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刘志勤：中国的“协调发展经济学”鼎力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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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本文刊于7月8日观察者网。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随便选择一个字，都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思想光辉。“仁义礼智信”，“和合诚勤俭”字字珠玑，无不体现出中国哲学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是人类历史的瑰宝。而让中华文明在五千年长河中前赴后继，奔流不息的重要原因，是中华文明中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的“协调主义”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世界唯一成体系的“协调”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能人志士，帝王将相，在谈及国家治理时，或用“武力治之”，或“以文化之”，或“文武兼施”。然而，凡是繁荣昌盛的朝代执政者几乎都要采用“协调”的方针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经济发展中不同结构之间的冲突，取得了极其有效的结果：社会稳定，国泰民安。“协调”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治理文案中始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中国文化特别推崇“协调”呢？这是有着深刻的中华文明的基因的政治和哲学理念。
那么，我们所说的“协调”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在《康熙字典》中，“协”与“调”都被古典记载为“和合之意”。在《尔雅·释诂》中为“服也。协者，和合而服也。” 在《说文》中对“调”的解释和对“协”字的解释完全相同：“和合也”。中国古代哲学家，政治家把有相同含义的“协调”组合在一起，可见中国文明对解决各类复杂的纷争有着自己的特色，并世代相传至今。
我们无需赘诉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利用“协调”手段，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和演变的事实，仅仅在近现代史上，中国就遵循“协调”的原则解决了无数历史遗留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中国用“协调”解决南海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几乎和所有有边界的邻国依靠“协调”，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边界矛盾，给中国的边境经济发展确定了稳定的氛围；中国还依靠“协调”解决与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领域的不同意见，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做出宝贵贡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协调主义”已经成为解决国际争端不可缺少的政策工具，也成为许多国家政府执政的核心理念：“协调主义”不仅可以解决国内问题，更可以用来解决国际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经济发展中创造的奇迹让世人震惊，许多人提出来种种的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其中就包含中国政府成功的落实执行了“协调主义”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协调发展经济学”。向世界说明这一点十分必要和重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协调发展经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把它的精髓和功效得以彻底释放。你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得益于中国人民的勤奋努力，得益于中国政府政策的准确与精确，但是绝对不能忽视正是“协调发展经济学”发挥了无穷的创造力，使得中国经济总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并能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曲折去赢得胜利。
在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中国不断的利用“协调发展经济”理论推动了公私合营，五年计划的实施，特别是对“十大关系”的“协调”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使得当年“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由崩溃的边缘拉回到正确轨道，而采取的“协调”政策挽救了中国经济，也挽救了中国本身。
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每十年由“改”，“革”，“开”，“放”四个字各领风骚十年，每十年都表明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步。第一个十年，人们对新政策感到陌生，着力点放在“改”字上。刚刚结束文革十年动乱的中国，千头万绪，一切旧的规章制度，需要下大力气去“改”掉它们，任务何其艰巨，但是中国政府采取有效的“协调发展”政策，使得旧的体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因为“改”而开始改变了面貌，一个等待崛起的中国正在上升。
“改”了旧的，必须“革”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中国进入了一个“革”当头的新时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率”，“质量就是生命”等口号深入人心。在这个形势下，如何解决发展与历史问题，工业与农业发展，利率与汇率，外汇与人民币联动，进口与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抓重点，突击难点等一系列的“协调发展经济学”政策再次发挥定海神针的功效，保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第二个十年的“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随着“改”与“革”的顺利推进，中国经济迈进了“开”的阶段。如果说中国的头二十年中也开始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但总是显得不够大度，不够大胆，一方面是经验不足，二是囊中羞涩，所以“开”的不充分，其中涉及到制造业，金融业及部分科技行业，一方面喊“开”，大门开了，却还关着二道门、三道门，另一方面却又期望外资的快快进入。特别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的“开”字政策有了真正实质性的变化。而创造这个变化的正是中国一直坚持的与时俱进的“协调发展经济学”，在解决发展与环境，城镇化，产业转型，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等领域，“协调发展经济学”的作用极其显著，帮助中国避免了所担心的经济硬着落，和通货膨胀及金融证券资产市场的泡沫化，促使中国经济顺利融入国际市场和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并成功的建立起自己的微信和崇高的地位。
而第四个十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如何创新，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如何保证可持续发展等国际性重大挑战，中国必须在“开”的基础上，大胆的“放”。由于受国际市场限制，中国在有的领域“开而不放”，或“小开小放”，这种状况大大限制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中国政府连续出台大量的“放”开市场的政策：《外商投资法》出台，负面清单问世，市场准入吸引外资纷纷投资，十多个自贸区相继落地.....最后提出海南特别开发区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把中国的经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继续向前奔跑。尽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全面封堵，但是中国的“协调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它总能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领域引领中国克服困难，带领中国的“改革开放”永不停步。
中国特色的“协调发展经济学”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而且逐步成为其他许多国家的借鉴，为其它地区的经济协调发挥特别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把中国的“协调发展经济学”理念带给了全世界，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对照的样板。
总结和推介并完善中国的“协调发展经济学”十分必要，因为“协调”的核心就是解决“发展”问题。而“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则需要通过“协调”达到“和合”结果。有矛盾，有问题不怕，“协调发展”一定可以解决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就是“协调”好各个积极因素，和经济要素，让它们充分发挥各自功能，达到“发展”了经济的内生动力的目的，成为推动国家内生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阪峰会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一致意见；将协调，合作，稳定做为基调处理两国关系。
“协调”，再次成为世界级的关注词。中国的“协调精神”，“协调文化”，“协调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协调发展经济学”也一定能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最新的政策，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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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