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做客人大重阳，分享了他对“双循环和中国增长模式的调整”思考与观点。这是由人大重阳主办的“中国经济金融与世界局势”系列直播活动第十讲。以下为直播实录：
1.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2. 国际大循环需要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三来一补”、FDI等发展历史来全面地理解。
3. 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必须要搞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创新光靠引进，中国是没有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做到自主可控，走到世界前列的。
4. 我国拥有2万多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但投资收益为负，美国负债累累，但投资收益为正，为什么？
5. 中国现在拥有海外净资产，但却已经处于被“食利”状态，一旦无法保持大量贸易顺差，经常项目变成逆差，最终成为债务国，这种可能性非常值得警惕。
6.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只要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组合改善加强国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就一定能够在困难的外部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7. 即便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在相当时间内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逼近和赶上美国，实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余永定：非常高兴今晚和大家分享对“双循环”与中国发展战略调整的看法。首先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概念，是一种发展或增长范式的根本性转变？还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强调今后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内需？有人说这可能还包括着提高国内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有人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点在于“循环”，就是要打通国内国际的各种梗阻，又有人强调所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指要强化供给侧改革，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更愿意把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这种思想理解为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打算做的两件事情：一是要引进技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当时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二是开展对外贸易。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路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意味着要引进成套设备，隐含了先进技术的成套设备，无论是引进或者进口先进设备还是发展对外贸易，起步阶段都需要外汇，没有外汇这两件事都做不成。当时中国外汇极度短缺，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1.67亿元，1979年中国出口总额才137亿美元，除了1979和1989年这两年之外几乎年年都是贸易逆差，当时外汇极度短缺。当时我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外汇紧缺，因此我们出口能源制造品来换汇，第二个问题是扩大对外贸易。但是当时国内制造业缺少先进技术和先进的中间产品，制造业产品质量低带来了出口困难，出口困难带来了创汇困难，外汇的缺少又使我国的制造业无法达到利于出口的先决条件。但中国又是非常幸运的，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恰恰是代工贴牌生产兴起的时期，在东南亚国家和亚洲，OEM的贸易方式蓬勃兴起。在没有外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贸易形式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对外贸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是指不需要用外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由合作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图样，我们做的是利用这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加工后创造的价值通过外国投资者找的市场进行销售以赚取外汇，这样“三来一补”兴起了。1987年发改委王建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情况，他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虽然这个概念当时也很有争议，但是这个想法和理念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很快发展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的理解需要先强调一下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区别。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加工贸易、贴牌贸易、“三来一补”的兴起，使我国能够参加到加工贸易中。之前我国也有贸易，但这种贸易是一般贸易，比如，将国内农产品卖到国外以赚取外汇的形式，因为它没有形成任何循环。而加工贸易按照我国海关的定义是：境内出口商利用本国的劳动力资源将进口商提供的原材料、零件加工装备成工业制成品再出口到国外，以获得收益的贸易方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先“进”，要进料、进中间产品，再加工出口，这就是王建说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来料加工”是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形式，后来发展到“进料加工”，“进料加工”一般情况下需要买中间产品，是比“来料加工”高级的阶段，因为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外汇，只能“来料加工”，但“来料加工”按定义一定是有外汇可挣，随着外汇的积累就可以主动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于是就变成了“进料加工”。伴随着“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发展，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说，中国的贸易是两种形式，一种是一般贸易，另一种是加工贸易，当说到“两头在外”的时候，比较强调的是加工贸易这种形式。