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在直播中做了题为“超越接触：构建中美新型关系”的精彩演讲。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由人大重阳运营）承办的“重新认识美国”系列直播活动第四讲。该直播实录如下：
5月15日李巍讲座直播摘要1、今天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恐怕是一种压倒性的趋势，是结构性的、由多种因素汇聚所形成的格局，短期内恐怕难以逆转。2、正是因为双方都进行了这样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中美“异梦”开始。2008年奥运会，我们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和美国越来越开始做不同的梦。3、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实施打压，一定会伤害美国的国家信用，所以美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一直在阻止特朗普发动对华金融战。但是时至今日美国发现它的关税战、投资战、技术战都没有导致中国的屈服，新的金融战会不会箭在弦上，这一箭最终会不会射出来，这是中美经济关系在今年最值得关注的点。4、中美竞争无可回避，我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这种竞争体现在部分产业领域中的技术竞争，体现为中美在国际舞台上谁能够更好的当一个让别的国家信服的楷模的竞争，我们还要竞争伙伴关系，竞争治理水平，还有对国际规则的竞争。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回避竞争是不现实的，大大方方的承认中美是竞争的。今天我们可谓处于一个非常时刻，中美关系在过去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式，1989年我们曾经遇到过巨大困难，1993年因为银河号事件我们遇到过困难，1999年因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2001年因为中美撞机双边关系也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困难都远不能和今天的困难相提并论。因为我所列举的一系列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危机很快就平息了，但是今天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境，恐怕是一种压倒性的趋势，是结构性的、由多种因素汇聚所形成的格局，短期内恐怕难以逆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超越接触：构建中美新型关系”。这里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深刻地理解现状和未来，我们必须要回顾历史。丘吉尔说到过，我们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取决于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我简单梳理一下1949年后，中美关系特别是战略层面的中美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二是和大家分析一下，美国在过去四十年里所奉行的最重要的对华战略，用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接触战略”。接触战略的英语叫做“engagement”，目前美国战略精英认为他们的接触战略已经宣告失败，所以要进行四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调整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三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中美正处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新的战略定位，我称之为中美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内核，中美两国又应该如何适应这样一种新型的关系。从1949年到现在，战略层次上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美是战略敌对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种战略敌对体现在安全上的结盟对抗。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五大双边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和苏联结成安全联盟，我们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都是军事上的冲突关系。在经济上，美国对华进行封锁，严厉制裁，双边经济上基本没有任何互动往来。在价值观的问题上，双方相互攻击对方。这是第一个阶段体现出来的三个特征。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调整，由敌对变为合作，这也被认为是美国战略接触政策的开始。1969年尼克松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从这一年开始，中美在贸易上进行一些零星接触，这被认为是新的对华战略从遏制调整为接触的开始。为什么在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初中美在战略关系上经过了如此重大的一次跳跃性变迁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安全上的需要。在70年代苏联的扩张主义达到一个新的巅峰。在这个时刻，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战略家认为，为了应对来自于苏联扩张的需要，需要和中国结成安全上的准盟友关系。不是法律上的盟友，但是是一种战略上的心照不宣的盟友关系，特别是1969年中苏彻底的分裂，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畔发生了流血冲突，这被美国认为是调整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于是在三年后我们会看到曾经非常反共的尼克松来到了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种安全上的需要，是促使美国战略调整的重大动力。2.进入到80年代，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的商业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前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走市场化道路并对外开放，让美国的商业力量看到了经济收益上的巨大前景。这促使了美国采取了接触战略。3.价值期许。当时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鼓励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加强和中国的战略性接触，它还在价值观上希望中国最终能够通过市场经济过渡到美国所期待的民主的转型，也就是希望中国实现一种制度上的变革。
这三种动力是促使美国对华战略的第一次转型。
