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概5000字，读完共需8分钟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原文首发，删减版刊于《中国金融》2019年第15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金融现代化的各项事业几乎从零起步，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小到大、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而又不凡的进程。与金融研究相关的政策咨询机构或概称金融智库，也伴随着金融事业的壮大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金融智库也亟待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1950年8月，中国研究金融学规模最大的学术团体“中国金融学会”正式成立，标志着金融智库雏形在中国正式诞生。此后三十多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地方金融学会以及零星的金融研究网络和早期奠基著作。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后改名为“财政金融学院”）教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最早的财政金融学教材《货币信用学》、《财政学讲义》等，不仅奠定了新中国财政金融高等教育的基础，也为后来中国财政金融领域的咨政建言培养了一批顶级人才。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在新中国早期，金融智库的建设与学者咨政的作用并未能充分得到发挥。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中国金融智库渐渐出现。1979年中国金融学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修订章程，制定1980-1985年金融科学研究规划。同年，中国银行组建专门调研机构、也是商业银行最早的金融智库“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198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家最重要的国家级智库均在各自二级机构设置金融研究分支或金融智库板块。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正式成立，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研究生。上百所大学也先后恢复或新建金融学院，越来越多学者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余，投身到中国金融发展的咨政建言中，尤其以“中国经济50人论坛”（1998年）、“中国金融论坛”（2005年）、“中国金融40人论坛”（2008年）相继成立，中国金融学者通过智库型网络平台，致力于前瞻、高端、专业、国际的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极大促进了世纪之交的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事业的大发展。
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了重要批示，并写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后，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六年来，新成立了省级和各大高校校级重点智库超过300家，新成立的自称“智库”机构就更多了。2015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第一次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层面规划与落实智库建设，也是第一次将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高度来看待。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金融事业全面深化改革与更高水平开放的新要求，以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春风，给金融智库带来了重大的时代机遇。中国金融智库发展由此进入了新时代。2014年，在原有经济、金融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成立；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金融实验室整合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并被中央确定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2015年4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成立，成为中国研究网络最广、成员单位规模最大的绿色金融研究与智库机构，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6年9月，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成立，每季度报送重大金融分析报告，成为最活跃的官方金融智库之一。2018年12月，在部分智库的建言推动下，《金融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出台。此间，全国范围内还成立了一大批以金融战略、银行、货币、证券、保险、财富、普惠金融、农村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为名的金融研究机构或智库组织。大量以金融改革、金融机构建设、国际金融形势、微观金融评估、定期金融数据分析等为主题的金融智库研究成果纷纷问世。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于2013年初成立，因建言进一步深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2016年杭州G20峰会而获得飞速发展，并在宏观金融政策、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等领域获得国内外较高的认可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唯一一处提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放在“第七部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第一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内容里。这折射出中央对智库建设与发展方向的深刻要求，也启发我们从金融全球化与大国新博弈的角度思考金融智库的最新现状与长期未来。总体来看，笔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六年中国金融智库发展有如下看法：
第一，中国新增了不少活跃的金融智库，但仍急缺前瞻于国家发展的金融建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动摇了国人对美国金融模式的固有认识，对中国金融发展的思考不再仅局限于欧美国家的框架内。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就国际金融危机做出怎样深刻的反思？中国应该给世界贡献怎样的金融方案与思想贡献？什么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在支付、借贷、融资、保险、信托、消费领域都产生了不少新业态，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新政策？作为当前中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如何才能实现？新时代下的金融如何满足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币国际化该如何处理与美元霸权的关系？如何令资本市场服务于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经济转型升级？这些都是中国金融智库面临的重大研究议题，但中国金融智库提供的思想产品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更鲜有引领中国经济崛起的前瞻性的建言。
