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约9000字，读完约需10分钟
编者按：近期，伊朗频频进入中国舆论聚焦的视野。伊朗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新著《伊朗：反妖魔化》（中英波斯三语，德黑兰：伊朗纳尔出版社，2019年版）在德黑兰国际书展上发布，记叙了此前7次访问伊朗的诸多经历。书中关于伊朗女性以及相关社会细节的描述，颇有趣味。人大重阳君今天与您分享其中的部分章节（也收录入王文著《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东方出版社，2013年），帮助您了解这个看似神秘的国度。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随便拍照，尤其不要拍女子，那么他一定错了；如果西方媒体在报道伊朗是一个“压抑、封闭的国度”，那么西方媒体错了；如果你在伊朗真听了别人劝告或西方媒体，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我曾“大错特错”过，看着“波斯女子多为美人胚”的传言得到验证，但我却一直没有“下手拍照”，直到当天午餐，有四个时尚大方、衣着艳丽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犹豫了五分钟才敢问：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对方的回应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钟后，她们就配合地摆出优雅的姿势，尽情“享受着”我与随行朋友们的镁光灯。从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游伊朗的重要内容，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伊朗女子都会爽快地答应被你拍，还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时“偷拍”被发现，对方也会立刻笑一笑，有的还会摆个靓丽的姿势。这要是换成在中国，可能很多女孩会皱眉、警惕或者迅速离开。
伊朗古都伊斯法罕六百年历史的郝居古桥上的一对情侣。 王文 摄
拍照只是我们“伊朗艳遇”的开始。接下来的“好事”还有：伊朗漂亮的女外交官来接待我们，当有人夸她时，她用流利的中文笑着回应：“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伊朗女朋友啊？”一下子让人联想起在中国国内男女之间相熟后的调侃。年轻伊朗司机用非常有限的英文单词量向我表达：有几个女朋友，“很烦恼”，还手舞足蹈地比划了一些荤段子，讲得眉飞色舞，还指着怂恿我偷拍边上一位丰满的美女。
不到一天，我从道听途说、西方媒体、在中国仅有的几本伊朗书籍中学到的，几乎都是错的。那本翻译成中文的英文热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把《洛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极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但我在一个小书店就轻易地发现放在显眼位置的《1984》，还有什么书比它更批判极权社会呢？我又想起了临行前，采访团里一位女学者问伊朗驻华大使，要戴怎样颜色的头巾，怎么裹之类的问题。大使笑答：无论什么样的头巾都行，只要围在头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在德黑兰，头巾仅仅是一种习惯，它掩不住伊朗女子黑袍里面总有色彩鲜艳的衣服首饰，也掩不住保守外表常潜藏着奔放的内心。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不再有女歌手，没有酒吧，关闭卡拉OK，娱乐业夜生活大大萎缩。社会交往中，即使在伊朗最开放的首都德黑兰，男人也不可能与女人哪怕是握手般的“接触”。如果有男女奸情，一旦被发现，理论上会被判刑处以绞刑。但是当地人说，你不会性压抑。在法律上，你可以临时结婚，只要谈妥，一两天也行，只要你是穆斯林，且对方是寡妇、离婚或单身。“还有妓女存在！”这是一位伊朗外交官坦率地向我承认的：“我们在扫黄，但是你知道，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很难治的。”德黑兰的确没有夜生活，人们一点都不寂寞。夜晚八九点的城市，仍然熙熙攘攘，甚至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在忙着“浪漫”。我的朋友F告诉我：“有许多男男女女开着车上街，错车相遇，彼此看上眼了，发生一夜情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德黑兰，私人诊所非法堕胎的生意不错，性用品也很畅销。于是，在伊朗的第一天，我就想起一个文章标题：“伊朗：一个‘闷骚’的国度”。我想写的不是作为政教合一社会的伊朗“堕落”，而是想纠正伊朗“极度保守、沉闷、封闭”的成见。我信奉眼见为实，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的大街上，我到处看到牵手、拥抱、促膝相爱的情侣。男人会向你大喊“哎，朋友”，有的还指着某部汽车的大车尾箱与你调情：“你看，那是詹妮芙·洛佩兹（好莱坞性感女星）的屁股”；很多女孩见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微笑、招手甚至主动搭讪、要求合影。浪漫、优雅、激情这些仿佛只适用于法国、美国的词，我认为同样是适用于伊朗。
在伊朗几天，一起来的朋友常感叹印象与现实中伊朗的反差。“伊朗女人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热情与开放得多”，这是集体共识，尽管后者在印象上更世俗化。在中东驻站数年、同行的知名学者马晓霖的感慨很经典。他说，“伊朗人内心埋藏的旺盛荷尔蒙，丝毫不比地下的石油少。”这样的描述在历史与学术上也能得到回应。在伊斯法罕的四十柱皇宫，半裸女的壁画存在了400多年，这在其他穆斯林国家是无法想像的；在一本名为《伊朗》的旅游书籍中，正文前的第一页就是一幅波斯美女照，图片说明是：“伊朗是什么？”“就是女子那黑色头纱下火热的心。”
其实，只要重温一下伊朗史，就会发现，伊朗人的“闷骚”其实更是一种矜持和不屈服的民族性格。过去1000多年，伊朗先后被阿拉伯帝国、蒙古、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俄国征服或入侵，屡屡遭受其他民族从未经历过的悲情与壮烈。但是，这样一个国土的东、南、西、北方都曾经受过外敌进攻、被数次亡国的民族，他们的文明、文字、民族文化却从未中断，在原地生生不息。千年来，伊朗国土四周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都在惨烈的冷兵器征战中失踪绝种了，但唯独伊朗屹立不倒。如果没有一种内敛坚忍却又充满韧劲、渴望强大自由的民族精神，哪个民族能在如此历史纵横中延绵不断？想到这些，再探讨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全面对抗的地区大国，也就不会太困惑了。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时的感觉是恐惧。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的观礼台上，前面是伊朗时任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可能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观礼台1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种演唱会中天皇巨星的感觉，但作为“稳定是硬任务”的中国人来说，我的脑海中飞快地转着：万一有踩踏、挤压、骚乱、恐怖主义事件怎么办？边上维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办？怎么办？