特别想强调一下，按照加工贸易的定义，加工贸易一定会形成贸易顺差。比如进料加工，是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可能花费了外汇，但是经过加工，本来进口花100元，经过加工后价值变成120美元，所以一定是会挣到20美元，这是一种创汇的贸易形式。一般贸易不一定是这样，比如从外国进口肯定是花掉外汇，而不是创造外汇的。除了通过加工贸易取得外汇之外，FDI也是取得外汇的另一条重要的途径。FDI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据报道，1978年通用汽车董事长访华提出了合资企业，邓小平很支持，合资经营可干。在1984年我们成立了第一家大型合资企业，我们叫做三资企业或合资企业。这种引入FDI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时强调外资企业的外汇要自我平衡，合资企业的产品以外销为主。我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逐渐增加出口产品的国内生产成分，这个词叫做进口替代及英文叫做“Local Contents”。这样出口逐渐从加工贸易取代一般贸易，成为了主导的贸易形式。加工贸易的企业一般都是三资企业，他们主要着眼于加工贸易，中国的贸易顺差就逐渐开始增加了。原来是大量贸易逆差，1979年到1989年，除了两年之外几乎年年都是贸易逆差。
图1：国际循环
先说国际循环。从进口开始看，进口设备（由外资带进）、原材料、中间产品，国内以合资企业为主的企业对这些进口材料和产品进行加工，加工后创造新的价值出口，出口后企业取得了外汇收入，用外汇购买进口的原材料、设备和中间产品，再进行生产加工再出口，于是就循环起来了。关于循环的具体形式，开始是“三来一补”，主要是来料加工，不需要外汇；后来变成“进料加工”，需要通过外汇购买中间产品；加工贸易的形式包括了“进料加工”等形式，主要特点是用大量外汇购买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再出口。其中，合资企业创造了主要外汇，是国际大循环中一个重要的力量。企业的循环形式，还有一种存在是国内循环，在国内加工生产、销售，企业取得收入之后在国内采购，再在国内加工、销售的循环方式。
图2：企业的四种基本循环形式
除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基本的循环之外，还有一些小循环跟这两个循环相关。比如图中红色的部分，它也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生产、销售，这就变成了一头在外，但是另外一头在国内。再比如图中深蓝色标记的，是在国内采购和加工生产，但是在国外出口，企业有了收入之后，经过换汇过程，又开始在国内采购和加工生产，在国外销售，如此循环下去。总而言之，企业有四种基本的循环形式。两头在内的国内循环，这是改革开放之前封闭的经济形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循环就是王建所指的循环形式；第三种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比如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销售，典型的企业是电子产品企业（外内A型）。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另一种形式是原来以外销为主，但由于某种原因出口转内销了（外内B型）。第四种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常见于传统的创汇产业，比如稀土，不需要进口，生产加工后直接出口到国外（内外A型）。另外还可能是原来以内销为主、之后转成出口的临时性内外型企业（内外B型）。其中外外型、内外型是创汇型的企业，外内型是用汇型企业。 由此可见，这两个循环并不是绝对孤立，而是互相渗透的。另外，这两种循环是有溢出效应的。比如早期，三资企业职工调到国内企业工作，就会同时把好的技术和管理带到国内企业，所以存在“溢出效应”。总而言之，可以用这两个循环及两个循环下的几种小循环，把改革开放之后企业的经营活动概括。但我想强调并不是所有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用循环这种概念来描述的。我想强调的是在这种不同循环形式中，有的是创汇的，有的是用汇的，而当时采取的政策是鼓励创汇企业发展，而八九十年代有个口号叫做“建立创汇经济”就是当时重要的思想。
图3：电子产业的内外循环
在此用电子行业数据来考察循环的类型，这需要看行业出口占总值的比重和产业进出口比值这两个主要的数据。可以看出，出口在总产值的比重相当高，说明电子产品对国外市场有很高依存度，说明电子产业对创汇的贡献是比较大的。电子产业出口/总产值比≥50%，说明电子产品对国外市场有很高依存度（同汽车等行业相比）。而电子产业进口/出口的比高达2-5倍说明：一是大部分或绝大部分电子产品进口用于国内最终消费，而不参与国内、国际循环；二是电子产品（作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严重依赖进口。事实上，半导体出口的进口含量达90%。其中，参与国际、国内循环的电子产品的循环类型是外-外型和外-内A型。电子产业进口对出口的比重高达2-5倍说明什么？这说明大部分进口产品用于国内消费，而不参与国内国际循环，进口那么多，出口没多少，这说明进口中相当部分是国内消费而没参与循环。电子产品作为最终品和中间品都严重依赖进口。比如要生产一个100块钱的产品，这里有60、70甚至80块钱都是进口的，我国只是做些组装和简单加工。再比如直到现在半导体进口含量差不多达90%左右，比如现在卖一部苹果手机，苹果手机里的绝大部分零部件都是从外国进来的，设计也是外国设计的，所以卖100块钱的苹果手机，大概七八十元都是外国人的，这也是电子产业中非常重要的特点。如果进行归类，从循环的角度来看，电子产业企业循环的类型是外外型，或者是外外A型，基本是这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含义是：电子产业，我国的位置基本是组装者和打工者，而且是超大用汇产业，这是从循环的角度来看电子产业。
图4：国际大循环战略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
把刚说的国际大循环延伸一步。现在当谈及全球供应链时（图4右），如果进口的产品是外国企业加工过的产品，进口后再加工，这个过程就是从后端加入到全球供应链中，外国企业在供应链的上游。如果是从前端加入全球产业链，此时出口是给外国企业提供中间产品，被国外企业加工后我国创造外汇收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战略主要是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战略，而这个出口导向战略就是国际大循环战略。比如半导体的全球生产循环过程，第一阶段在日本生产硅锭晶圆，这是生产的第一个阶段。生产完了就跑到美国，第二阶段在美国是集成电路的晶圆制造，也依然在美切割成芯片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转回到澳洲，也可能回到中国，因为中国封装测试还是不错的，然后在新加坡生产出半导体最终产品，之后把半导体器件输入到中国来，一个个小黑片，我们就把它组装成手机、组装成为最终的电子消费产品，我们再卖回美国去。这就是超级国际大循环。 我们采取了国际大循环的战略，而且非常成功。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排第11，名列荷兰之后。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1995年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是3%，2008年上升到12.4%，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八年过后，中国的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在世界GDP中占16%，是日本的2.7倍，现在是日本的三倍。