第二，中国金融智库主办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活动，但仍缺少全球级的金融智者。中国金融智库近年来非常活跃，与许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合办中外金融对话，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各大城市主办月度、季度的金融分析会，承办规模不一的各类金融名家讲坛，发布不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研究报告等，使金融研究呈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也让过去较为高深晦涩的金融数据与著述走近寻常百姓。然而，面临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金融风险的防范、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各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合作、全球金融形势的稳定与评估、金融政策的协调等等，中国金融的话语权亟需提升，更需要有一呼百应、在国际社会与金融学界有充分号召力的金融智者。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刚发生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提出的以超主权货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思想，引起了全球关注。类似这样案例当下实在是太少了。
第三，中国出现了一些享誉全球的金融智库学者，但中国金融智库仍需打造更大的全球号召力与思想品牌力。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朱民、担任过国际商会(ICC)执董的张燕玲等，都在国内外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中国金融智库仍未形成具有强大思想印记的思想品牌标识，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多次授予金融学者，却从未重点青睐哪怕是关注中国学界，全球前沿的金融新思想均发源于欧美国家，中国智库还缺少诸如《反脆弱性》、《非对称性风险》、《21世纪资本论》、“财政悬崖”、“灰犀牛”等大量名著或新概念来支持思想品牌，在每年达沃斯年会等重大平台上发布的金融与经济形势思想还鲜有中国智库的身影。相对之下，中国金融学者的社会美誉度仍还不够，对时代变迁的深刻洞察力与总结力仍不太高。国内舆论仍流行着较浓烈的金融阴谋论逻辑，中国公民的金融理性仍未得到充分的培养。
第四，中央部委、各级政府与金融智库频繁互动，但智库在政策过程的良性传导机制中的定位与作用仍需要拓展。一个良性的政策传导进程包括前端的形势分析、宏观建议，中端的政策讨论、策略推演，后端的社会传播、效果反馈、执行修正等，智库均应在每个环节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就当下的金融政策而言，中国的金融智库仍只是在前端发力，重于形势评估与数据分析，中端环节往往限于政府内部与极少数的智库学者，无法揉入足够多的精英智慧，而后端的社会传播与效果反馈则往往被大众舆论所牵引。以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受到极大争议的“熔断”制度为例，草率出台又草率收回，极大地伤害了市场的信心。倘若在此前有足够精准的金融智库与研究精英的投入与参与，可能不会有那么消极的后果。
当然，金融智库肯定不是完美无缺的研究产品创造者，也不可能是一国金融事业大发展的完全主导者。在政策制订者与行业从业者之间，金融智库的作用如何发挥始终仍是一个议而未定的问题。但是，优质金融思想的更多产生和传播，对一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当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金融智库的发展道路仍很漫长。早在5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就有文字记载了跨期借贷的记录，说明金融历史之久远。俾斯麦曾讲，他从银行家那里得到的信息要比从外交官的报告更准确、更及时，说明金融影响之重要。然而，19世纪下半叶，现代金融业（包括保险、证券、商业银行）才逐渐在西方兴起。20世纪中叶，现代金融学科产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又改变了许多人对以华尔街为中心的西方金融发展模式的看法。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首次提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由此看，金融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历史，近百年来的金融学科进程，以及近十年来的金融反思，为中国金融智库如何“特色发展”、“弯道超车”提供新的启示。
中国金融智库应聚焦中国本土实践，善于从中国文化、社会、习俗以及政治特性的角度重新解释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回应包括米什金（Mishkin）、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道格拉斯·盖尔(Douglas Gale)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金融反例说”，重新诠释过去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演变的历程与逻辑，厘清金融在中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剖析中国金融体系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异及相似之处。讲好中国金融故事，本身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金融智库应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对目前存在的债务、房地产、资管产品等存在的巨大风险隐患进行全景扫描，结合中国特色的政治架构、税收制度、监管体系、法律制度、新闻媒体、文化渊源甚至信仰习惯提出可行的金融建言与解决方案，让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资产的证券化真正成为经济增长与稳定的重要能力，更让中国金融真正促进社会平等、消除贫困、保障民生、健全法治，最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金融智库应瞄准全球未来趋势，对存量资源调整、风险流动和财富分享机制等三大提升金融市场深厚生命力与竞争力的动力源做长远的推演与评估，找到中国未来防范金融风险、助推中国金融更高水平开放的解决办法，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中提升中国金融话语权，打通知识界、行业界与监管界的信息不对称，还需要在人才培养、制度变革做足建言文章，真正使中国金融为未来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智慧。
综观美国、英国、日本的历史，任何一个经济体从小到大的迅速成长过程中，无不体现着金融这个存量资源配置和风险配置平台的重要作用。经过70年发展，中国已成为金融大国，但通往金融强国之路仍布满荆棘，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陡增的大背景下，如何尽快帮助决策层解决包括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够成熟、金融乱象和金融腐败等时有发生的问题，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推动金融开放、深化金融改革、强化金融合作、完善全球治理，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支撑大国持续崛起的思想，对此，中国金融智库须有所作为，且正当其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