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根基已被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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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瞭望周刊社环球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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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转自2020年第20期《环球》杂志，原文标题为《“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根基已被严重破坏”——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眼下，疫情对全球政经局势造成的冲击效应仍在持续，作为美国霸权基石之一的美元地位问题再成焦点。舆论关切在于，美元霸权在全球范围的实际控制力和未来走势如何？影响美元地位的因素有哪些？世界如何为“后美元时代”做好准备？对这些问题，王文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进行了多角度解析。
本文刊于2020年第20期《环球》杂志
《环球》杂志：你如何看待疫情下的美元霸权，以及“去美元化”运动？
王文：从疫情的角度看，我认为美国抗疫的糟糕表现，已导致多数国际舆论判定，美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几乎就要走到了终点。不过，在我看来，抗疫失败只是表象，实质性的美国变局是，支撑“美利坚帝国”的三大内核——军事力量、美式价值观与美元霸权相继显露崩塌之势。
单看美元霸权，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屡屡以金融制裁、美元武器化威胁他国，疫情期间的“无限量宽”货币政策更导致世界对美元信心骤降。环顾全世界，一场“去美元化”的运动已经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去美元化”的政策包括大幅减持美债、放弃锚定美元、增加非美元货币交易大宗商品、增加非美元的货币储备、增加黄金对冲美元风险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在短期内美元霸主地位难以撼动，但长期来看，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根基已被严重破坏。各国央行都在致力于减少美元对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美元的崩塌将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重新洗牌，甚至会直接导致全球经济格局重构。
《环球》杂志：美联储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超宽松政策几成市场共识，弱美元趋势日益明显，这对美元地位有何影响？
王文：从短期来看，美元的霸主地位暂时还不太可能被撼动，毕竟无论是从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信用，还是从美元对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影响力，抑或是美元长期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惯性等等来看，美联储所实行的超宽松政策短期内不会直接导致美元崩溃。但从中长期看，美联储较长时间保持超宽松政策必然会导致美元信用不断贬值，各国必然会寻找美元的替代品。
首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在2020年3月中旬到5月底之间即从4.31万亿美元暴涨到近7.17万亿美元。过度宽松的货币导致美元迅速泛滥，美元的基础正急速坍塌。
其次，美国在外交层面频频动用美元作为金融武器，试图制裁一切不服从美国意志的国家，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规避这种政治风险的手段，至少决不能让自己的经济命脉被美国把持，这使得很多国家主动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最后，现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为零，在美国债务快速升高、政府赤字急速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这会使美元投资收益为负，并导致国际资本流出美国。
《环球》杂志：当前，一些国家加速“去美元化”，但过程反复。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美元的影响力到底有何不同？货币地区主义呈现哪几种模式？
王文：美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离美国越近，美元的影响力越大。在南北美洲的许多国家，其本国货币基本属于“二等货币”，真正的硬通货是美元。第二，离石油等资源越近的国家，美元的影响力越大。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的结算货币，美元自然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更深更广。
货币地区主义几大模式现在仍十分复杂，各国的应对策略和方式均有所不同。目前，对美元挑战最大的货币仍是欧元。由于美国近期疫情防控不力，美元指数有一段时间出现暴跌，主要原因是欧洲疫情控制得更有效，经济复苏相对也更好，所以外资流入到欧洲，兑换成了欧元，这对美元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最近欧洲疫情又有二次暴发的迹象，所以美元又涨了回来。至于其他的国际货币，目前还没出现像欧元那样直接挑战美元的情况。但是，全球各国已开始在主要大宗商品贸易交易、双边货币结算中减少美元的使用，甚至抛弃美元而改用其他货币，尤其是双边本币互换，这是对抗美元霸权的一种有效模式。
《环球》杂志：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美元危机”说明了什么问题？
王文：历史上一共发生了4次著名的美元危机。第一次美元危机在1960年爆发。当时，美国黄金储备降至不足180亿美元，短期外债却超过210亿美元。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因此，当黄金不足以偿付美元时，世界各国纷纷抛售美元，导致危机发生。随后的3次危机，虽然起因不同，但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国所持有的黄金不足以偿付美国的债务和美元。尤其是由石油危机引发的1973年美元危机，直接导致美元对黄金大幅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考察历史可知，美元的发行是有一个定价“锚”的，这个“锚”最早是黄金，后来变成石油和美债。现在，受困于美国债务飙升，以及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等问题，这个“锚”再次发生动摇。更糟的是，现在想找到下一个“锚”更困难了。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美元“锚”的信用也在逐渐走低，不要忘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距今不到50年，可以说是很近的事情，美元的信用其实一直在贬值。
《环球》杂志：如何透过“新特里芬悖论”来理解美元权力的滥用？
王文：所谓“新特里芬悖论”，是说美元在全球的扩张依赖于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的美元流出，这会使美元的稳定性出现问题；全球贸易的稳定则依赖于美元的稳定，可全球贸易又依赖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向全世界输出美元。
特里芬、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早已发现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存在“悖论”。尤其是，当美元充当世界货币的目的是控制世界，那么这一体系本身就缺陷重重。因此，我认为美元的权力滥用不仅导致全球贸易受到了美元霸权的压制，而且最终也会伤害美国自身的经济。
《环球》杂志：“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的这句话，被指是对美元霸权和国际货币关系治理困境的绝佳注脚。如何看待当前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困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文：约翰·康纳利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直接点出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那就是美元是美国的法定货币，美元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政策，但是由美元所引发的问题和危机则必然将由全世界一起承担，这就是美元霸权的根本问题，也是全球各国一直试图摆脱美元控制的原因。