伊朗2012年革命日聚会现场，少年舞动着“打倒美国”的标语，远处主席台是时任总统内贾德的演讲。王文 摄
但担忧没有发生，伴着震耳的呼喊与舞动的标语、肖像、国旗，我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天安门集会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与那些伊朗人产生了似曾相似的内心共振。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游行。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得浑然一体。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我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这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33周年的庆典就这样喧闹中开始、悄然中的结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高潮，倒是让我冷静地思考那些混乱与拥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宗教热情与政治秩序。同行的时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说，那不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有种娱乐庆典的色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寻求认同与归属，所以伊朗的自杀率、抑郁症远远少于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的北欧国家。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动员力？形式走过场？或者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学去探究，作为一个游历观察者，我所知道的仅仅是，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几乎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如果可以比较，或许会得出这样意外的结论：伊朗人街头政治的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罢工、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踩踏与斗殴。西方许多媒体将伊朗这些场景视为“嘈杂、混乱与无序的社会”，但我却认为，更应当从这些大型群众聚会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独有的生活秩序。“被妖魔化的伊朗”，这是笔者所在访问团结束伊朗之行后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议员、学者、记者在短暂游历后也会发出“被妖魔化的中国”的感慨。我承认，访问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类似的巧合恰恰说明，欧美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度时存在着偏差，甚至是误导。许多时候，这些误导成为主宰全球的霸权信息。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一趟伊朗，就像不可能所有西方人都来一次中国。于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情感偏好，便会造成令人担忧的负面现象。根据皮尤的调查，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伊朗了，不喜欢的比率从2006年48%上升到2010年的60%。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报道，被国内媒体大量转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跟随西方逻辑，认为伊朗是一个专制、封闭、混乱、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恶的国家。
比如，近月来，我几次听到个别学者、媒体人在思考“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本土，该怎么办”的问题。仔细研究发现，这几位朋友可能都看了一篇被中国互联网广为转载的、标题为“伊朗想袭击美国本土”的文章。实际上，那只是美国情报高官的一定揣测与炒作，中国媒体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为什么不用常识想一想，伊朗怎么可能会采取这种“自杀”行为呢？在强大的西方传播力面前，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正在丧失基本的常识。现在看来，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学者，以其相关政策研究人员，都需要超越西方视角，寻求于更独立的思考、更谨慎的判断。在此，笔者简要提供除西方逻辑外的另三个视角，以供参考。一是伊朗视角：综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有尊严的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相对完善。目前的全面反美战略是被美国压迫所为，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中东许多国家的支持。伊朗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标榜性力量，其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周边一些长期受美国压迫的穆斯林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来，伊朗是一个和平国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伊朗不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且在全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朗的价值观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立存在。诚如伊朗著名学者扎比胡拉·萨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所说，自古以来，伊朗就为世界做出诸多贡献，比如基督教礼拜日的仪式、耶稣诞辰都是来源于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张思想自由的国家；善待犹太人；发明了象棋；创造了中东最早的灌溉系统；打造了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一段；发明的税法至今影响世界，等等。在这个视角中，伊朗完全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国家存在。