在2010年8月中国外汇储备3.14万亿高居世界第一，在2014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是4万亿。 既然我国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什么中央要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我想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提法是符合辩证法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六点：一、国际市场容量有限；二、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三、自主创新的动力不足；四、存在资源的跨境跨时错配；五、地缘政治环境恶化；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只要以国内市场为依托，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正确的经济政策组合改善加强国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就一定能够在困难的外部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下面我简要谈一下对上述部分问题的看法：在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就已经对国际市场影响很大，不能把外部市场看成一个给定的外部条件。2018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近12%，中国贸易总量是4.6万亿美元，而美国、日本都低于中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量10.87%，日本占3.8%。这种情况下，市场容量有问题，容不到那么多东西，再出口就要跌价了，贸易条件就要恶化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在某些领域中进一步增加出口的余地，增加出口的余地也是有的，但总体来讲差不多了，过去一个石头扔到大海见不到浪花，现在一个石头扔进一个茶杯，茶杯就砸掉了。这样一种贸易格局由于西方国家国内的政策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变成一种政治力量和一种民粹，美国现在很多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或者是情绪，跟我们大量的出口廉价劳动和商品不无关系。 由于种种情况，我们确实需要进行调整了，而事实上已经在调整了，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在2006年之后都开始下降，下降得相当厉害。最高的时候，中国贸易总额占GDP比超过60%，现在也就是30%左右，我们的贸易顺差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0%左右，现在就是1%左右。总而言之，在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主要依靠消费。那时候就开始调整。从现在来看需要进一步调整，所以这是不是增长范式的根本转变呢？我说不是，这是范式调整。这是第一条，要降低对外依存度，对外依存度主要是有三个尺度可以衡量：贸易总量对GDP的比，出口对GDP的比和贸易顺差对GDP的比，从三个指标衡量我们早已进入调整，现在还在调整之中。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网络是生产过程碎片化的结果。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全球产业链是西方所谓的旗舰企业设计主导和控制的，加入全球产业链是被动进入的，既然是被动的，就很容易被锁定在特定位置。不过，即便只是加工者和组装者，还是能够通过接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要看到我们处于什么样地位。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改善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比如可以和旗舰企业博弈。但是美国认为我国威胁了他的旗舰地位，所以在不断的博弈。这种博弈不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在其他国家也都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发挥中国国内市场规模的最大的优势，对一些关键产品要进口替代。举个例子，比如前年韩国和日本打起来了，日本停止对韩国提供一种特殊的蚀刻机清洗液，那就只有日本生产，它停止供给马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提醒中国在一些关键产品上应该建立起自主可控产业链，这样才能够处于不败之地。 那么谁来建？主要要靠企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要让中国更多的企业成为旗舰企业和主导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起到主导作用。这里顺便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碎片化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这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不同的色块代表了时间和一道道工序。原来从炼钢到一个空气压缩机出厂基本就在一个方圆一公里的厂区完成了，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针对某些产品是可以把生产过程分解的，比如刚才说的这些生产过程都分解后就模块化了，也就是说它是碎片化了，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碎片化了，碎片化之后在中国生产的，在日本生产，在韩国生产，在哪儿生产有比较优势，但是在哪儿都是由旗舰企业设计的，这就形成了国际生产网络，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国际价值链条。这些连接线代表的是运输、通讯环节。而且没有关税，所以把它分开生产，充分利用分工的优势，效率大大提高，这就形成了国际生产网络和国际价值链，这也和产品类型有关。总而言之，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就形成了国际网络。这是一种分工，另外还有一种分工，像大飞机，包括了13个系统，每个系统下又包括许多子系统。刚才给大家讲了半导体，可以是一个价值链一条就下来了，而飞机又要分成多少个系统，每个系统下又有多少个子系统，子系统下还有子系统，这些系统是由很多个承包商参与的，比如霍尼韦尔负责其中部分生产，再比如发动机是美国和法国合资的一家公司生产的。 C919需要200多万个零部件，都要分出去。CR929需要400多万个部件，每个系统有很多。雷达罩是中国的，机身是中国的，尾翼是中国的，有相当部分是中国的，但更多的系统是外国承包商来做的，这是合乎世界惯例的，世界上的飞机全是这样生产的。飞机的“心脏”高涵道比发动机LEAP-1C由美法合资生产的，C919算中国产能吗？当然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平台和集成能力，生产什么，怎么生产，设计的指标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活和别人商量分配给他们，所以飞机是国产大飞机，但即便是国产大飞机也要通过全球生产网络的协同才能生产出来。这时候怎么做到自主可控，大家可以动脑子来想一想。总而言之，现在的生产不像过去简单的按照是生产钢铁、生产石油化工产品，生产纺织品是按部门来生产。