乃科学与艺术之争。针对西方世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可以回复如下。
第一，先验论与实践论。秉持先验论的西方人，尤其德国人，很难认同中国的实践理性：以点带线，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的大格局。
第二，线性论与辩证论。先摸着石头过河，到一定阶段才能顶层设计。
第三，统一论与阶段论。有些人拿中国国内问题质疑“一带一路”能否开放包容，忽视了发展阶段差异：带路国家比中国发展阶段低，中国当然可以讲开放包容。
第四，时机论与天命论。中国人笃信天命，不存在等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干。
第五，硬实力论与软实力论。软实力也是干出来的。
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一带一路”既面临着难得的国际机遇，也面临着众多国际挑战，总体上归结为“一带一路”悖论；“一带一路”悖论也是中国悖论和带路国家二元悖论的折射。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搞西方那套，经济基础相对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能否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结合自身国情，实现“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生根？中国没有军事联盟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能否给“一带一路”提供安全、金融公共产品？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金融体系任重道远，目前强调的先试点、再推广原则，“一国一策”做法，是否导致歧视性安排，如何统筹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集中体现中西误解之源。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不只面临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而且面临西化世界的挑战。不同于美国崛起建立在欧洲肩膀上，中国崛起面临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体系挑战，这在“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话语权悖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第一，名与实悖论。国内称战略，国际称倡议，“一带一路”如何实现内外统筹？
第二，特色与普适悖论。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也强调不输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中国模式所吸引，如何既能借鉴又保持自己？
第三，破与立的悖论。中国发展模式强调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利用国际市场又创造和培育国内市场，为世界提供全新选择，严重冲击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挑战其国际体系主导权。西方国家出现抵制中国模式的合流，造成规则导向全球化与发展导向全球化的中西对抗，而“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国际融资又需要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如何把握破和立的关系？
第四，中国与世界的悖论。“一带一路”建设既弥补市场原则不足又强调市场原则，既强调标准走出去又强调遵循国际标准，如何平衡？
第五，二元悖论。“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搞西方那套，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存在典型的二元结构，能否借鉴中国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实现“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生根？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最终有赖于建设“一带一路”话语体系，超越种种悖论，任重道远。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也是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只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先导，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个进程，久久为功，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达到“三声”境界：润物细无声，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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