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刘元春：全球经济凛冬已至，中国经济逆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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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19年12月）上的发言实录，转自12月23日微信公众号“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先向大家分享两则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的部分测算，特别是关于2020年增长目标的建议及测算方法，得到了决策层重要领导的肯定，论坛的估算跟决策层内部的核算基本上是一致的。具体来说，论坛年度报告谈到了不要被6%所绑架，即经过核算体系的调整，明年GDP增速只要在4%以上就能够保证全面小康“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论坛进行了细致测算，建议将5.5%-6%作为明年增长的一个目标区间。目前来看，他们认为论坛报告对于增长目标，包括今年的数据测算都比较准确。
第二个好消息。最近国家对于25家高端智库进行了全面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获得了最优奖。在25家里，人大国发院名列第一档（共计7家）。有些智库是很庞大的体系，而人大国发院是高校中唯一一家入选优秀档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国发院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每个季度、每个月度都会发布大量的咨政报告，报告首先通过内参途径上报，然后再对全社会进行公开发布。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言
在进一步阐述我的看法之前，我先讲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目前全球宏观形势是处于冬季的，在冬季就一定不要想象夏天的景象，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谈？在这样的一种转折时期，在这样的一种超级时代，我们一定要有中长周期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霸权周期的新开启端，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这种超级霸权周期开启的象征。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也是创新周期、技术革命周期的一个新的开启点。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研究团队对于技术革命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是我们目前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ITC技术革命向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延续期和孕育期。这样的一个延续期和孕育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是技术革命带来的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达到极点。而金融危机往往是各阶层力量对比、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重构的标志性号角。
因此，我们都能看到，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全球的利益版图出现前所未有的碰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超级周期的开启期。在这个开启期，经济领域往往会体现出什么？第一，逆全球化。第二，长期停滞。很多人在2012年、2013年运用现实参数验证1937年汉斯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并得到了一定的证明。
从国内层面来看，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是大变局的核心力量。然而，我们在这个崛起过程中，依然会遭遇许多逆风的影响。
第一，人口红利的衰竭。从简单的数据来看，我们今年老年人口增加了500万以上，而新生儿的增长量减少了200万，人口问题很严重。目前，我们每年工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0.3个百分点，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金的时候，制造业的占比已经出现了过早过快的回落。
第二，我们的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开始衰竭，这种趋势性、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决定了这几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至6%左右。
那么，怎么熬过冬天？
第一要决就是要充分享受冬天里的阳光。我们要认识到增速在6.2%是还不错的，为什么？印度当前的增速是5.2%，三季度才4.7%。巴西才1.2%，俄罗斯才1.2%，最糟糕的金砖国家南非增速仅有0.2%。这么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已经是世界宏观冬天里的一个亮点，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阳光”。
第二个要诀，我们要取暖，但不要乱折腾。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说法是“2020，逆风而行，但我们不悲观”。为什么？报告中提炼了“十大亮点”，充分展现了明年经济的积极因素。比如，我们提到了一些短周期力量的逆转，比如库存周期。投资很重要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民企投资高度依赖于国企投资。国企投资在去年年底触底之后，今年已经回升，民企投资在约半年后进行跟进，表现就是近期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有观点认为，我们一定要全面激发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但我认为，一代人信心的激发，有时需要的是一些根本性政策的把握，有时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冬天是漫长的。因此，政策要遵循一种渐进主义。
最近，欧盟，特别是欧洲中央银行在进行全面反思，反思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欧洲的货币政策过于极端，导致几乎没有剩余空间，结果就是重返非常态货币政策依然对于企业行为没有根本性的刺激。所以，我们的一些投资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它有过大的变化。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19年12月）现场图
