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罗思义：我发现中俄都存在三种类型的人，有一类是不想当本国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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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罗思义系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5日《长江日报》。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将其数年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章结集为《别误读中国经济》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书的后记中，罗思义说：“就像有人在12000米的高度飞越喜马拉雅山一样，他不可能看清许多地形特征，但是他会对山峰的总体轮廓认识得更为深刻。”一个老外，如何能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总体轮廓”？读+记者日前电邮采访了罗思义。
中国缘
罗思义讲了一件给他留下难以磨灭记忆的事情。那是2005年7月7日，在伦敦获得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后不到一天，4名恐怖分子于早高峰期间，在伦敦三列地铁和一辆公汽上引爆自制炸弹，致使56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尽管这一袭击并非针对奥运会，但给伦敦申奥成功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当时还是伦敦副市长（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回忆说：“整个伦敦在一天内从欢庆陷入哀吟。当时我和市长正在奥运投票城市新加坡，爆炸案后我们以最快速度返回伦敦。恐怖分子实施爆炸的地铁站正好是伦敦市内重要的居民区。我们分析，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分裂社会。因此在进行案件调查的同时，我们尽力维持社会团结。我们按照北京奥运会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形式做出新口号‘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梦想’，还发起‘700万伦敦人，一个大伦敦’的宣传活动。”
这不是罗思义第一次从中国人的智慧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研究世界经济学的罗思义跟中国“结缘”源于跟西方主流经济学“交恶”。他最开始研究的是苏联经济，跟中国毫无关系，不懂中文，甚至没有来过中国，结识过中国学者（用他的话说，“我直到2005年才到访中国，2002年之前，我甚至从未有机会认识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1970年代，苏联经济研究当时是显学，而中国经济研究是偏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几乎无人问津。苏联经济当时发展很快，居世界第二，很多人看好苏联经济的发展前景，但罗思义发现有两个结构性的危机：苏联市场的封闭，苏联农业的集体化，都违反了基本的生产力规律。他觉得苏联经济会有大问题，但在一片向好的数据面前又苦无证据。这时，中国发生的大事帮了他，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而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是市场开放、农业包产到户。这是苏联模式结构性危机针锋相对的解决途径，如果中国失败，他的理论也失败，如果中国成功，他的理论就成功。
从此，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他都绕不开中国经济，他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密切相关。此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证实了他的预测：俄罗斯、中国与东欧地区，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十分相似，但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截然相反，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俄罗斯及东欧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浩劫，遭受了历史上和平时期内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严重程度可能仅次于历史上的战争灾难。1992年他写下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一文，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当时西方经济学界阵营泾渭分明：研究苏联经济形势的绝大部分（约占90%）经济学家支持“休克疗法”，只有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少数人反对“休克疗法”，但斯氏也未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只有极少数（大概不到1%）的西方经济学家，正反两个预测都是准确的。罗思义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是后者中的后者。
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
“现象越重要，理论也就越重要。什么叫大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大现象。……只有生活在一个经济体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关键的真实的社会经济变量。这是他正式研究中国经济的开始，很好理解俄罗斯的经济落败，却未必那么容易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或者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没有碰到中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它们原有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在。他很喜欢引用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的一段话：
“如果说到2030年左右中国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现象也就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中国现象的本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就越大。我相信，经济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于是他来到中国，开始利用翻译软件直接阅读中国作者的作品，包括作品后繁多的注释、参考文献，用他的话说：“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我已依据中国经济理论框架，分析全球经济问题数十年。”
一晃研究中国经济30多年，从撰写第一篇中国经济的文章算起，也有20多年。他老说一些惊人句，比如他评价邓小平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判断是，“中国不仅取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而且逐渐形成了世界最先进的经济思想。”这让很多匍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直不起腰的学者很不受用，引起了很多争议。
有人质疑他，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真正懂中国经济？他回答，我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国经济学框架，比中国人更了解现代经济增长成因分析方法。外国人固有的劣势使得我不能充分地追踪很多经济上的细节，但另一方面这一劣势却成了潜在的优势，我可以更关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分析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大问题。
