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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网、《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社联合承办的“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日报总编辑周树春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不久前，被广为转发一个短视频，是一个美国女记者做的关于世界各地抗议事件的节目，应该是个自媒体，她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在此类的事件中，搞这种活动的人，究竟是protesters 还是rioters，抗议示威者还是暴乱暴徒，完全取决于“地点”，就是她说的“It’s all about location”。
我讲这个事例的意思是，这个决定是暴乱还是示威的“地点”标准，背后实际是“制度”标准。正如这位记者讲的：“凡是反对美国所不喜欢的政府的，在媒体舆论中都得到英雄的礼遇”。
所以，跟中国有关的各种情况，因为不是他喜欢的制度，并且同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也不同，都会自动地先验地贴上“另类”的标签。因为制度差异，西方舆论对中国从来都是充满偏见的，这并不是什么新情况，但是因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个问题就比以往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所以，要确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制度话语，一方面，这个问题比过去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紧迫；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现在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条件和基础。印象中，皮尤中心的调查连续几年的一个结论是，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以及政府施政的认可度在各国中是高的，高于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一个比较新的调查显示，各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进一步趋于分化。这个情况怎么解读？我理解，核心和关键都在于“制度”。两点判断供参考。第一，我们近年来讲的“制度自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国内来说，若干年前，在“道路”和“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存在迷惘、模糊认识甚至争议，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和信心。从外部来讲，作为一种反射的认识，以我们从事的国际传播经验来说，过去几十年，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基本是一种“垮台论”和“威胁论”的交替循环。我的印象是，过去他们讲“垮台”是当真的，就是真的认为中国会垮台；讲威胁比较牵强，实际心里并不是真有多害怕。但现在不同了，讲垮台，即使有人还在讲还想讲，也基本讲不大起来；但讲威胁，是真的很焦虑。如果解读的话，就是默认，中国的这个制度，不仅垮不了，而且还非常有竞争力。如果客观上存在着某种制度竞争，中国的制度实际是赢家。第二，我们一直讲的构建话语体系的问题需要进入一个新阶段。最近分别同两个外交官交流。一个是中国外交官，他说，什么叫“强起来”，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就是不挨骂了，就是在基本解决“挨打”问题、“挨饿”问题后，要解决“挨骂”问题。一个是外国外交官，他说，中国现在的确很强大了，但你们的“软实力”还不强。解读一下的话，核心问题也还是“制度”问题。“挨骂”的背后，针对的就是制度，软实力的核心也在于制度。现在骂中国，骂什么呢？中国有什么做得不好或者不如别人好？说来说去，一些人就总还是想在“制度”上做文章。出于一种“制度优越感”，在一定意义上，一些西方舆论在制约中国上，是想把“制度话语”问题变成一招致胜的话术，好像一讲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他们就能想当然地天然地占据道德高地和话语制高点，因为你是这个制度，所以不管你干什么、怎么干，反正都是错的。如果说，在没有发展起来的过去，我们还不够理直气壮，那么，在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和条件把“发展优势”更好地转变为“话语自信”，核心和关键，就在于确立一种能够面向世界的制度话语。反过来说，如果不能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话语”，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如何确立？这当然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命题，也必然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四中全会把“中国奇迹”概括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确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制度话语，就是揭示中国“发展成功”背后必然的“制度成功”。以前有学者用“总是做对了什么”来概括或解释中国的发展。现在，需要更深入地总结。具体怎么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要义是把我们业已确立的“制度自信”，变成一种能够说到世界上去的“制度话语”，我理解，这应该是“以我为主”与“融通中外”的统一；也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首先，是不是在三个维度上做好“话语功课”。一是从以“发展”为重心的战略导向，阐释中国制度。制度问题讨论，就其本质，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国家和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我们同西方在意识形态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存在根本不同，不可能完全讲到一起去。但是，面向世界的话语必须在世界上得到一定的认同，需要体现内在的逻辑力量。从融通中外的角度，确立制度话语，实际也是显示制度的正义性与所谓“合法性”的问题。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问题上，西方实际一直是把“西式民主制度何以可能”作为目标和标准的。在这个理论陷阱和话语陷阱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就永远没有制度进步可言。我们要构建的逻辑是，问题在于，制度本身不是根本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同志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在这样的政治哲学中，中国实行的制度，要能够解决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当然，在实践中，特别是新时代，这个发展是新发展理念引领的发展。可以说，同西方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标准相对比，中国制度文明进步的指向是“发展何以可能”这个首要命题。前面提到的那位外国外交官，交流中我问他，你怎么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这是把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调动起来发展国家的制度条件。香港《亚洲周刊》前不久刊登一篇文章，原题是：“中国发展主义vs美国式内耗”，说：时间是最好的考验，当美国陷入历史上最尖锐撕裂的时候，中国以不断做大蛋糕化解各种矛盾。如果用美国总统选举惯用的问题：“你比四年前更好吗？”中国绝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正面的；在美国，大部分人的答案是负面的。“发展主义”还是一个西方概念，但中国的制度带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就从根本上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正义性。