到了第三个阶段，从90年代开始，为什么说第三个阶段是一种战略模糊呢？一方面美国继续奉行对华战略接触，但是美国也不断地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我们发现中美战略关系有点模糊，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二十年的中美关系，所以叫做一个战略模糊期。在战略模糊期，安全上，一方面1989年、1991年之后苏联作为美国和中国的一个共同战略对手消失了，这导致中美安全合作的根基也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国在军事上总体呈现出一种战略上的忍耐关系，所以虽然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但是美国在安全上没有把中国当作它的主要的战略对手。第二个方面在政治上，一方面美国有着非常强大的霸权欲望，这种霸权欲望会让它觉得中国仍然是它的一个潜在对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奉行了一种低调的战略选择。这样美国的霸权欲望，遇到的是中国战略上的低调，因此政治上也没有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一个对手。第三个方面在经济上虽然美国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可能会带来一些产业上的甚至技术上的竞争压力，但是美国看到的是一个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巨大市场所带来的诱惑，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赚很多的钱，比如波音、微软等知名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体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认识也是比较正面的。第四个方面在价值方面，一方面美国有部分精英人士，认为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异质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儒家传统的国家，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总体来说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在价值观上残存一种期许，希望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总归我们会在价值观上越来越接近。所以，安全上、政治上、经济上、价值观上，这些相互矛盾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第三个阶段，中美整体上呈现一种战略上的模糊关系。双方稀里糊涂地就这样过了二十年。到了第四个阶段就是现在所说的战略竞争，特别最近几年说战略竞争很多，我们很容易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是在特朗普任期内形成的，完全是因为特朗普导致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来临。其实如果我们把历史时点往前推进一点会发现，并不完全是因为特朗普本人推动了这场战略转型，实际上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就不断地发生了变化。现在回过头来看，2009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2009年是中美战略关系最后的牵手，因为2009年美国需要中国帮助它应对金融危机。在这个时期中国选择和美国共克时艰，帮助美国应对金融危机。同时，2009年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寄予厚望，他希望推动全球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二氧化碳排放国，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所以美国必须得到中国的帮助。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大关键议题使得中美在2009年进入到最后的蜜月期，这里我选择了两张图，一张是奥巴马在2009年11月份的时候访问中国，他登上了中国的万里长城。
我们知道在美国一般新任总统要经过长时间跟中国进行磨合，才能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在克林顿时期和小布什时期都是这样，但是在奥巴马时期，中美之间没有经过新总统的磨合，所以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任期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张图体现出他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很好的，因为中国愿意在这两大关键问题上对美国提供帮助。但是，好景不长。2010年时，美国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变化，这种战略性变化就是重返亚太战略的推出。美国国内的部分精英人士批评奥巴马，也批评小布什政府，认为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把美国的战略力量吸引到中东，而在这个时期中国不断的实现崛起。他们认为美国政府错误的把这种无形的恐怖主义作为最主要的对手，但事实上最重要的战略对手则是中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那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重返亚太战略或者亚太再平衡战略。第二张照片是当年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的重返亚太的演讲，这个演讲标志着美国把战略力量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而希拉里是这个战略最主要的设计者之一。与此同时，2010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一年，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一贸易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战略上显得更加自信，这样美国的重返亚太与中国的战略自信形成了一种在局部领域的战略对撞。以前我们说中国是战略低调，2010年开始中国显得越来越战略自信。
正是因为双方都进行了这样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中美“异梦”开始。2008年奥运会，我们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和美国越来越开始做不同的梦。首先，美国重返亚太本质上就是针对中国，本质上就是防范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美国重返亚太主要是TPP的出台，TPP就是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这个谈判是一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这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谈判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所以中国感到在经济上至少在亚太范围内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它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一些东盟国家和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但不包括中国。第二，在政治上美国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美国在亚太有五大军事联盟，包括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澳联盟等，当然还有一些军事伙伴关系，比如美国和越南的军事关系也不断的强化。所以，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体现出，一方面美国仍然在继续坚持接触战略，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对中国的防范力度大大加强了。与此同时，中国在这个时期显示出日益强大的自信，愿意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是被美国有些战略界人士误读为这是中国在挑战美国。中国的这种战略自信在经济上体现为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比如发起成立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比如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2015年中国发起的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倡议获得了重大的成果，除了日本和美国不支持之外，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支持亚投行。