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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加。而2019年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年贡献率达到40%。当下，如何从世界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对外关系？10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做客“人大重阳名家讲坛之新中国70年” 系列讲座第四讲，就“新中国和世界经济70年”为主题畅谈。以下为讲座实录：
翟东升“新中国和世界经济70年”（视频制作：朱宝宝）
1. 3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1979年；第二个30年，是1979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第三个30年，从后金融危机时代开始的30年。
2. 前30年我们是革命的态度，要打破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979年开始的后三十年，我们选择的是融入。
3. 中国前30年学了苏联，后30年学了美国，但我们今天的中国是新一代，是融合了两者各自最强基因的新物种。苏联、美国和新时代中国的关系，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新三十年的关系，是同构的，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是正题、反题与合题的关系。
4. 要塑造一个中国梦，什么叫中国梦？不仅是我们中国人做中国梦，而是当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开始做中国梦的时候，才真正实现了中国梦。
5. 中国应该主动掌握节奏，有节奏地去美国化。
6. 公共部门薄弱才叫发展中国家。“大政府、小社会”是发达国家的标配。
为什么要提出三个“三十”年？具体来讲，第一个30年是1949-1979年，其特点是社会革命和继续革命；第二个30年是1979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从中国内部来看，应该到2012年，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30年；第三个30年，则是从后金融危机时代或者从十八大开始至今，总体来看，这个新的时代会持续至少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有两大动力源，一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延续；二是受到外部战略格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约束。那么，从这两方面动力源为基础分析三个三十年的特点。
中国与世界经济在不同时期都烙下时代的印记：“冷战”是第一个30年（1949-1978年）的时代主题，这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全球化”是第二个30年（1978-2008年）的时代主题，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对世界产生显著的影响；“逆全球化”是后危机时代的主题，是美国对其推行的全球化重新调整。在历史发展中，对于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第一个30年，左翼革命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结构主义是这个时期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发达国家，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要干预市场，强调政府财政的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强调结构主义，处理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在1979-2008年这第二个30年中，整个社会思潮向右翼滑动，强调开放，自由竞争，减少管制和低税收；在第三个30年开始，民粹主义复苏，全球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党派执掌政府，此时强调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调控和再分配。新中国建立以来实施的五年计划是这个时期成功的典范，经过统计和案例分析，这些年来中国实施的历次五年计划约90%的目标都已经实现。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派专家来中国学习如何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总结三个30年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发现每个时期都具有其特点：在最初的30年里，经济运行的特点是财富分配较平均、经济增速快、债务率下降，但是通胀率在此时走高。世界各国总债务率尤其是政府债务率是下降的，他们不愿意欠人钱，背后的原因是金本位，那个时代通胀率是持续走高的，它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因素。到1979年也就是第二个3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化发展，此时婴儿潮一代人成为社会中坚，且世界经济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也使得贫富分化问题凸显。1971年之后制约债务率的金本位制被废除，各国政府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债务率持续走高，同时债务的不断货币化也助推了债务水平持续高起。后危机时代之后，整个世界处在通缩的状态，经济增长如“方便面”一般无力。负利率也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意味着存进银行或者放贷出去的钱，不仅得不到利息，还需要缴纳一定的“保管费”。再对比下各个时代的主导性武器技术和战略安全逻辑。1949-1978年全球的战略安全逻辑是谁拥有核导弹谁就是大国。当时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核武器恐怖平衡构成时代基本特征；第二个大时代1979-2009年的特点是智能武器的精准打击，美国武器智能化、信息化，开始甩开苏联和其它大国一家独霸；第三个大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有精准打击，别的国家也开始有精准打击，在人工智能、太空军事化、基因武器开始强大。尤其中国等新兴大国，一个多极化的时代到来。第一个30年我们主要学的是苏联。