二是世界视角：美国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库尔思曾说，世界文明正在从现代全球文明向轴心文明时代转化，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轴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中。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全球文明进行抵制。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抵制美国，只是世界新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已。在这个特征中，美国有时被认为是普世文明，有时反而也被认为是只有实力、没有文明的大国，甚至是反文明的国家，一个恶魔般的改革者国家，是真正文明的大敌。从当前形势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过去许多亲美政权，多少有这些成分。无论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上看，伊朗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伊朗是中东的心脏，可以算是一个转型中的新兴国家。三是中国视角：伊朗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牵制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问题也会使中国陷入困境，激化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中俄关系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导世界的“全面不服从力量”。就目前局势而言，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这一轮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么，伊朗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下一个征服目标。如果伊朗的石油定价权被西方控制，全球油价上涨，中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俄形成的战略“准同盟”关系也将受到分化，那时俄罗斯有可能将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更激烈的博弈。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说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局限在东北亚，那么伊朗对中国的意义则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坚持伊核问题上一贯立场，又保持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既坚守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与欧美国家合作竞争，是中国未来急需要破题的重要内容。
自从去了伊朗后，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度的魅力所“迷惑”了。去了欧美日多个发达国家，这种感觉还从来没有过。尽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陈旧，也看到过一些处在贫困中的民众，而且它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我也很难苟同，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或许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内容。
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吧。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说过，有时候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国的崛起所激发的。这位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曾经记述了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尤其是记述布匿战争而成就了他的学术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这种崛起的惊讶的确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着迷。当年希罗多德写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阿拉丁·朱威尼写蒙古帝国的闪电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惊讶与好奇。我这位古代中国史专业的学士、世界历史专业的硕士、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对伊朗的好奇，应该跟古代前辈历史学家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吧。自从去伊朗后，很多好奇心引发的疑问一直在"骚扰"着我每天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也在"催促"着我能够早日实现再一次的伊朗之旅，以寻找到解除好奇的归宿。我觉得，我的好奇问题必须要从那些只能从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伊朗人充满着如此深厚的民族自信甚至文明自信？那种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现实基础的，甚至有种超越未来感。比如，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专家会很坦诚地说，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最多只是一个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泽东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难有底气说，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但是伊朗人不一样，我在首都德黑兰、古都伊斯法罕不止一次听到有伊朗学者反问，中国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么不是世界大国呢？伊朗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伊朗的能源控制与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世界，这样的能力只有世界级强国才能拥有。在一些务实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或许是某种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导致其目前国际处境窘困、被欧美国家制裁数十年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讲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干像伊朗那样看似鸡蛋碰石头似的"傻事"。