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John Ross）系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文刊于10月24日观察者网，原标题为《“拒绝新冷战”，美国的第三种流派能否打破僵局？》。
首先，新冠疫情在美国大爆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特朗普决定将美国资本的利益凌驾于因疫情陷入困境的美国民众的利益。特朗普反对任何严格的封锁措施，枉顾疫情大幅降低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只是为了大幅提高美国企业的长期利润，推高美国股市，而这几乎是他认真关注的唯一经济指标。特朗普认为，利用白人种族主义来吸引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会掩盖政策对他们的打击。但特朗普由于低估了疫情的第二个关键趋势而作出严重误判。第二个因素是美国民众，特别是美国黑人，对这次疫情形势的巨大反应。种族主义警察谋杀乔治·弗洛伊德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之大，反过来或将推动美国黑人投票的积极性——2016年，美国黑人民众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相对漠不关心。黑人社区的这种动员，加上特朗普的抗疫政策直接危及到了此前支持他的群体，比如年长的白人选民，这就解释了特朗普在选举中的民调支持率如此糟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除非美国的民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不准确，或者在最后一刻出现有利于特朗普的戏剧性转向，否则特朗普将面临失去总统宝座的严重风险。
重要的是要理解，美国内部情况的发展，导致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攻击中国的直接作用相对较小，这与特朗普的意图大相径庭。特朗普本打算隐瞒他对美国民众发动的大规模打击的后果，比如他说，美国民众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疫情中的庞大死亡人数，是他谎称的“中国病毒”带来的，还比如失业率的大幅上升等等，也是中国造成的。但从选举的趋势可以明显看出，美国民众正确地认定，他们的问题是“华盛顿制造”，而非“中国制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积极支持中国，这在民调数据中没有依据。美国民众只是认为中国不是选举的中心议题——主要问题是疫情导致的庞大的死亡人数、生活水平的降低，警察和特朗普等的种族主义活动。美国民众没有因特朗普攻击中国而分散注意力，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选举中对外交政策的关注度很低。选举中压倒性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国内的问题，而非与中国的关系。这一事实对制造“中国恐慌”的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决定性打击。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特朗普阵营的关键性人物发表了激烈的反华演讲，努力地企图转移人们对美国糟糕的国内情况的注意力。这种竞选形势也影响了拜登。尽管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华策略有所不同，但拜登通过实践发现，美国民众对讨论中国问题不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讨论特朗普打击性的国内政策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因此，在总统电视辩论、广告宣传等活动中，拜登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抨击特朗普的国内政策上，而对中国的关注相对较少。正如拙文《不管特朗普能否挺过去，美国都将继续执行反华政策》分析所示，抨击特朗普的政策，并不意味着拜登不反华，只是因为拜登发现美国民众对讨论中国并不是真正感兴趣，而是对讨论美国国内形势感兴趣。也许赢得总统选举后，拜登会重回反华路线，但现阶段这对他的总统竞选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朗普和拜登的对峙所带来的的结果是，美国出现了第三种流派，杰弗里·萨克斯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拒绝特朗普和拜登的任何反华战略，并希望美中两国合作应对美国和全人类所面临的整体问题。尽管不是所有人，但大多数人支持拜登是出于美国国内的原因。这种流派在美国政坛无疑是少数，但却是最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发动新冷战的。因此，有必要分析这一流派的观点及其策略，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特朗普，而且也关系到拜登。
美国政坛“第三种流派”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对美国乃至人类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威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有必要在应对这一威胁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由于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此两者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所以，对此观点有着最清醒认识的美国“第三种流派”的代表人物与主张对华发动新冷战的特朗普相比，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美国和中国不是敌对的，反而两者之间进行合作极其重要。
萨克斯本人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东欧和前苏联“休克疗法”的支持者——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对这条道路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但萨克斯和许多有着类似想法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致命威胁，正如萨克斯所著的《可持续发展时代》（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说。面对被视为致命威胁的气候变化，萨克斯因此顺理成章地在其所著的《新外交政策：超越美国例外主义》（A New Foreign Policy: Beyo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书中呼吁美国与中国合作。