他现在加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那里“与中国同事的互动，即使一个小时的会议或者更短时间的讨论，也比数周通过媒体和书籍了解中国所获得的信息更清晰，从而产生更多的灵感”。
这就是罗思义，他总在不断贴近理解中国经济的路上，也总不怕亮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引发很多网络的热点，他的微博注册时，粉丝只有4个，现在则近百万，他说自己是网络上的“洋自干五”。
他把中国的“实事求是”当作座右铭，他最直白的判断是：当理论和事实不符，肯定错的是理论。“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凡事要尊重事实，要‘实事求是’。这些重大事件验证了源自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在涉及中国自身乃至全球重大发展事件中的正确性。
访谈：为什么我能准确预测中国的成功
无论对错，我都需要研究中国经济
读+：您2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经济，而当时您和中国并无直接接触，是什么促使您下决心做这样的研究方向的转变？
罗思义：我最早是研究国际经济。20世纪70年代初，则是在此框架下研究苏联经济——当时苏联经济貌似相当成功。但我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单从经济理论看，苏联就犯了两个根本性错误，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首先，苏联正试图建立一个与国际经济和市场断绝联系的封闭经济体，这正使它与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分工割裂开来；
第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错误，因为农业生产主要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苏联人为地实行农业集体化不符合生产本质。
老实说，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结论只是理论上的探讨，很难验证对错。但到了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农业中引入家庭承包责任制，而不再坚持集体农业。这给了我可以验证我的理论对错的试金石，我想，如果这些政策是成功的，我的想法就是对的，如果它们不成功，我的想法就是错的。而无论对错，我都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
到1981年左右，事实已经很清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关注中国经济——尽管如你所说，当时我与中国都没有直接联系，甚至老实说，我从没想过会这样做。我开始从研究国际经济和经济理论转向研究中国。
2000年，我被伦敦市长任命负责伦敦的经济政策，工作之便，我开始接触中国官员，2005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2009年开始在中国任教，2013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我的新书《别误读中国经济》是基于30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27年的写作经验。当然，当时中国的许多具体问题现在都已发生了变化，但最基本的问题却没有——因为它们植根于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只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发展方面着手，却能准确预测中国的成功。
读+：1992年您写作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一文，现在回过头看，您当时的一些判断哪些是准确的预言，哪些又需要修正？
罗思义：我写那篇文章是因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的所作所为和同时期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相比，明显一个将会引发灾难，一个会迈向成功。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向世界开放，也没有解散集体农业，却开始了一个危险的私有化进程，将经济中最社会化保障的那一部分硬给拆除了。这一系列的消极政策必然导致可预见的灾难——苏联解体。与此同时，也是可预见的，中国经济从成功到更成功——1978年至199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1%，而世界为3.0%，所有发展中国家为3.3%，美国为2.8%。
1992年初，我前往俄罗斯，应俄罗斯高官的要求撰写一份报告，我写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这篇文章。我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戈尔巴乔夫的惨痛教训以及叶利钦更惨痛的教训。我写的另一份报告被分发给全体俄罗斯议员，我呼吁俄罗斯政府遵循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但当时，西方经济学家有一场大辩论。超过90%的人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肯定会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失败。而我的分析正好相反，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增长，而俄罗斯快真的休克了。
接下来几年的事实又让我预测准确，90%的西方经济学家预测错误。1991年-1998年，俄罗斯经济萎缩39%，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经济体在和平时期的最大经济崩溃。从1991年到201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4%，而接受了西方“华盛顿共识”开出的“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年均增长率仅为0.8%。前苏联其他地区的情况更糟——1991年至2015年，乌克兰GDP每年下降1.5%，到2017年，乌克兰经济规模仍比1991年小33%。现在回头看，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分析被事实所证实，没有必要改变其中的基本预测。我后来来到中国，才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在撰写对俄罗斯经济政策的批评，但在1992年，我与他们没有接触。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真理不分国界！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我各自独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
读+：您曾经有一个很大胆的观点“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在中国国内可能都有很大的争议，您为何做出这样的判断？
罗思义：准确地说，这不是观点，是事实。
经济学不在于技术性的细枝末节，而在于创造和分析基本走向及其结果的能力。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奉行自主政策，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比拟的经济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近500年来第三种基本的经济模式。