事实上，美元作为全球货币，不仅为世界金融体系带来诸多问题，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了严重后果。当前，美国所面临的过度金融化、贸易收支失衡、财政赤字、债务不断飙升以及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其实都是由美元霸权所衍生而出的。可见，美元霸权确实是把双刃剑。
因此，随着新兴经济体逐渐崛起，美国制造业和金融霸权的衰落问题也愈发严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加速退出国际体系，一手破坏了由其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美国希望摆脱美元霸权带来的问题。对此，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应该团结一致，继续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应与美国一道尝试解决国际货币问题，既要将美国从美元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也要找到一个能够更加高效公平地实现国际贸易结算的美元替代品。
《环球》杂志：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目前有回归金本位派、超主权派、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派、多元主义等主张，其中多元主义呼声更高，对此你如何评价？
王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必然的，但我认为上述多种主张要么不太切合实际，要么才刚刚起步实验，短期内还很难找到能够替代美元的货币或等价物。比如说黄金，自4月以来，全球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存量已经从约1000吨上升至1200吨，全球的美元持有者正在分散风险，将手中的部分美元转换为贵金属资产。
全球各国的央行也开始大力买进黄金，提升黄金储备比例。但是，全球黄金总量是有限的，很难满足庞大的国际贸易需求，而且以黄金为锚的货币或结算手段很容易陷入通缩的问题中，所以黄金很难替代现有的美元体系。
至于说将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并列为世界货币，我认为为时过早。另外，数字货币是个很新颖的金融产品，但还在起步阶段，还需要时间去加以验证和改进。因此，我认为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在美元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多元化的水平，加强各国之间的本币互换，实施渐进性的改革，而非试图一蹴而就。
《环球》杂志：金融科技的发展，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哪些改变？
王文：首先，我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仅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金融科技的诞生已大幅提升了货币流通的速度与效率，这一点在跨国交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记得在3月份，伦敦黄金价格与纽约黄金价格竟然出现了差价。其原因就在于，疫情使全球物流出现了中断，黄金的流通也因此出现中断，这导致最常交易的商品期货合约交割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出现了价格波动，以及黄金价格的全球差异。由金融科技所衍生出的数字货币，则可以完全规避此类风险。
我想除了美债、支付与外储外，对“去美元化”进程产生影响的最新变量就是数字货币的问世。目前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在内的主要经济体与100多个跨国大企业都已进行了长期的数字货币研究。
按照原定计划，在2020年秋季，欧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六大央行将联合发布数字货币报告，讨论简化跨境结算的办法和安全议题。这将是正式对“去美元化”的关键技术亮剑。正如原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奥尼尔所说，投资者必须相信，美元不会永远是全球头号货币。数字货币可能将挥出最后一击。
《环球》杂志：有人说，国际货币的盛衰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起落紧密联系在一起。请结合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案例，谈谈相关问题。
王文：与其说国际货币的盛衰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起落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如说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中心与国家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英镑作为世界货币的历史远远要超过美国，而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到现在也未发生根本性动摇。其核心原因除了国家金融水平的高低之外，更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产业制造业的能力。
为什么美元出现了动摇坍塌的征兆？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美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如果纽约有一天衰落了，那肯定是因为美元不再是世界货币了，而且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到那时也肯定是无足轻重的了。因此，我想强调的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货币的兴衰，其根基一定是在于其国家经济的实力，只要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劲，并对全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国际货币与金融中心一定会逐渐转移到这个国家。
《环球》杂志：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背景下，中国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华尔街金融机构加码中国市场。这些相关现象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
王文：我们知道，要加速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有强大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大的金融体系也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建立。在中国最新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对外资的所有股比限制全部取消，凸显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进程持续提速。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正是在不断开放、参与全球协作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交流学习中崛起的，金融行业也不例外。只有在对外开放中不断学习成长，提高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与完善，才能为把中国建设成为金融强国创造更好的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强硬的表态变本加厉，多次威胁要切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尤其是要与中国经济上“脱钩”。现在来看，中美之间想要“脱钩”实在是太难了，虽然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总额同比下降了3%，但6月份就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之后对美贸易规模和顺差也出现连续增长。这说明，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十分紧密，中国的产业根基也十分深厚，美国单方面想要和中国“脱钩”不切实际，而且对中美两国的伤害都很大。因此，未来中美虽然仍会在经济方面出现一些矛盾甚至对抗，但“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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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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