历史应该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同样是1979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没有爆发过战争，坚持和平地发展，与西方国家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迂回博弈，却又不撕破脸面。同年，伊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却单向化为连年的制裁与反制裁，还进行了一场死伤无数的、悲烈且残酷、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同样拥有古老文明、地区国土面积最大、号召力一度最强的两个国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了不同的民族命运。但历史就像一张唱片，不只有A面的阐释，还要有B面的解说。20多年前，中国也曾受欧美国家的经济联合制裁，两三年以后，这种制裁就被彻底突破了，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外交灵活与妥协艺术的表现。但伊朗人却在欧美制裁中恍然间生活了30多年。2012年号称欧美国家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来临时，伊朗朋友却回答：30多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还怕多一次吗？所以，当我们论述对外来冲击的承受力，中国在伊朗面前是缺乏底气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互联网价值、金融冲击、能源波动、贸易投诉甚至外界舆论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我们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断累加，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中，让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关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在乎外界反应有时甚至超过对国内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时候，中国都有种"内外交困"感。30多年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如胶似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是如临大敌。但现在的两国处境再次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纪初的伊朗与西方关系磨刀霍霍，生怕擦枪走火，而中国与西方之间却是相互依赖，甚至同舟共济。我问过好几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员老百姓商人，为什么中东那么多国家，只有你们伊朗人那么反美？在回答中，他们的眼神与语调通常充满着坚定、坚持与坚强，"他们那些国家是完全地投降给西方，没有尊严"、"我们需要平等与尊重"、"只有我们是拥有独立外交的国家"等等，听着这些言语，会很容易明白，30多年来当代伊朗史的核心词句其实就是"尊严需求"。这种需求不正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需求都得以满足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吗？如果可以这么理解的话，那么，恐怕任何人都不应小觑伊朗这个国度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爆发力。因为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正好排在"尊严需求"之后，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够坚持着自己的"尊严追求"了。相比之下，过去30多年当代中国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却是夹杂着自豪与憋屈、混搭着进取与妥协、揉合着狂放与隐忍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国家发展的一个横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骄傲或自卑、欢乐或愤怒、得意或不满，这种复杂的五味杂陈或许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镜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国崛起的成绩、沉稳甚至伟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国现状的痛苦、摇摆甚至窝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镜，大家彼此平视，彼此借鉴。这种平视或许比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平视更容易一些，因为中国人对欧美国家的仰视、欧美国家对中国人的俯视带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惯性，不容易纠正。中国与伊朗的相互平视，中国人却拥有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掘伊朗人的历史与文明源头开始。中国学者姚继德曾统计过，从1900年至2007年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各学科出版和发表的伊朗研究论著总量达到了1603部（篇），"在东亚地区各国的伊朗学研究中可能是最多的"。据称，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南大学、中山大学还有五个伊朗学的研究基地，但是真正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中找到一些伊朗研究书籍，并不是那么方便。相比于其他国家，伊朗的文献实在是少得可怜，完全没有面对美国、日本、欧洲研究时那种汗牛充栋、无所适从的感觉。