在这一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被认为是大国货币的俱乐部，包括了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四种货币。2015年人民币进入精英货币俱乐部，可以说2015年掀起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一个高潮。另一方面，在安全方面中国也开始积极作为。比如说2013年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2014年开始为了回应部分东南亚国家的造岛行为，中国开始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造岛。这一系列的行为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这些图可以看到中国的战略抱负和中国的自信。下图中有中国的“一带一路”、中国的南海造岛、东海防空识别区和中国发起的亚投行（AIIB）。这一系列的战略措施，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体现出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比如亚投行为其他国家提供基础设施的融资需求，比如“一带一路”体现中国希望能够弥国与国之间发展鸿沟的努力，但都被美国理解为中国的战略野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从2015年开始，美国的战略界、学术界、智库、政府、金融界、军方不同的力量掀起了一场对华的战略辩论，这场战略辩论持续长达三年之久。这场对华战略辩论的核心问题是过去四十年以来，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00年代，四十年来美国对华的接触战略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美国在二战以后有两大根本性的国际战略，一个是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一个是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1年苏联的崩溃、东欧集团的解体，美国的霸权地位达到历史巅峰，遏制战略取得重大成功。另一方面，长达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战略却没有取得成功。2015年掀起的这个辩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就是美国的著名学者戴维·兰普顿。2015年他在卡特中心发表了很重要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被认为是为中美关系敲响了巨大的警钟。他在演讲中有一个提法，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临界点，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上升的趋势出现历史性的终结，接下来就是往下走了。这一场辩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政策界和战略界最大规模的对华政策辩论。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有一场辩论：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了，美国还需要不需要中国？美国需要不需要继续奉行对华的接触战略？美国应该不应该同意中国加入WTO呢？最后辩论的结果是美国应该把中国纳入到既有的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去，于是1999年和中国达成了入世协议。2015年是第二次大规模的对华政策辩论，其根本内容就是美国需要奉行什么样新的对华战略的问题。这场辩论的结果是，认为美国形成了一个基本性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对华战略接触宣告失败，中国走向了一个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期待的方向。美国人认为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自由派学者，他们认为长期的经济上的接触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美国大学的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市场经济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扩大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会越来越接近美式的民主制度，但是现在发现中国并没有走上他们希望的那样一种民主体制。在经济上他们认为中国并不是他们希望的那样逐渐的走上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给中国取名叫“国家资本主义”。当年，1999年美国和中国达成入世协议，美国精英界有一个希望，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的推进，中国会走上一条彻底的市场经济道路，但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定位，他们认为中国在贸易上搞重商主义和不公平贸易，在金融上不开放，在投资上采取了很多对跨国公司不友好的政策，在技术上认为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剽窃、利用后发优势侵犯知识产权，在产业上认为中国的2025计划是一种违反了公平自由原则的国家补贴产业政策，在外交上把中国的战略自信理解为中国的强权主义，在军事上认为中国在搞扩张主义。诸如此类，不同的学者看到的中国的不同侧面都和他们的预期不一样，所以他们最终得出美国的接触战略失败的结论。中国并没有呈现出他们希望的状态，所以他们觉得中美最终是分道扬镳。下图是我引用了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对中美关系的一篇评论，标题是《divergent superpowers》，中美两国最终分道扬镳了，并没有走到一起来，这是整个美方的理解。经过这样一场从2015年到2017年的大辩论，美国精英界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对华共识，到了2018年美国开始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这个重大的战略调整被认为是美国一个新的战略——竞争战略的出台。一是经济接触战略宣告终结，要求中国实行对等的贸易政策。现在美国强调最多的是要对等，这是它打贸易战最核心的依据。我们的市场开放是不对等的，尽管美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但总体上还是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入到WTO的，如果大家对90年代中国入世的谈判有所了解，大家会知道90年代中美入世谈判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后来美国给予了中国这样一个地位。现在美国人说，我们要坚持对等的地位，我们的关税是多少，你们的关税就是多少，他们认为中国的关税水平比美国要高，这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最重要的基础。二是在安全方面强化防范。美国大力度介入南海，对南海实施异常频繁的巡航，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南海的造岛行为，最终会把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海，这种情况下将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盟友的安全。