在此期间，大批苏联专家受邀来中国支持经济建设，这其中有156项军工、重工业项目；第二个30年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30年，在这个时期，我们主要学习的对象是美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发展，实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第三个30年之后，我们学习谁？在目前来看，学习欧洲是比较合适的。欧洲的做法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第二国际后来衍生出来的，比较强调居民的福利、劳工的福利、劳动者权益、绿色环保、多边主义等等。欧洲的“道”有它的合理性。当然，对于欧洲体制的错误我们要进行批判和鉴别，我们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心态。1949-1978年，即第一个30年，我们从苏联学到了计划经济、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并将之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形式。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打开国门学习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我们把其成功的经验引进来，结合现实国情，设立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开放市场，加入WTO、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等等，取得了巨大成功。新时代以来，混合资本是中国经济中的主流。此时，国有资本继续做大、做强、做优，民营资本更具有活力，引入的外资也继续完善中国的资本结构。此时世界处于逆全球化时代，而我们仍然要继续开放市场、招商引资。当然，在这个时期，我国对待外资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择优而选。前30年我们是革命的态度，要打破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1979年开始，我们选择的是融入。所以，1979年之后，中国这个革命者开始换了一个策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里不断吸取能量和成长，我们的GDP目前还是美国的67%左右。其实GDP计算和比较有很大的问题，在全球计算GDP时，把不可贸易品都算在里面的，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是可贸易品。应该只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可贸易部门的每年财富增加值到底谁大谁小。如果比较贸易部门，我们早已超过美国。2009年之后的新时代，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是重塑和引领。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执政合法性的核心逻辑是“只有中国才能救中国”，关键在于“救”。在大国争霸的时代，强敌环伺的冷战背景之下，这个“救”字的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970年后，中国已经是核武器大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经济发展成为核心命题。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成为当时的政治表述。2012年以后，中国人民已经不再贫穷，此时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等诉求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不同地区的诉求也不一样。这时候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提出新的论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国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概念包罗万象，也正符合当今社会的多元化状态。第一个30年倚重的主要是工农；第二个30年主要是国际化精英；而第三个30年主要依赖中产阶级。目前，中国需要做大做强其中产阶级的实力。至于如何定义中产阶级，近期一项报告指出，如果家中有汽车，在同一个城市里就是中产阶级。以上总结了三个30年的分段，又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总结对比。这三个30年，尤其前两个30年，前30年人们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所作为；后30年人们说重要的是市场自由，政府要减少干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许多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它是完全可以统一的。通俗来讲，这就是公共产品同私人产品的映射关系。在此，我提供一个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框架来阐释并融合这两个三十年。首先，我们需要解答一个问题，经济繁荣到底从何而来，是源于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表面来看，财富的创造、分配和消费大多数体现在私人部门。但本质上，若离开了公共产品的支撑，正常的经济活动是无法进行的，如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活动几乎无从进行，更谈不上财富的积累，原因在于缺乏最基本的安全和秩序这一公共产品。越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需要越昂贵、越高级的公共产品来支撑。因此，我的观点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是由公共产品作为本体而“投影”出来，如同小孔成像的原理。从社会安全与秩序，到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市场准入，再到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是一国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在私营部门投影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从而带来财富与繁荣。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是否意味着国家政府与民营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所谓的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映射关系，政府首先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存在使得私人部门的各类经济活动得以可能（enabling），其实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
