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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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热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多次就此话题写文章或接受采访。本期微信特地推荐1月14日《北京日报》所刊发的整版讨论文章，王文院长也参与此次讨论。该文近日在学习强国APP上转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无疑是对当今时代形势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那么，这个战略判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应如何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应对呢？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答。
程美东（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变局”中，中国人应对变局的意识从敏锐、迟钝、急迫，又转到了敏锐，经历了一番变化。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美日欧出于地位和心态的不同，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国政室主任）
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是发展进步最快的国家。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巨大变迁和国内治理出现综合难度的重大判断。
王文：首先，“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迁的重大判断。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老牌强国云集的欧洲已陷入老龄化深渊，社会结构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与中东涌入的数百万难民的冲击，经济增长长期乏力，领人类启蒙运动与工业现代化之先的欧洲日益成为暮气之地，甚至被称为人类“博物馆”。美国也不再是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美国出现式微之势。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会在2035年前后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等方式，试图力挽美国霸权之颓势。同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国际社会的行为体现出“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
其次，“大变局”也是对国内治理出现综合难度的重大判断。互联网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出现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与即时化的管理挑战。中国数千年来一以贯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会结构面临冲击，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拥有人与流量占有者逐渐取代职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一个新标尺。互联网使得均衡发展的迫切性急剧增加，但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面前却暴露无遗，节约型社会的创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对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极高，甚至是对数百年来发展哲学理念的突破。中国目前面对着颇大的贫富差距，全面消除贫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过的“奇迹般”任务。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从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大国”纪录，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考验。
最后，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反映在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变局”中，中国人的应对意识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变化
程美东：从中国近代史来看，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奏折里面提到“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在这里所描述的变局实际上指出，当时的中国从长期习以为常的内陆文明突然面对浩瀚无际、知之甚微的海洋文明的新世界，这种变化的确是大变。
从目前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的商朝一直到明朝中后期的中国，可以说应对大变局的意识还是很敏锐的。那么，这个历史之“局”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两点：一是以亚洲大陆为主要范围的地理空间世界；二是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内容。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之“局”，也就是李鸿章心中近代之前中国“三千年之局”。那么这个历史之“变”是什么呢？就是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之变、从低级农耕文明向高级农耕文明之变。可以说，面对16世纪之前3000多年那样的历史变局，中国人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变革意识是很敏锐的。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说人类世界进入到了海洋文明时代，海洋文明时代从空间上打破了人类之间以海洋分割而各自孤立地发展的状态，人类社会从此逐渐进入到世界交往和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之“局”也有两点：从空间上来看就是要注重以海洋为枢纽的全球化，从内容上看是以工业文明为中心。这个时代之“变”就是如何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而在这个时代中国在应对世界变局上反应迟钝、应对失误，非但没有引领世界潮流，反而严重落后这个时代大变局。
进入20世纪，经历过甲午惨败和戊戌维新的失败，再经过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人应对现代世界变局的意识越来越清晰和急迫——必须要彻底变革现实，要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次来变革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变局。
21世纪的世界变局相比20世纪又有了一些变化，这个时代的世界之“局”也有两点：从空间上来看呈现出从海洋时代向太空时代前行的趋势，从内容上看，以工业文明为中心转向以信息化为中心。这个时代之“变”就是如何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信息文明转型。应该说，这个变局还不能说是成型的，只是一个方向和趋势而已，但的的确确与20世纪的世界变局不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措施，就是敏锐地意识到新时代世界变局的特点而采取的占领战略制高点之策。
近百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一直都是由大国关系引领并受大国关系发展影响的
黄大慧：回首过去的100年，国际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权力中心开始从欧洲向美洲和亚洲转移，美国和日本对长期以来欧洲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发起挑战，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基本处于从属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和法西斯轴心国之间展开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美列强和日本主导的国际格局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凭借其为二战胜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在世界赢得威望，中国也以其在二战期间的英勇抗战和巨大牺牲开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左凤荣：回顾近百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国际局势一直都是由大国关系引领并受大国关系发展影响的。20世纪初，当时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是美国，但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奉行孤立主义，不愿参与世界事务，国际形势的发展由欧洲强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所主导。后起的德国向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发起挑战，于是形成了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1914年7月两大集团在欧洲大陆展开厮杀。战争的结果是挑战霸权的德国遭到惨败，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英国和法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遭到了严重削弱，俄国则发生了革命。战争后期参加大战的美国成为赢家，但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领导世界的计划却不被美国人所接受，实力强大的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欧洲大国主导世界的格局开始被打破，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国家迅速发展，日本这个“脱亚入欧”的亚洲国家迅速崛起，加上不甘失败的德国努力复兴，大国力量又进入重组时期。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以反共为掩护结成同盟，重又向英法发起挑战，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超级大国，这两大强国改变了长期由欧洲强国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局面，开始决定世界的发展方向。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苏冷战的阴影下度过的。
黄大慧：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方面的对峙和斗争。1991年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在经历了短暂的“单极时刻”之后，呈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在这一态势下，除了美国是超级大国之外，继承了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武器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发展有力地表明了欧洲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以中国、印度和东盟等为代表的亚洲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和发挥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而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左凤荣：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在加强，经济全球化以加速度的方式快速推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原来脱离世界经济体系的东欧地区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欧共体发展成了欧盟，改革开放的中国迅速融入世界，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黄大慧：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美日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出现相对衰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能力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进一步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分配，推动了国际格局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到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同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世界第一次面对一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不同于西方国家，同时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全面发展的崛起大国，中国因此成为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力量。