萨克斯可能是支持这一立场的美国重要知识分子，类似的观点也得到了西方一系列环保组织的支持。人们自然特别关注习近平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例如，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分析师和历史学家之一亚当·图泽（Adam Tooze）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就凭这短短两句话，中国领导人可能已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未来前景。”西方著名分析机构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建模主管赫克托·波利特（Hector Pollitt）在一份类似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承诺在206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将会使本世纪的全球气温减少0.25摄氏度，并提高中国的GDP。”广受关注的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网站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的目标,那么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将缩减0.2至0.3摄氏度，这是气候行动追踪组织估计的最大单次减排。”西方分析还表明，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前很有可能与欧洲领导人进行过交流。此前一周，中欧领导人举行了定期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9月16日的咨文中也曾提议在今年年底前提高欧盟2030年的气候目标。气候分析组织（Climate Analytics）首席执行官比尔·黑尔则针对这一状况指出：“如果中国和欧盟（共同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3%）都正式向《巴黎协定》提交这些新措施，这将创造积极势头……”如果乔·拜登赢得美国大选，这将意味着占全球排放量近一半（45%）的全球前三大排放主体——中国、美国和欧盟，到本世纪中叶都将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从而使《巴黎协定》1.5摄氏度的暖化限值得以实现。”简言之，中国、欧洲的重要力量和美国最进步的流派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相同的立场。虽然特朗普显然公开敌视这些力量，但如果拜登赢得选举，该问题也将对拜登的总统任期构成巨大压力。拜登表示，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会直接导致美国内部力量得出有必要与中国合作的结论，同时这也将与经济问题有所关联，而这当然会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将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产生关联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即时体现出来，而是战略性的。新冠疫情导致美国乃至全球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据国际预测，疫情或致1亿多人陷入赤贫。在美国，超过2000万人失业，数以千万计的人遭遇降薪。因此，如何实现经济复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美国最激进力量的核心思想是，必须制定一项“绿色新政”。他们推出了一个重要的投资计划，包括政府投资，以使经济脱碳。因此，这种投资将同时创造就业和应对气候变化。许多这样的工作都是需要技能的，因此报酬很高。这再次与中国关于“环境文明”的讨论，以及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的演讲有所吻合。因此，这样的政策将帮助处于平均收入线和较贫穷的美国人。与此相反，特朗普的政策是对富人减税，用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大规模失业来压低薪水，以及进一步损坏环境。如上文分析所示，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许多支持美国“绿色新政”政策的人（虽然不是全部）都赞成与中国合作。但实际上，这样的政策有悖于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尤其打击了收入较低的普通美国人，因为它推高了中国商品的进口价格——西方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估计，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 给每个美国家庭带来逾800美元的成本。同样，将华为排除在美国电信系统建设之外，也会推高普通美国人和穷人的生活成本。因此，从逻辑上来讲，援助普通和低收入美国人的计划，需要终结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类似的攻击性措施。拜登并没有对此做出承诺。相反，他在竞选活动中至今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沉默，这符合他的反华立场，但他将面临民主党内部萨克斯等“绿色新政”支持者的压力。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拜登获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可能是在新冠疫情上。由于特朗普抗疫不力，拜登将接手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因此，对于拜登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设法控制美国的疫情形势。为达成这一目标，拜登宣布，如果他当选总统，美国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但美国一些更务实的力量想得更远，希望与中国直接合作。