当然，除了周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些制度红利的出现。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力度加大，政治生态实现了进化。在“精英阶层”，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精英阶层”，许多从前当政的贪官污吏和不作为的官员都已经慢慢被筛选淘汰掉了，而十九大以后重新布局的这批干部，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又用新思想进行了武装，想干事、真正要干事的新生代开始冒尖了。我们感觉新一轮的吏治整顿基本到位，他们也要开始有所作为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四中全会就此进行了很多的布局。当然，我们并不能期望当前的新生代具有像当年改革开放时那种积蓄了十几年的力量多快好省的往前冲的能量，因为我们的制度体系已经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了，要在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像从前规则缺位时，怎么闯都叫创新，因此，这方面我们要适当降低期望。总体来说，分析最近这几年的宏观经济要有一个哲学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怎么度过这样一个“冬天”。
最近的经济工作会议谈到了政策的动态平衡，孕育着很多政策哲学的转变。比如稳增长，到底是以稳投资还是稳消费，抑或是稳外需为主体？“稳”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从动态平衡的角度考虑，以稳投资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稳投资的落脚点在短期是需求，在中期是供给，同时也是债务。稳投资在短期、中期、长期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稳投资对于我们的总供给、总需求在动态路径上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握的。
第二个要把握的是什么？不同的投资在这种动态路径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我们现在让国有企业加足马力全面上项目，那今年的确把投资和经济稳住了，那明年会怎么样？到了后年，这将会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短期的稳投资、稳增长带来的将是更加严峻的产能过剩、更加严峻的工业萧条、更加严峻的潜在产出增速的断崖式下降。所以，稳投资的一个重点是不要让某些产能过剩的、效率低下的部门和主体贸然地加杠杆，贸然地上项目。
那么，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来进行投资会不会好一点呢？当然会好一点，比如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基建方面进行努力，然而，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在整体宏观层面必须要跨期匹配。我们修的路，不仅是供我们这一辈人开车用的，还是供下一辈的人开车用的，还要供我们孙子辈的人开车用。如果贸然扩大基建支出，会出现什么问题？现金流将不可覆盖，财务不可持续，动态效率很糟糕，也就是说存在过度基建的风险。过度基建判断的重要标准是什么？第一，跨期现金流能不能覆盖；第二，债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经过投入产出、设备效益的深层次评估来进行分析。比如，我们在一些生态功能区修很多的高速公路，不仅不产生功能增进型的效应，反而弱化了这些功能。
因此，即使是补短板、强弱项，这个短板也要在动态效率上、动态财务上具有平衡性，要通过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项目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综合的评估。当然，民企投资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从跨期的角度而言，一个动态合一的投资增速可能处于6%-8%的水平，而非通行的10%以上、重返10%以上的观点。因此，动态平衡意味着我们在投资方面不仅要在增速上有所约束，而且要在结构上做重大调整。我们要扩消费，而扩消费的立足点必须要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做文章，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真正好的消费政策，要从税收向消费端进行扩张，收入分配要从强政府富企业向穷居民端进行扩展。
2020年将是决胜全面小康的“政策红利年”，这将是明年最大的亮点。大家一定会感受到明年全面小康的政策红利在这种基础性消费能力的支撑上的体现。
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关于我们民族复兴新征程的新规划的指引下，我们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道路。
在历史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里，还没有过中国这种上十亿人口体量的超级大国。即使是一亿人口的大国，在二战后也没几个。尽管我们常说“日本奇迹”，但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很富裕了，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跟我们讨论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里超亿人口大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案例目前还没有。
关于收入分配。第一，四中全会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各个部门近期已经对落实四中全会各项任务进行了全面分解。经济工作会议里专门有一点把落实四中全会各项改革任务作为2020年的一个重点。各项任务中，经济方面有六个点，而收入分配又是我们已经写入基本经济制度里的。
第二，明年是“全面小康”年，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求全面小康年一定要使民众有获得感。因此，我们要对中央这方面的重大布局有信心。一方面将会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另一方面，将会为全面小康，全面脱贫进行一系列的短期举措。2018年底，我们的农村贫困率还在1.7%，我们的贫困人口还有一千多万，而明年要全部扫光，就要求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和扶持力度。当然，明年又是“十四五”的规划年，布局“十四五”，当前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使收入倍增。“十四五”是不是会对此进行明确呢？我认为，在2020到2035年这15年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关键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以及它收入的倍增。
2020年是“政策红利年”，是我们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十四五”的布局之年，是我们第一个百年的交卷年，是第二个百年的开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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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