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人大权威详解为何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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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对外公布了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吸睛无数的无疑还是GDP增速，即2019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调整为6%-6.5%。那么，此举究竟意味着什么？人民日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别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本期微信特地推荐两位专家的权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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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经济增长目标为何是6.0%—6.5%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问：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该要怎么做？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有哪些考虑？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为哪般？
“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中最大的变量是内需增速回落。”刘伟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投资增速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7.2%回落到2018年的5.9%，其中回落最为明显的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类投资，全年增速下滑到不足2%。
消费增速下滑加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017年的10.2%下滑到2018年的8.98%，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汽车销售，从2017年的5.6%增长下降到-2.4%。
刘伟认为，导致去年经济增速放缓的基本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向外看，世界经济动荡和贸易摩擦加剧，向内看，也有周期性和机制体制性因素带来的变化。“但总体而言，内因大于外因。”
需要看到，机制体制性累积的趋势性因素大于短期周期性因素，但短期周期性因素有快速上扬的态势。“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对2019年而言，短期要强化底线思维，强化稳增长的力度，但同时也要通过促改革来稳定市场、稳定预期。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构建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真正完成经济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
问：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该要怎么做？今年经济增速目标有哪些考虑？
“6.0%—6.5%经济增速区间是科学合理的”，刘伟认为，这一目标兼顾了保持就业稳定、实现全面小康和防范重大风险等多方面要求，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转。
充分考虑了宏观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根据相关测算，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速度已回落在6.4%左右，要保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在2%—4%的区间，保证既不出现通货紧缩也不出现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
能够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的供需匹配是中国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中仍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核心原因之一。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的合意目标是1100万，这决定了2019年GDP增长的合意目标是6.0-6.5%。根据对就业弹性的估算，2019年城镇新增就业需要保持1100万的目标，才能使得失业率不出现明显上升。而要创造出这样规模的就业岗位，就需要中国GDP增速保持在这一水平。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相匹配。按照去年GDP增速为6.6%计算，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9—2020年年均GDP增速需达到6.15%，才能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努力争取6.0-6.5%的经济增长目标，并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有助于防范化解国内外经济风险。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稳中趋缓的趋势，外部环境还面临更多全球经济周期整体性回落、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和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内部环境还存在“三期叠加”的发展压力，因此，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2019年GDP增长目标不宜定得过高，过高的GDP增长目标可能会导致“稳增长”政策过度加码，综合考虑，保持在6.0-6.5%的水平具有可行性，且与我们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相匹配的。
问：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该要怎么做？
压力和动力同生并存，要找到发展的动力，就要先看到发展的压力。刘伟指出，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面临四重压力——
压力之一在于民营经济是否能摆脱低迷的状态。整个经济体系中，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如果出现持续回落的局面，那么中国经济的各项关键绩效指标都会难以达到预定目标。
压力之二在于世界经济周期逆转的幅度是否过大，以及在世界低迷中各类贸易冲突是否加剧，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能否在未来几个月之中达成和解。
压力之三来源于金融风险是否在房地产调整、汇率市场波动以及局部风险点显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快速上扬。
在主观能动性方面，部分地方官员和部分企业家能否积极作为、持续左右、有力作为，也构成了压力来源。
刘伟认为，在看到压力、积极应对压力的同时，化压力为动力，还要重视发展的有利条件，借势而动、凭风直上——
“2019年面临了一系列有利条件： 2018年上半年以“六稳”为核心的政策调整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稳定了市场主体的情绪，特别是通过保护产权、精准滴灌以及市场开放等举措稳定了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同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以及产业政策在过去出现的传导不畅、相互冲突、相互叠加等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调控的空间依然较大，中国经济的市场依然很大，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抗击外部冲击的能力，自我孕育新动能的能力，保证了中国宏观经济的自我平稳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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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设定6%—6.5%区间增长目标，符合实际且更具弹性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问：2018年我国GDP增长6.6%，完成年初预期的6.5%左右的增速。2019年将GDP增长的预期目标设定为6%-6.5%的区间，预期目标有所下调，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当前潜在经济增速仍在回调过程中，下调实体经济增长目标，这是符合实际的。新旧动能还在转换，深层次的机制性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资源配置的扭曲依然存在，增长的基本变量比如人口红利的确在发生变化，这些趋势性下滑的力量仍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2019年经济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风险挑战更大，这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像中美经贸磋商存在不确定性、内部积累的风险可能会释放、市场情绪波动等，都可能造成投资、消费、进出口的短期波动。
综合这两方面因素，经济增速出现下行是大概率事件，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必然的。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加大，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从原来单一目标管理调整成区间管理，更具弹性。
就业是关乎经济良性发展、社会稳定的综合性参数。当前经济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强化底线思维，也落在就业指标上。另外，目前结构性矛盾确实有所抬头。比如用工短缺和过剩并存，像一些大城市存在用工短缺，但中小城市的就业相对饱和；一些企业绩效出现恶化，通过降低有效工作时间以及福利水平等，造成就业质量的下滑等。
为了应对稳就业的压力，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列举了很多具体举措，用于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比如2019年会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等。
问：如何看待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要加力提效，这延续了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其具体内涵进一步量化。比如2019年赤字率提高0.2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增加8000亿元；外界呼吁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也得以明确，全年预计减税降费2万亿元，降低增值税税率、降低企业社保费率等。
问：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求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等。这是否意味着2019年会降准降息？
2019年货币政策的空间相对较大，有可能降准降息。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来调整。当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偏高，要提高银行积极性来扩大信贷，降准是势在必行的举措。
利率方面，在世界经济周期逆转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方向有所转向。比如欧美停止了过去货币政策收缩的举措，美国停止加息、欧盟推迟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节奏，印度降息了。对我国而言，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需要降低实际利率水平。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有可能降低名义利率水平。
问：去年连续四次降准，今年年初再度降准，市场始终存在是否大水漫灌的担忧？
降准或降息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是否大水漫灌，要看流动性与经济运行是否匹配。欧美央行那样的数量宽松型货币政策，大规模地购买资产、大规模扩大货币供应量，是大水漫灌。我们目前M2的增长速度比名义GDP增速还要低，过去几年央行也没有扩表，从之前执行来看货币政策是偏紧的。
问：为了稳基建，2019年将适当降低基建资本金比例等。2019年稳基建扮演什么角色？
稳基建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基建占全部投资比重17%左右。如果基建增速过低的话，稳投资的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基建投资也是资金的重要投资方向，还能带动中小企业发展。2019年通过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一些其他的项目，基建投资力度还不错。
但基建投资很难回升到2015年左右较高的增速，经过多年的高强度投入，基建总体规模已经很大了。从与私人投资、其他产业的匹配性以及财务回报来看，基建投资不宜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状况。
问：今年也将出台很多稳消费的举措，包括个税减税，加大对养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稳定汽车消费等。如何看待这些举措？
像个税减税、稳定汽车消费等举措，已经陆续推出。汽车消费下滑，是导致去年消费增速趋缓的重要因素。今年将养老、婴幼儿照护服务等，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中，释放了重要的信号，这些都是当前的消费短板。
稳消费、稳投资是稳增长的支撑点，也是稳预期的重要方面，因为外需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很难为我们所控制，内需才是大国经济增长的核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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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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