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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提到《百年变局》从工业发展历史的视角对百年未有的经济变化进行的阐述。他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工业制成品国,他们的收益是有保证的,因为工业制成的东西多,有专利,又“Know how”,有技术工人的储备等等。但随着后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了工业化队伍,我们制出来的工业制成品就成了当年他们那种角色了。因此,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改变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趋势。中国的工业化使得这些工业产品反过来了,中国现在成了出口工业制成品最主要的经济体了,中国给全世界供应各种各样的工业制成品。丁一凡认为,下一版的全球化将呈现出 “中国版全球化”。“中国版全球化”与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更多的维护多边体系、多边规则及多边制度。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发展机遇。
房宁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也要关注百年未有大变局中间出现的“百年未有的新变数”,这个问题会带有全局性的。例如抗击新冠疫情,很多西方国家和美国制度差不多,但表现出来的情况却有大相径庭。这其中有几个因素,一是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工业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二是国家的制度因素及传导机制差异。这个在各国抗击疫情的策略差异上表现的非常明显,这确实和不同国家的制度是有一定关系的。三是文化的因素,不同的文化下,你采取疫情的防控措施会导致人们行为上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应对百年变局,我们要重视“社会适应性反应”。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策,任何法律,任何措施会引起管理对象行为上的反馈,它会规避或反制,或者顺从。房宁表示,百年变局这个话题是百年前中国最暗淡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展开的。当时我们国家衰落,国运衰微,人民悲惨。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是千年未有、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意识里,对“变局”是很关注的。《百年变局》从我们从历史的纵深探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源,这个厚重的视角很有意义。
谢耘认为,在数字时代,所有人都面临大量的数字化信息,已经躲不掉了。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在工业社会,人和组织是绑在一起的,我做信息管理基本上是依赖于企业的系统,因为我和一个企业几乎是绑死了。但是进入到信息社会之后不一样了,出现了所谓的“斜杠青年”,人和组织变得相对松耦合了,一个人可能游离于组织之外或者同时和多个组织发生关系,这个时候信息管理就更没有办法依赖组织性的系统做了。所以未来的这种变化,人和组织适度的分离,未来的信息管理要以个人为中心构建这种系统。在谈到IT产业的变化时,谢耘认为,CPU和集体电路的突破使得应用推动基础技术的发展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谢耘同时提到,2010年之后由于信息技术拥有的暴力计算能力的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突飞猛进。区块链也是伴随这个过程起来的,计算力的发展推动着数字之变的加速。
金灿荣提到,百年变局是2018年6月习主席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提出来的。习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但同时世界却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两个是一块提出来的,这是对当前国际形势和未来国际走向的很好的一个判断。我们最高领导对国际形势怎么判断,意味着我们的战略从哪个起点出发的。反过来想,如果习主席说现在国际格局挺稳的,美国领导的体系挺稳的,那肯定是另外一个打法了。现在大局势在变,打法和思路就不一样。首先大家要知道,百年变局是国际形势判断的出发点,也是未来外交战略的出发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理解,理解了这个对未来战略走向把握的比较好,而对中国战略走向把握比较好,做事、安排你的事业就比较靠谱。你要和国家战略对着干,那就是自找没趣。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因此《百年变局》这个书的选题很好。
金灿荣认为,百年大变局有“四个新”。第一个是国际格局正在迎来新格局,西方老了,再加上中国崛起,构成了一个“新”格局变化,世界格局从西方主导变成了东西方平衡。第二个是新模式,原来现代化的模式全是西方的。今天中国走的这条路,我们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认为它就是一个独特的模式,跟原有的西方模式就是不一样,所以在观念上西方模式的唯一性、统一性打破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讲是很有价值的。第三个是人类正在迎接新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个“新”是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网络是摧毁任何权威的,怀疑政治权威,怀疑财富,也怀疑学术权威等。所以,网络的出现一定带来新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气侯变化,恐怖主义,极端思潮等等。最后金灿荣表示,我们确实在面临一个很新的世界。所以,像《百年变局》这种类型的书值得一看的。谁把大局把握住了,谁对自己的专业方向的把握和在视野上,就会比同行要看得高一点,对他以后的规划一定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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