如图所示，一个国家要繁荣，则需要两个条件：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撑力度强（即底边长），同时要求交点的位置要低，这个点指的是一国综合税点，其位置是公私之间的财富分配比例，即一国公共部门需要汲取多大比例的国民财富（税点高低）来维持其公共产品（底边长度）。税点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整体效率，也取决于债务结构和货币主权。中国经过70年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经济成就。这里就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重点关注。70年的发展，中国是以“学生”的身份先学习苏联，打造了初步的经济基础，后来又学习美国，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苏美都是中国的“老师”。回顾这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时期，中国符合一个结构性特征，这在政治经济学中称为“较小威胁特征”，即当中国被认定为较小的威胁时，就拥有了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对外政策与印度的差异在于：中国乐于在两大阵营中选边站，而印度“骑墙”，实践证明中国的战略更高明。建国之初，当时由于政治、地理等多方面因素，中国的实力不足以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我们一定要选边站，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国家，因此首选是苏联，所以毛泽东做出“一边倒”决策。但是1960年代末，也恰恰是毛泽东同志开启了转向美国的战略决策，直到1979年小平同志完成了这一战略转向。全球主流国家治理模式，从美苏之间的体制冲突向中国体制的演进，可以用“代际更替论”解释。中国前30年学了苏联，后30年学了美国。前30年学习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公共部门，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基础。后面30年学习了美国塑造了一个繁荣的市场部门。因此，中国从苏美两国吸取精华，发展出符合自己特点也符合时代趋势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模式，比历史上的两个超级大国更具有活力和制度优越性。从意识形态上讲，苏联和美国表面上看起来势不两立，但其实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即大众政治时代的产物，什么是大众政治时代？就是由于知识的普及，大众都要参与政治，导致千百年来王公贵族垄断政治社会事务的时代一去不返。苏联和美国分别代表大众政治的两种国家治理模式，其差异是：苏联自上而下塑造共识，而美国分为左右两翼在营造共识；其共同点是两国的政治观念在大众中都是正态分布。然而，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人们自己寻找和选择感兴趣的信息源，而很难再被精英们把持的舆论机器所控制，导致原有的社会共识崩塌，因此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的政治体制都已经过时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时代的中国正在探索这种新型治理模式。在美国，尤其是精英阶层，奥巴马、特朗普总统都认为中国是搭便车者，这个说法对不对？当然，这是错误的。首先，中国的确是全球化班车上最大、最成功的乘客，离开了这趟全球化班车，我们过去30-40年的快速工业化成功、市场化成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他认为我们搭便车，不愿意付钱，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是错误的。
我们的确靠全球化挣得盆满钵满，但其实我们也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购买了昂贵的车票。这里面存在三角的资本循环，美国把资本输送给欧、日、韩、台、港，这些地方把制造业搬到中国，中国把外汇储备放回美国。其中存在巨大的利差，使得很多利润流向了华尔街。首先，美国是全球的铸币者，他提供信用把货币以金融投资方式，包括股权投资、对冲基金、债权基金，投放到世界各地，一般来讲是有美军驻扎的地方。然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主动的融入全球化工业生产之中。通过税收减免、工资福利等招商引资的条件，使得工厂进驻中国，使得中国的工业基础继续扩大和坚实。当然，在工厂进入中国之后，使用美元投资、通过外汇兑换而使用人民币在境内经营，而相应的美元则在外汇管理局里进行统一管理。最后，中国通过外汇管理局储备的外汇资金进行对国外的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购买了美国国债，最终形成了一个资本货币的三角循环。 在这个过程之中，外资从中国获得10%-15%的年复合收益率，而中国外汇储备从美国国债中所获的利率目前则只有2.5%左右。根据研究测算，最高峰的时候中国每年补贴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约4000亿美元的净利润。这庞大的利差则是我们搭上这趟美式全球化列车的车票，价格不菲。既然说到了全球化，这里则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为什么1979年英美要带头搞全球化？第二，为什么2016年起英美带头搞逆全球化？首先，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1979年英美要带头搞全球化？背后有多个原因：金本位制结束了，铸币国的欠债实际上不用再还；当时的背景是高通胀；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技术进步、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为什么2016年起英美带头搞逆全球化？从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全球化指数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顶峰之后便开始下行。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通胀或者世界通胀已经到了将近零的位置甚至负利率的状态，搞逆全球化对债务缠身的西方有大利而弊端较小。第二，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内部民主与自由反目。美英白人蓝领群体30年来工资没涨过，30年前他们就是人均3-7万美元左右的年收入，到今天还是3-7万美元。