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章百家：七十年来，中国与世界互动发生怎样巨变？未来有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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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如何看待七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央党校教授章百家于7月4日做客“人大重阳名家讲座”，回顾七十年来外交观念变迁，要点与讲座内容如下：
1、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外交方针，其目的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2、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概括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
3、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需要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当时就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初用于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4、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国领导人不再使用“三个世界”划分的提法。
5、1982年，中国实际上已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对外关系格局开始朝向全方位发展。
6、1986年3月，中国政府全面阐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将其概括为十个方面。
7、现在，世界各国在判断形势时，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面对这种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有所调整或改变。
8、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会与守成大国和周边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方之间会有博弈。然而，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也不能仿效过去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
9、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困难时刻，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内部的改革开放相衔接。
章百家：很高兴有机会来人大重阳与大家交流。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七十年来中国外交视野与观念的变化。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此后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外交基本以革命为视角，外交观念带有鲜明的革命性；后一阶段以发展为视角，外交观念既有对前一阶段的继承，也有诸多变化。这个视角与观念的演变过程，展示了中华民族通过革命获得新生之后是怎样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以求相处之道的。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新时代需要新思路，也更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创新离不开历史的积淀。
一、中国革命塑造的基本外交观念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积累起最初的外交经验，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外交观念。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尤其是其初期的探索和实践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紧密联系，并深受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外交观念的影响。这个阶段的外交观念集中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和原则，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割断旧中国屈辱的外交传统，改变半殖民地地位，在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1944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就强调：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中国新人的典型，反对排外与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外交方针，其目的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权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一般一国发生政权更迭之后，原先的建交国只要表示承认新政权，即为两国建交。新中国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就是先谈判后建交。外国与新中国建交，必须承认新中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采取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政权还存在，虽然后来跑到台湾去了。在实际操作中，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印尼等国是未经谈判直接建交的，因为这些国家事先就做了明确的承诺。
（二）独立自主与和平——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
"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就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它们不仅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外交方面的基本诉求和对国际和平的渴望，也凝练地表达出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
新中国的领袖把独立自主看作是外交的基本立场。周恩来说明，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新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是写入《共同纲领》的。周恩来将其归纳为六条方针，在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条之后，又补充了"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三条。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概括新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的基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中印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首先提出。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作为共同倡议，写入中印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其基本内容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需要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当时就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用于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随后，其应用范围扩展到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按照五项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仅是对新型外交关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也是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提炼，使其成为一个新整体，同时也体现新中国外交强调共识、自律与互相约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这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它超越了冷战时代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因此对处理国家间关系具有普适性。当时，它是新中国突破美国遏制、孤立的锐利武器；经过长期考验，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新中国还提出"平等相待"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反映了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共同心声，对塑造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大国主义。
（四）国际统一战线——基本外交策略。
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统一战线划分敌、我、友的分析方法和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一直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周恩来曾说明：外交工作"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开辟外交阵线，"首先要认清敌友"。这显然是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的延续。应该说，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易于使人们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或敌或友的划分去认识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和中国重返联合国，预示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这种观念的影响将逐步下降。
（五）从"两个阵营、一个中国地带"到"三个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战略划分。
从新中国第一阶段的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最后往往被总结成对现实世界的战略划分，这种划分不仅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订，也影响着对外格局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首先提出 "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上世纪60年代，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晚年最后提出"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划分。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划分以国际阶级斗争为基础，而最后一个划分多少以国家的综合实力或发展水平为基础。这种内在的变化似乎预示了中国将从以往的斗争哲学转向发展哲学。党的十二大以后，中国领导人不再使用"三个世界"划分的提法。
（六）战争、和平与革命——冷战时代的困惑。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充满探索和学习，这一过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客观形势：新中国经由革命战争建立，处于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中，周边情势多变。另一方面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点：一是基本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和理解国际问题；二是主张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三是斯大林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于上述因素，新中国基本以现存世界秩序挑战者的姿态行事。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新中国第一阶段的外交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或倾向。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既可以看到主要是为国家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强调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观点。关于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既可以看到主张和平共处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坚决同"帝、修、反"斗争的观点。其结果，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取向日趋激进，直至70 年代初发生戏剧性的转折。
小结：
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中，革命外交是一个成长阶段和特定时代的产物。总的来看，上述六方面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前三个观念直接与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基本外交政策相联系，更为根本，因而也更稳定、影响更深远。后三个观念与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策略相联系，具体变化更多，也不同程度的带有历史局限。这个阶段，新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是：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率先从美苏冷战格局中脱身，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为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了力量。
二、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的演进
上个世纪70 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关系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调整。最初的调整带有"拨乱反正"性质；随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继承以往的基础上又有新的重大发展。这个阶段的外交观念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调整外交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明显调整出现在1982年；其实，这一调整从"文革"结束后就开始了。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外交工作的任务也随之明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为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这基本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部环境。1982年，邓小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谈话，说明中国外交的三条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时，中国实际上已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对外关系格局开始朝向全方位发展。不过，邓小平到1985年才说明。