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还是能找到一些伊朗或波斯方面的书籍，但是整体上看，伊朗研究更像是一门"隐学"，而不是与目前伊朗国际热点地区相称的"显学"。从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经济、社会、对外战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却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就像水一旦不流动，就会发臭，学问一旦与现实脱节，就变成了"文献学"，甚至"死学"。这是我行前在图书馆泡了一段时间后的直观感受。伊朗研究有可能成为"死学"的最大信号莫过于对伊朗文明的漠视。比如，有一部封面上写着"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世界文明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马克垚教授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世界历史学家，但三卷本数千年文明将近1500页的世界文明史记述，波斯文明只有区区6页。这种现象同样在美国学者的著作中显现，由爱德华·伯恩斯教授等撰写的、60多年来被重印10次左右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对伊朗的文明记述同样在重复着这样的漠视。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它的大超过城市、超越国家甚至超越一个大帝国。对于文明的淡化，潜在的逻辑就意味着对一个重大群体文化习俗、特征、历史重要性乃至于现实存在感的抹杀。我不敢肯定，对伊朗文明的漠视背后是否有些"学术阴谋论"的味道？最大的"学术阴谋论"莫过于"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渗透，仿佛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由西方创造的。而这本身就是西方"学术软实力"、"思想软实力"的隐性基石。我在之前的各类书籍中，很难找到伊朗或波斯文明的影子。在现代史之前，历史学家阿达·博兹曼曾发现了5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廷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的12种文明中，其中7种已消亡，有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廷文明，还有5种一直延续至今，包括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波斯帝国伟大与雄伟的人，很难想像，波斯文明为什么没有被划入到这些大分类中。或许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传世之作 《历史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认为，波斯文明应归于两类文明：一是卫星文明。为了与成熟文明划出明确的界限，卫星文明是文明系属的分支代表，与"独立的"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汤因比划分的33种文明中，独立的文明有诸如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卫星文明则包括有如密西西比文明、赫梯文明、伊朗文明等。在他看来，伊朗文明先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萌芽，后是叙利亚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其世办诸文明的成长阶段，"波斯文明"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到了公元19世纪就结束了。二是流产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流产的文明可以被界定为：其追随者在开始时试图扮演某种特殊的角色，但遭到了失败，后来某个其他文明的追随者却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两个起初竞争的文明头一个便消失了。它要么彻底销声匿迹，要么留下了一点支离破碎的残余。在他看来，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伊朗文明就被彻底希腊化了，然后"试图缔造新的文明时就流了产"。伊朗(波斯)文明真的是卫星文明、流产文明吗？我曾就这个问题问一位波斯语专家，他推荐我去翻阅一下前伊朗国王巴列维(1919－1980年)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那本书里写满了这位已故的伊朗最高统治者对祖国的真切独白与内心纠结，以及对过去曾经亲密盟友西方的反思。我愿意把这些关于西方人伊朗历史观的话抄写一遍：“
西方人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之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个人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三千年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也许预示着我认为是朋友和盟友的国家更大的失败。
”写这些话时，巴列维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开篇就写道，写这本书是“如同和时间赛跑”，“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烧、发冷和剧痛。在奎尔纳瓦卡，医生最初诊断是肝炎和疟疾，最后才确诊为我的淋巴癌可能复发了。”1979年初伊朗发生了霍梅尼革命。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出走，先后在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和墨西哥等国流亡。9月16日，他在墨西哥完成了《对历史的回答》第一稿。10月22日到美国治病。两周后，伊朗民兵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把50多名美国人扣作人质，要求引渡国王，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接着，巴列维又从美国前往巴拿马，再往开罗，得到了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避难权。1980年7月，巴列维病逝于开罗。
《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不厚，在约10多万中文字的自述中，这位少时曾在瑞士留学多年的老国王真切地记述着伊朗由于天生地理劣势与历史包袱的沉重带来的国家悲情，以及自己纵横捭阖于欧美、苏联以及国内摩萨台政治势力之间、致力于伊朗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艰辛。正如巴列维所提及的，伊朗地缘政治的优势与弱点在于，位于欧洲和亚洲、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交叉路口。三面环海——北面的里海、西南的波斯湾和南面的阿曼湾；三面环山——厄尔布尔士山脉几乎贯穿北部边界、西边是扎格罗斯山脉，东南部是俾路支山脉，西北-东南的边界轴线上是山地和盐碱沙漠。中部地域是空旷而又贫瘠的，人口、财富、文化几乎都集中在周边的省份。这就是为什么波斯那么多年来的首都都建在边缘有大城市的重要缘故，也是波斯在过去2000多年常受到外族侵略却又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的地理护佑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列维感叹道，要保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统一，领袖要有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但许多时候，外国公开入侵伊朗，再与内部阴谋相配合，“所造成的创伤就会非常严重”。地缘很大程度决定着一个帝国的成败与悲情。伊朗地缘政治的险恶是偏隅欧亚大陆边缘方位的欧洲、以及两面邻海、南北弱国的美国所难以想像的。怀着这种基本的地缘认知，再稍微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来读巴列维这本小册子，我内心对伊朗文明的敬意与同情油然而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