美日欧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维护者，当然不愿意看到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但这三方出于地位和心态的不同，又对中国持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对于美国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执行了一种“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接触加遏制”政策中的接触力度减小、遏制力度加大。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年底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再加上美国实行的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施压政策，更使中美关系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变迁产生着微妙的影响。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使得日本自1968年以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终结，也改变了近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带来了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导致了日本对中国认知的变化，日本开始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因此，日本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硬制衡”，包括增强自主防卫力量，强化日美同盟，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软制衡”，包括打造“日美印澳”价值观联盟，通过制度和规则来“规范”中国，在全球发动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战”，造成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当然，日本在“制衡”中国的同时，也不得不采取“协调”策略，寻求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利。
对于欧洲而言，欧洲在经历了几次格局变迁之后，对于自身实力地位和发展目标有了清晰的认知，对待中国崛起也比美国和日本更加坦然和务实，所以，欧洲一方面会跟随美国和日本压制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也会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这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顾美国劝阻而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左凤荣：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全球化进程受到质疑。这次危机突显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固有的矛盾。那些追逐利润的资本家享受着全球化的最大红利，他们把企业和资金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以获得更大的收益，造成了老牌工业化国家产业的空心化和贫富差距拉大。这种不公平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了英国的脱欧和美国“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总统。特朗普认识到了美国在走下坡路，他要改变这种情况，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搞“美国优先”。于是，特朗普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以贸易保护主义代替自由贸易原则，频繁退出美国起主要作用的多边国际组织，旨在不受约束，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塑对自己有利的世界，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
在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是发展进步最快的国家。把中国与俄罗斯做个对比的话，看得更清楚。中俄都是大国，同为转轨国家，中国人口多于俄罗斯，但俄罗斯资源比中国丰富得多。在中俄百年交往中，无论是俄国还是苏联，其国力一直都在中国之上，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受其宰割的地位，中国因此失去了大片领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国力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反转，中国和美国同为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而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美国抱怨其制造业向新兴国家转移，导致美国“锈带”蓝领工人失业严重，是中国的成功使美国中产阶级、传统制造业地区“铁锈带”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当然美国人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这是全球产业分工发展的结果，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的实力强了，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未来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大强国如何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变局的重要因素。从20世纪发展的历史看，美国遏制和打压可能与之竞争的强国是其一贯的政策，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并不奇怪。但是，中国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美国，而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第一，中国有近14亿人口，人口数超过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总人口数，中国人年均国民收入接近9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有容量越来越大的市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无视这个市场的存在，美国的企业家也不会都听任特朗普指挥，特斯拉到中国设厂就是明证。因此，美国的贸易战不会吓到中国人，更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
第二，中国坚持走与世界各国合作之路，构建开放型经济，得到了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拥护。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得人心，201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破坏全球价值链，减缓新技术的扩散，并将导致生产效率和投资下降，加剧全球产业链低效化的风险。中国努力加强与世界各国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不会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也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法宝，中国自然不会放弃。2018年4月以来，中国明显加大了改革开放力度，降低关税、促进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领域、实行供给侧改革等。9月30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自11月1日起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降税商品共涉及1585个税目，约占中国税目总数的19%，平均税率由10.5%降至7.8%，平均降幅为26%，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开放。美国民众很快会发现，贸易战并不会给美国带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繁荣，而是让美国丧失了在中国这个大市场的不少机遇，那时他们将体会到经济规律的作用强于政治家的意志。
世界正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中国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人清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始终坚持构建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也相信中美关系不会回到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因为中国不是苏联，中美关系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战，把中国说成是美国问题的根源，但各种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并没有明显变化。美国需要学会与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打交道。无论美国怎么看中国，中国都会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把自己的事办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左凤荣：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爱好和平，决心要走出一条大国崛起的新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己的外交目标。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为我们看待世界和中国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大潮在滚滚向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全球稳定的基础，相信中国有力量能使国际局势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善于把外部的压力变成发展的动力，只要中国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世界局势就会减少不确定性，中国会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王文：中国崛起面临的复杂挑战，超过过往500年大国兴衰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大国。中国要克服的不只是美国作为霸权国的压制、围堵与老牌传统大国的竞争、博弈，力求不陷入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面临着新型全球化下强势个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分权”与各类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渗透，保持国家主体性与民族认同感的延续与稳定。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面前，中国人需要主动谋势，洞悉未来，既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继承优秀文化，学习先进技术，解放中国的国际行动力，防范“国际分权”趋势下对国家主体的消极冲击，强化中国人领衔新型全球化的实力，还要善于处理与传统强国的关系，以求得最大公约数态度改革并完善国际规则，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与非西方世界的互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国人最需要突破和消除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桎梏与千年来传统本土思想消极一面的影响，透析西方实践，立足长远布局，贡献中国智慧。
在这些国家治理前所未有的新变量之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外部因素，更是内部治理范式的变迁。人们会猛然发现，可能使发展盛况“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不一定都是来自外部的战争、冲突或天灾，也有可能是内部的社会失序或金融危机。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克服国家脆弱性的爆发，强化社会的坚韧性，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难题。
历史地看，18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时，人口是亿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展创造出来的影响“吨量”，相较于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药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主导西方社会科学理念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左与右、政府与市场、专制与民主、宽松与紧缩等简单两分法，已无法概括目前中国国内治理的现状。对此，中国人对现实的把握与学习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理论超越与创新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紧迫。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学习大国”，是应对这一“大变局”的最好提示。这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是对国内治理新问题的改革与应对。“干中学”的精神，是这种应对方式的体现与聚化。在这方面，新时代中国人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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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