（二）重新判断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这个大判断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这个新判断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首先，这使中国可以不受干扰地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继而又使得中国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其次，在两极格局解体、苏东发生剧变之时，坚持这一判断使中国能够稳住阵脚、从容应对，在世纪之交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再次，国防与军队建设也据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最后，"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行也得益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总判断。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各方面的进展都离不开和平与发展这个国际大环境。
（三）与改革开放相配合——重新诠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新的诠释，既表明对以往外交基本政策的继承，又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扩展和丰富其内涵。1986年3月，中国政府全面阐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将其概括为十个方面。至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住了考验，外交政策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平等领导人在阐释中国外交政策时进一步强调实行真正的不结盟；韬光养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当头；切实维护本国利益，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不屈从外部压力，按照国情自主决定改革的步骤和速度等等。
（四）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寻求均衡——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
一般地说，中国外交包括四个方面，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和多边关系。不过，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存在诸多不平衡。上世纪80 年代中国外交向全方位发展，至世纪之交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在总体上实现了均衡，处于空前有利的地位。中国外交展现了许多新特点，包括外交事务的内涵明显扩大，加入国际组织和参与国际多边活动日益增多，寻求建立普遍的伙伴关系，并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定期会晤、磋商和对话制度，特别是首脑外交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五）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合作、共赢——以渐进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的极大关注。崛起的中国会不会走大国争霸道路一时成为国际上热议的话题。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中国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将其定位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战略。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加入现存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表明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已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中国虽然认为世界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也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谋求以有序的、合作共赢而非对抗的方式来实现，其结果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小结：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为背景。这个阶段，中国开始以一种发展的、全球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外交观念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这种观念的变化来自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受到政治和经济改革实际需要的推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视野的拓展、观念的改变，与外交政策的调整、对外格局的变动、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交互作用，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总的来看，从改革开放之初至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对原有基本外交观念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强调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奉行真正的不结盟，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根据国情确定改革开放的步骤和领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出现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画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改变了以往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看法，不仅自觉加入其中，也以积极姿态推动其改进，以便更好地保障自身的权益，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三、21世纪中国外交面对新挑战
毫无疑问，21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历史经验表明，在世界出现某种动荡或转变之际，能否准确判断国际大势对于一国的外交应对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我想就两个方面的问题谈些看法：
（一）中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也前所未有地复杂。中国将经历一个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必经阶段。这种趋势起自20世纪90年代，仍将持续较长时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1）世界仍处于两极格局解体后的过渡阶段，同时最近一波全球化退潮使国际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一波全球化以高科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导，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产业链的快速转移、金融风险加大；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加剧；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人口跨国流动在一些地区造成了种族和宗教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世界就有失序的危险。
（2）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内部矛盾和压力增大；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外部压力增大。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相差比较悬殊时，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方面可以形成互补，较易结成合作，而当水平接近之后竞争则不可避免。尤须注意的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和竞争关系不仅存在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我国与不少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处理已经显现的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结构性矛盾、竞争与合作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3）在内外矛盾叠加以及高科技和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外互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处于相对敏感的时期。一方面，中国影响世界、贯彻自己意图的能力和意志增强了；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高度关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交动向，不断评估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预为应对。互动加速可能有利于合作，也可能增加对抗的风险。
（二）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的重要变量——需要改变思维方式、注重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
客观地看，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中外互动的模式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后国内，先分析外部形势再确定自己的政策；现在，世界各国在判断形势时，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政策。面对这种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有所调整或改变。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还要学会纵览世界俯瞰中国；如此，才能对形势和自身地位做出客观评估。同时，制订政策必须具有前瞻性，能准确预估外部世界对我国内部变化和外部行为的反应，多看几步，多做几手准备，谋定而动。
（2）清醒认识中国从新兴大国到成熟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尚需努力实现现代化，完成国家统一，也需要进一步积累大国博弈的经验。同时，中国还有几个特殊之处使其成长道路必然有别于其他大国，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中国为诸多邻国环绕，这种地缘环境在世界大国中仅见。自古以来，中国的经验是"内盛而外王",这在当今仍具重要的借鉴意义。
（3）中国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必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分别长远与现实，尤其要注重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世界已进入多方博弈的新阶段，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竞争与合作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方式展开。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多种不同局面的准备，既要力争可能的最好，又要有底线思维；不仅要有正确的战略和足够的定力，还要有周密细致的外交操作，切忌粗糙。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政策弹性，当出现困难局面时要为转圜留有余地。
（三）面向未来的视野与观念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是对中国外交实力的考验，也为中国展示自己的外交特色提供了时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我国的外交战略作了新的论述，其要点是：（1）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2）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5）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6）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7）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8）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这八点基本体现了中国外交观念的最新发展。其中最值得注意、最具新意的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表明，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困难时刻，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必须注意，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内部的改革开放相衔接。
（四）需要着重思考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一定的冲击，会与守成大国和周边国家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方之间会有博弈。然而，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也不能仿效过去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为此，我最后想提出几个问题，以期引起探讨：
1、新中国七十年外交实践、政策和观念中有哪些可称为特色，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大国外交如何才能与以往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划清界限？中国外交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就必须思考这两个问题。
2、如何化解中国崛起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的冲击？虽然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体制具有特殊性，且体量巨大。要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就需要妥善解决中外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分歧。
3、如何根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求同存异，对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进行提炼，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命运共同体必须有共同价值观作基础，也需要一套制度安排，尽管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如何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摆脱历史悲情、防止自负的大国主义？国民心态关乎国家形象。中华民族站立起来已经70年了，应该能够以一种平和对等的心态和外部世界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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