事实也证明，这三种基本经济模式中增长最快的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1978年-2018年的40年间，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能望中国项背；第二，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像中国这样实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第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脱贫人数能和中国并驾齐驱——中国的脱贫人数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脱贫人数总和的三倍；第四，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受益世界人口比例远超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内战后的快速增长使当时3%的世界人口受益，苏联1929年后的快速增长使8%的世界人口受益，而中国1978年后的这一比例是22%。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成功使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相形见绌。
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当然，邓小平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和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全方位的中国领导人相比，“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只是他诸多成就的一部分。
读+：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您认为能取得这样成就的最主要逻辑是什么？
罗思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马克思的理论是一致的，事实上，这是1929年苏联建立起极左的经济模式以来向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回归。这些原则概念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势下实施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是，生产发展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劳动的社会化”。亚当·斯密最初提出了这个想法，只是简单地使用了“劳动分工”一词，而非“劳动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斯密没有理解自己所提出的概念的所有后果。马克思则看到了：经济必须是国际开放的，农业生产在现阶段是个体的，生产社会化需要国有经济等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这些原则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
两只手
读+：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吗？中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吗？
罗思义：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具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的，中国需要对中国独特的现实进行分析的自己的经济学——其实每个国家都需要。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是普遍的，它们和每个国家的现实相组合才产生具体的特定性。因此，中国的经济分析是独特的，而分析所运用的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则是共同的。邓小平特别强调了这两点。
读+：您似乎对“看得见”的手情有独钟，而对“新自由主义”颇多批评，是什么让您得出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相悖的观点？
罗思义：这其实是误解。“两只手”我没有喜欢哪一只，不喜欢哪一只，“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手”都是必要的。两手合力才能创造成功。
西方经济体只要“看不见的手”，而拒绝“看得见的手”，想只手打天下，结果面对重大经济危机，无法克服无力应对。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体的累积经济增长实际上比1929年之后大萧条时代还要慢。从2007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商业周期的顶峰到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不到1%。
经济发展的事实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科学最基本的原则是，如果一种理论与事实不符，必须抛弃的是理论，而非事实。我只是遵循中国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读+：您的书名是《别误读中国经济》，除了外国的误读外，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经济是否有很多误读？
罗思义：中国人看待本国经济问题，差异大得有些匪夷所思。经济学不是主观判断——经济分析的正确性或错误，是由事实检验的。
中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们能够准确分析和预测中国的成功。可惜它也有一些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学家——完全不能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死抱着导致俄罗斯灾难和西方经济极慢增长的错误西方经济理论不放。
经济认知的差异可能源于更深层次的社会认知。从1992年到2000年，我在俄罗斯生活了8年，发现有三种基本类型的人——有趣的是，我在中国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类型。
首先，一小部分俄罗斯人/中国人不想成为俄罗斯人/中国人，但想成为美国人；
第二，我称之为“大脑回路不清的爱国者”——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爱到认为从其他国家什么也学不到的人；
第三是“明智的爱国者”，是热爱祖国的中国人/俄罗斯人，他们的全部目标是为国家取得成功，他们从国外吸收促进发展的理念，并使之适应本国的现实。正是这些“明智的爱国者”代表了进步的最大力量。“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明智的爱国主义”——它的目标是振兴中国，为了这样做，它也向世界开放。
读+：经济学家们似乎都喜欢谈论各种“陷阱”（中等收入、修昔底德、第二经济大国……），您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陷阱”是哪一种？能顺利跨越吗？
罗思义：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陷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在中国制造与苏联/俄罗斯相同的灾难。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所有其他较小的“陷阱”都将被克服。当然，并非所有这些中小问题都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2020年，中国将实现“适度繁荣”，但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还需要几年才能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即人均GDP接近1.3万美元。中国要达到最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则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中国40年来取得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并将继续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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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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