三是对中国在价值观上的批评不断的升级，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彭斯，彭斯在2019年发表了两次专门对华演讲，美国一个副总统在一年之内对一个国家发表两次演讲，这是极其罕见的，而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进行价值观上的批评。我们知道特朗普不是一个有价值观的人，他是一个商人，所以更多强调商业特别是短期商业利益，但彭斯则是一个有价值诉求的人。而在从接触战略到竞争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战略设计者，这个人就是我这张图中崔天凯大使旁边的这位非常年轻的人。他今年47岁，中文名叫做博明，英文名字叫做Pottinger，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部主任，现在提拔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主要设计者，有点相当于当年对苏联遏制战略的设计者是乔治·凯南。今天的博明很可能会被载入中美关系的史册，因为他设计了整个美国对华的竞争战略。第一个是2017年11月28日，班农在日本发表了非常有影响的演讲。我们常说班农是美国的影子总统，班农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特朗普，也深刻的影响了美国的部分精英人士和很多普通民众。11月28日的演讲是在中国的十九大开完之后，他发表的演讲，选择的地点非常巧妙，选择在日本的东京。因为日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影响很大，而日本是靠近中国的，同时日本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他选择在东京发表演讲。在这个演讲里，他主要强调他认真阅读了中国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十九大报告本来是实现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宣言，但被班农理解为中国战略野心的大暴露。紧接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美国官方文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首次对中国进行了全新的定位——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战略竞争对手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层面，就来自于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及到的中国部分是由谁起草的呢？就是刚才所谈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博明所起草的。三个月后，到2018年3月22日，美国出台了301调查报告。报告中，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批评，包括中国的知识产权、国家干预政策、国有企业等内容，颠覆了1999年中美入世协议中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彻底的否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到了2019年10月4日，彭斯发表了对华政策演讲，首次作为美国高官对中国在价值观上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所以这四份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根本性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中美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展开了多个方面的战略竞争以及战略冲突。其中，最为熟悉的或者说关注最多的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双方互征关税的关税战。关税战的本质是抬高商品流动的壁垒，美国对中国大幅度的增加了关税。如果这种关税壁垒长期化，就意味着在中国入世的时候，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宣告取消。第二个是双方的投资战，这种投资战是抬高双方的资本流动的壁垒。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对的外来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进行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对来自于中国的投资，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国有资本的投资进行更加严厉的安全审查。审查机构的英文叫做CFIUS，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对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强化了它的安全审查职能。最新案例是中国电信，它要取消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运营牌照，认为中国电信是国有企业，会影响到美国的信息安全。第三个维度是中美技术战，抬高技术流动的壁垒。因为美国在一些先进技术领域中对华出口最终推动了中国的研发能力的提高，所以，美国要在技术领域对中国实现更加严厉的封锁。标志性的产业就是半导体，中国快速的成长正在威胁美国这一技术的主导地位。所以，它针对中国中兴、华为、海康威视等一系列的高科技企业，对他们进行制裁和技术的禁运。不仅如此，美国还在今年2月份还威胁对出口中国的航空发动机进行禁运。尽管3月份美国这个禁运的决策由于通用电气等美国商界力量的反对而没能最后实施，但美国第一次释放出了对中国进口的民用航空发动机进行禁运的威胁性信息，这意味着为美国实施这种政策埋下了伏笔。所以，未来中美技术战会越来越尖锐，因为中国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可能会对美国构成技术挑战。今年以来，我们更为忧虑的是，除了关税战、投资战和技术战之外，中美贸易战会不会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就是中美金融战。我们老说美国是世界上的金融霸权，金融也确确实实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过去一两年为什么金融战没有爆发，那是因为金融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金融霸权，很大程度上因为美国享有最高的国家信用。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实施打压，一定会伤害美国的国家信用，所以美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一直在阻止特朗普发动对华金融战。但是时至今日美国发现它的关税战、投资战、技术战都没有导致中国的屈服，新的金融战会不会箭在弦上，这一箭最终会不会射出来，这是中美经济关系在今年最值得关注的点。一是中国在美国的主权资产或者说外汇储备将很可能面临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最近，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参议员叫做格雷厄姆，他威胁说要向中国索赔。美国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的疫情是由于中国导致的，所以他们要求向中国索赔，如果中国不赔则拿中国投资美国的国债来赔。尽管美国的官方已经澄清国债是美国信用的最后的保障，但是，美国既然有政客发出这种声音，这就预示着中国在美国的这种主权资产、这种外汇储备并不是高枕无忧的。二是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也可能存在着融资的困难，甚至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面临着被迫退市的危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美国大约有200多家上市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上的市值达到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中国企业融资的重要的渠道。