二是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定向，阐释中国制度。我注意到，英国保守党领袖约翰逊，在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在唐宁街10号前演讲以及讲坛的标志性口号是“People’s Government”，“人民政府”。这听上去挺像上世纪末工党领袖布莱尔的口号，但更会让我们产生联想的是，新中国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是毛主席讲的“中央人民政府”。不论是约翰逊还是布莱尔，打出“人民政府”或“人民政党”的旗帜，肯定觉得这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正义的口号。那如果比较一下，谁更是“人民政府”呢？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个是事实也就是经验的层面。一个政府、一种制度，你给人民带来了什么。皮尤中心把美国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收入在全国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到两倍的一个区间，一些城市3.9万美元以上可以列入中产阶级，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229个大都市区中有200多个出现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的情况。就是中产大幅缩水，有些地方甚至“消失不见”。再看中国，我们的有些人口也在消失，那是贫困人口。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对我说，“减贫”是最好的中国故事。把中国的“减贫故事”讲好，就能有效瓦解关于中国制度的各种偏见和误解。记得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中产家庭基本就是这个水平。几十年过去，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不是下降了的话。当然，美国GDP在增长，所以皮尤认为，是因为两极分化更严重，以至于大部分人没有享受经济增长。看看中国，几十年前一个中国家庭的收入是什么水平，现在什么水平，虽然也存在城乡差距、区域差别、行业差别等，但是不是人民作为整体都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个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人民的，还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深刻的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变化，包括个体尊严和权益的保护，包括生活的选择权，也包括政治参与，实际是不断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个层面是逻辑的层面。其中最实质的是要讲清楚这个制度中的党和人民之间的政治逻辑关系，也是人民地位的制度逻辑。今年我们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报道。这个“初心”“使命”怎么跟外国人说清楚呢？从制度文明的角度说，这实际就是讲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执政党在这个制度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这个制度的初始设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土壤中生长的中国共产党，它因为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而生、而长，它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这个“初心”和“使命”是与生俱来的，也必须始终保持，所以就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严格地讲，这不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要求，而是一种制度的规定性。不是这样，党就没有执政基础、执政地位可言，就成为苏共。所以，就制度设计而言，巩固党自己的执政基础或者说实现长期执政，与为人民谋福祉，是同一个问题。同时，不仅是“为了人民”，还必须“依靠人民”，因为，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当家作主是人民福祉的题中应有之意。刚才说到的那位美国学者还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或国家领导人把一个确定的减贫目标作为自己的政治宣示。实际，也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做到以民族利益和命运为己任。这也是制度决定的。
三是从以“创新”为核心的建设取向，阐释中国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借用这个句式，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实现了最大的制度进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发展奇迹”，但更根本的，中国这几十年发展是人类制度史上规模最大、意义最深刻也最深远的创新实践。没有制度创新，一切变革和进步无从谈起。对不了解特别是没有来过中国的人，谈到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头脑中存在和出现的成见，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的特定形象，封闭、僵化、落后，不开化。今天的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是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制度创新大国。这首先体现在“实践精神”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这么一句朴实无华的大白话，中国在制度创新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走到今天。这个“真理标准”，细想想，除了中国有哪个国家还有、还能做到？二是“学习精神”。总书记讲，中国做学习大国。过去几十年我们就是敞开胸襟向世界学习，包括制度建设，中国制度有优越性，很重要一点是吸收了人类制度文明一切有益经验，可以说是一种“集大成”。三是“改革精神”。同样是一句我们挂在嘴边的话，“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环顾世界，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所有体制机制障碍的破除，都是改革，也带来制度进步。当今世界，哪个西方国家有这个勇气去推行改革、创新制度？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文明。今天，中国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根本上，也是制度使然。四中全会后，我们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是，让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从今天的论题出发，可以说，我们几十年的历史性成就，来自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奋斗，也来自于治理效能，根源在于制度优势，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世所公认的治理效能及其背后的制度优势，有效地转化为制度话语，以此作为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这应该是媒体和智库的共同责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