名义收入没变，但是物价、房价、股价大幅上涨，失业率也上升了，在美国很残酷，失业之后你就无法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所以这个群体支持英国脱欧、选择特朗普当总统，支持跟中国脱钩。中美关系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具体来说， 2010年7月，河内会议开始，美国就下定决心把中国视为对手。由于美国是多种族国家，内生的分裂属性使其要不断地寻找意识形态敌人来强化内部认同。首先，冬天来了应该准备棉衣，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夏天而拒绝冬天的到来。英美的逆全球化有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机理，也有历史运行的内在节奏，我们必须顺势而为，而不是刻舟求剑。应多读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而不是迷信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教条。其次，成长的本质其实就是不断的分离，中国的成长也是一个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汲取养分然后不断分离的过程。西方市场由于人口老化和政治极化而不再像此前那样愿意持续购买我们的商品，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必须寻找更加可靠、规模更大的市场。未来的增量市场有两个：一个是国内4亿规模且继续扩大的中产阶级，另一个是四十亿“一带一路”沿线年轻人。过去我们向美、日、欧的十亿人出口，并将所得盈余变为对他们的债权；未来我们向发展中世界的四十亿人提供信贷和投资以便他们有钱购买我们的商品，这种盈余将转变为对这四十亿年轻人的债权。这两种债权都会导致全球性的失衡与泡沫，因为前者没有打算还钱，后者多数还不起。但是，这两种债权及其背后的泡沫存在重大区别，因为债权的定价货币将从美元欧元变成人民币，全球经济周期的主导权将因此而出现重大转移。其三，总体来说，贸易战的冲击并不可怕，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远远小于十年前。中国从美国获得的贸易盈余其实并不能留在国内，而是主要由外资加工贸易所创造，通过零部件购买和利润汇出回到了境外，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真实依赖程度远远小于表面数据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本土消费市场的规模现在也正在超过美国，我们的财政实力也正在迅速上升。如果我们选择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强势，我们的经济规模和本土市场就可以迅速超过美国。
反过来看，假如我们选择继续围绕美国市场、美国技术和美元储备来建设中国经济，那么中国经济超过美国可能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中国生产的商品、美国生产的是货币信用，实体商品生产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虚拟信用生产的速度。正如图表所示，此前的挑战者，苏联、日本、欧盟，其经济规模都无法真正超越美国，从全球市场结构来看这是有内在原因的。
所以继续呆在美元体系之下，各大经济体规模都是难以超越美国的，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主张，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逐步脱离美国美元体系。对中国来说，如果我们选择汇率保持强势，那么我们的经济规模就可以迅速超过美国。结合数据和全球格局，主动与美国脱钩应该是必要的过程。有不少人迷信美国，害怕贸易战，害怕脱钩，主要是因为不理解全球现代货币体系的内在原理和结构，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因为个人和家庭利益被“美式全球化”套牢了。从古罗马的先例来看，臣服和依附于罗马的民族在短期内都获得了和平、安全与繁荣，但是在百年内都被罗马消化了，不仅是因为内政被操纵，而且各族的王公贵族都以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罗马人为荣。如果我们继续依附于美帝国体系中，如同温水锅中的青蛙，一般满足于经贸上的一点蝇头小利，那么长期看不但难保政权和制度，甚至难保自身文明的延续，遑论复兴了。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贸易战相当于是一个及时的“叫早服务（morning call）”，把我们从新自由主义的迷梦中叫醒了。
最后，我要讲的是“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为什么要建设“一带一路”？许多人说我们缺资源，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如果冲着资源去，最终我们很可能与当年殖民者干的事情一样。马克思主义说财富的源头是人而不是物。其实，人口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人之宝贵，不仅仅是作为劳动者、生产者、创造者，还在于他（她）作为真正的消费者。
这是本人研究得出来的数据，横轴是从新生儿到百岁老人的年龄，纵轴相应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我们可以看出，新踏上社会的年轻人大大少于前两代人，而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规模非常巨大。这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充足的回旋空间。近年来，虽然二胎政策已经放开，但是生育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由于生命力和欲望的自然萎缩。老年人消费乏力，真正的消费主力是青年和中年这两个群体。因此，中国的巨大产能和持续增长，需要寻找更大规模的年轻群体，并赋予他们以购买力。
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国家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37.1岁，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多数还很年轻。另外一张图更直接的反应世界的年龄结构。
所以，通过把中国的一部分储蓄从美欧的低息甚至负利率国债中分流一部分到这些年轻的国度中，“一带一路”将创造新的全球市场增长空间，并使全球70亿人之间更加平等。近 期 推 出
今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梳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历史变革，剖析辉煌成就背后的内在逻辑，展望未来发展之路，人大重阳与环球网合作举办“新中国70年”主题系列讲座，敬请关注。70年系列讲座之六
70年系列讲座之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