现在美国特朗普已经指令美国的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中国企业的股票，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一种威胁性信息，至少要切断部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融资渠道。三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支付渠道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威胁。我们知道全球支付体系主要以美元为基础，由美国金融机构控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涉及到对外支付尤其是美元支付。随着中美地缘政治的紧张，美国可不可能切断中国企业的对外支付渠道，这是中美金融战的第三个方面。所以今年金融战到底会不会爆发，我们要保持密切的关注。这是目前中美贸易战以来的中美关税水平，截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施加了25%的关税，还有1200亿美元施加了7.5%的关税。如果这种关税常态化的话必将带来中美贸易关系巨大的改变。这是中国对中美投资关系的图，我们从目前看到，红色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蓝色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我们发现从2015到2016年中国对美国投资出现了大幅度攀升，从2016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出现剧烈下跌，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基本上相对比较稳定，这意味着双边投资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松动。接下来2020年新冠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又对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冲击，原本预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至少会缓解中美关系，但没想到3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尤其是在美国的蔓延，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双方的高层领导的沟通渠道被切断了。虽然有时候还打打电话，但是打电话的沟通效果远逊于直接面对面的沟通。2.两国政府的互信严重恶化。美国把新冠疫情的责任推向中国，中国为之进行了反驳，双方政治上的互信急剧恶化。3.两国的民间开始出现了对立。根据相关的调查，因为疫情美国民间对中国的友好度出现了急剧的下滑。如果调查中国，我想这个数据也是如此，因为中国民间对特朗普的“甩锅”有严重的不满。4.贸易脱钩正在发生，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已经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关系中的地位下降到第三位，东盟第一次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增长6.1%，对欧盟的贸易是-10.4%，对日本的贸易是-8.1%，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是-18.3%，降幅最为明显。如果中美贸易关系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继续以近20%的速度下降，那么中美贸易关系显然是在逐步的滑向脱钩的方向。5.新冠疫情加剧了产业转移，人类分工网络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这种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规律自发在起作用，因为中国的一些成本也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中美的关系恶化也加剧了产业的转移，这次疫情又将进一步的推动产业的转移，因为疫情使更多的跨国公司会反思产业链过长，可能会加剧跨国公司进一步就近生产，贴近本国生产，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美关系进入到新的战略竞争的状态。未来中美关系将会呈现一种新的基本状态，正如我的标题里所说的“超越美国的接触战略，构建一种新型的中美关系”。新型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特征？我认为主要体现为竞争+合作。首先中美竞争无可回避，我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这种竞争体现在部分产业领域中的技术竞争，体现为中美在国际舞台上谁能够更好的当一个让别的国家信服的楷模的竞争，我们还要竞争伙伴关系，竞争治理水平，还有对国际规则的竞争。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回避竞争是不现实的，大大方方的承认中美是竞争的。但是竞争并不意味着不合作，中美应该有很多的合作空间可以拓展。比如在全球治理当中，未来要让全球化进程更加顺畅，中美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中美在双边经济领域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比如能源领域。美国致力于成为能源出口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暂时阻止了中美能源合作。但是能源价格下跌是暂时的现象，一旦等到能源价格上涨起来，中美能源关系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在农业领域，中国有世界上13亿人口，农产品消费越来越丰富，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大国，可以推动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在卫生医疗方面，我们认为美国仍然在高端医疗方面拥有中国难以匹敌的一些技术，两国在医疗资源方面可以加强合作。教育方面，比如我有很多的学生仍然希望到美国拿到美国名校的邀请函，享受美国高端的教育资源。在文化方面，中美两国文化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激发了彼此的兴趣，展开文化交流的愿望和诉求都很大。在金融服务业方面，两国也有很大合作空间。未来中美关系一个基本的形态，就是承认竞争的事实，在竞争当中不断拓展我们合作的空间，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加深入合作的状态，这就是中美的新型关系。这样一种新型关系需要避免中美走向一种新的冷战，否则将是一种全人类的悲剧。避免新冷战我们需要做到三点。第一，中美之间在很多高技术领域实现脱钩可能难以避免，但需要继续保持一些一般性的经济往来，不能实现彻底的经济隔绝。我们要尽量的扩大中美经济合作空间。第二，同时，为了避免走向新冷战，双方都应该保持冷静，避免价值观的尖锐的冲突。中美之间价值观不同很正常，中美发展模式不一样也很正常，所以不要指责对方，因为价值观的冲突是非理性的，很难说出对错。第三，中美都要明确自身的安全利益的边界，不要随意的扩张自己的安全利益的边界。最好的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是中美双方互相让对方都能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在哪里，这样就容易构成双方战略上的互信。所以，我们希望一起共同努力来避免中美走向新冷战。中美走向新冷战将会是几代人的悲剧，将不仅是伤害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考虑到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或者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走上新的冷战将是一种全人类的悲剧。我们要避免这场悲剧，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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