例如，在民主党内部有影响力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主要领导人之一迪恩·贝克写道：“中国开始向本国民众提供疫苗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在特朗普政府疫情控制已经完全失败的情况下，对这里（美国）的人们来说，疫苗可供使用的前景看起来不错……”“看来中国尖端的疫苗制造商已经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疫苗制造商……我们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如果美国采取公开合作研究的道路，一旦疫苗的有效性充分确立，并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开始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先进疫苗并分发。合作研究意味着，所有临床试验的结果都可以自由分享。这意味着我们将与中国卫健委同时取得结果，当然，这里的企业也可以自由地使用中国疫苗进行自己的试验。”“这种合作必须经过谈判。唐纳德·特朗普大肆宣扬‘美国优先’，对国际合作毫无兴趣，因此从未试图就任何开放研究计划进行谈判，并在各国之间公平分担成本……”“由于领导层的失误，我们等待的时间可能比需要的时间长几个月……这将意味着，数以万计本可以避免的死者和数十万本可以避免的感染者无辜遭殃。”
美国转向与中国积极合作抗击疫情，将需要在政策上做出更为激进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拜登提出的重返世卫组织的有限建议。但有趣的是，民主党内部有力量支持这样的提议。
种族主义将是影响美国大选的一个决定性问题。如前文所述，特朗普抗疫不力“让美国内部充满火药味”——在警察谋杀乔治·弗洛伊德之后，以美国黑人为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点燃了导火索。民调显示，到目前为止，这些影响比特朗普试图调动的白人种族主义基本盘更为强烈。如果特朗普输掉选举，首先要归功于美国黑人大规模涉入政治。所有支持类似“绿色新政”的力量，都强烈支持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此外，从历史上来看，黑人是美国规模最庞大、立场最鲜明的亲华力量——许多著名的黑人群众领袖，如杜波伊斯、马尔科姆和穆罕默德·阿里均公开称赞中国。美国一些黑人组织目前表达了反对美国对华发动新冷战的立场，这符合历史趋势。这种形势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要回答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对此进行严谨、客观、准确的分析。
正如上文分析所述，与特朗普的意图相反，中国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一直是一个相对边缘的问题，美国国内的问题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特朗普的政策同时打击了中国和美国最贫穷的部分人口。但阻止特朗普的并不是美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2016年美国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以及绝大多数的大众媒体都支持希拉里反对特朗普，但是以失败告终。此次正是美国普通民众和最贫困阶层对特朗普的压倒性抵制，让他在民调中陷入困境——在围绕美国总统大选的这场考验实力的硬仗中，中国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拜登在民调中遥遥领先，但这不是拜登自己计划的。乔治·弗洛伊德遇害后，美国民众发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不是由民主党领导层主导的，而是在民主党领导层的控制之外发生的。如果拜登获胜，那将是特朗普被不受拜登控制的运动击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他将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核心理念，中国将寻求与拜登达成共赢合作。此外，由于上文分析的原因，这种合作确实存在于某些领域，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这正好与习近平主席最近产生强烈国际反响的联合国演讲相呼应。正如拙文《不管特朗普能否挺过去，美国都将继续执行反华政策》分析所示，虽然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华策略可能有很大不同，但他和特朗普一样都持反华立场。因此，这很可能会限制美国与中国的任何程度的合作——实际上，拜登甚至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新的攻击，比如美国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且他在停止攻击中国高科技公司方面所受到的压力也小于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压力（因为中国进口商品对普通和低收入的美国人来说比中国高科技公司的一些产品更重要）。因此，在拜登和特朗普都奉行反华政策的情况下，中国与那些在战略上希望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的美国力量之间存在对话就非常重要。此外，诸如杰弗里·萨克斯所属阵营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所依赖的民主党联盟的观点——萨克斯最初可能支持伯尼·桑德斯，但现在却全力支持拜登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持萨克斯类似观点的美国人士进行短暂对话，对中国来说根本不够，而是应当成为长期战略的一部分。有些美国力量反对向中国发动冷战的理由完全不同，例如他们想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他们担心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等等。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应根据国际形势，巧妙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但是，特别是在民主党的拜登可能接任总统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交流中应包括与民主党中那些强烈赞成美中合作的人保持交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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