现在是把生产过程切成不同的块，生产零部件再组合到一起，所以现在世界分工认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按产业的，过去讲雁行模式，一个产业链一个产业链升级。另一种是全球产业链，国际生产网络是要把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分散到世界不同地区生产，这样一来贸易形式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贸易一般都是最终产品的贸易，现在的贸易大部分都是中间产品的贸易，而不是最终产品贸易，是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放在一起的贸易。所以，这是我们新的世界分工形式，这种新的世界分工形式又决定了新的贸易形式，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反过来说由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发展又影响到世界分工的形式，如何在世界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已经提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政策，只要能够贯彻这些政策是能够保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自主可控的状态，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主动脱钩离开世界市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怎么在世界市场上，世界分工体系生存下去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中国“市场换技术”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把物化先进技术的设备和大量中间产品带入中国，然后通过“国产化”取代这些中间产品，但是国产化的任何进展都不代表产品开发技术能力的增长。当我们在讲国内循环为主的时候，绝对不是说要把市场关上，要离开国际市场，恰恰相反是要打开大门加强竞争，这样才有动力搞研发。有学者指出，在研发时基本上有两种技术路线：一是抢占制高点，二是发现制高点。抢占制高点是制高点已经在那里了，大家跟着去做，比如芯片。还有一种是发现制高点，但要想做到发现制高点，必须要重视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必须要培育创新精神，否则根本不可能发现制高点。所以，现在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很多的问题都需要重新考虑。 过去我们对产业政策是比较避讳，一说产业政策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个观点需要改变。拜登政府最近提出了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出钱和购买花7000亿美元在搞基础设施，其中有3000亿美元是搞研发的，政府出钱。所以，中国制造2025没有错，关键是2025这个实际效果如何，并不是说应该不应该制定，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制定产业政策，不是说产业政策本身是政治不正确，而是这个产业政策到底合乎不合乎国情，搞不好就是浪费资源，抑制增长，搞好了就是加速经济发展，提升科研技术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是缺乏协调的。比如一些重大项目需要各个部门进行协调，齐心合力搞出来。比如现在一说搞芯片，几十个大的芯片厂就建起来了，不同的地方都在盲目搞这些东西，可能浪费了很多钱。总而言之要找到好的办法，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必须要搞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创新光靠引进，中国是没有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做到自主可控，走到世界前列的。执行出口导向战略（加工贸易+FDI国际大循环战略）推动了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但这种战略会导致资源跨境跨时错配。我们一方面维持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引进FDI，从而形成双顺差。由于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如上图所示，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都不是很高，但在2002年之后开始急剧增长。2014年积累的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而外汇储备的积累是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和FDI政策实行后非常自然的结果。
图6：中国海外资产-负债
双顺差使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出现问题。外汇储备主要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如图所示，中国的海外资产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美国国库券）。海外负债主要是FDI，这种债务形式和其他负债形式是不一样的，其他的负债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和其他一些投资。截止2019年3月海外资产总共是7.4万亿，负债总额是5.4万亿，净资产2万亿美元。按理说，有净资产应该可以从银行获得利息，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我国海外投资收入从90年代开始，除了少数年份外都是负的，也就是说你在银行有大量的存款，但银行不但不付利息，而且还要给银行付利息，这就成为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图所示，海外净资产（灰线）到2019年是2万多亿美元，投资收入（红线）基本上都是负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债权主要来自美国国库券，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极低。与此相反，按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项调查，美国在华FDI的回报率是33%，欧洲国家是22%。因此，尽管我国净资产为正，但投资收益却是负的。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正好相反（2007年），美国欠世界9.4万亿美元，如果说利息率是4%，每年应该付3640亿美元，但实际上每年收到的利息却是2080亿美元，折现后美国等于拥有5.2万亿的海外净资产。这个问题可以同日本的情况比较看一下。如图所示是日本的国际收支结构，投资收入（浅蓝）都是正的，而且越来越大。货物贸易（绿色）是顺差，服务贸易（黑色）是逆差，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就是它的贸易项目，经常项目（黑线）是投资收入、贸易项目之和。
图8：日本经常项目的结构
2005年之后，日本投资收入顺差大于贸易顺差，而中国是贸易顺差，但投资收入是负的。2011年到2019年（除2016、2017年外）日本是贸易逆差，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都是负的，但是投资收入是正的，而且很大，加总后经常项目是正的。日本老龄化之后不可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一般来讲是贸易逆差，但由于过去投资收益很高，所以仍旧可以“食利”。而中国现在用于正的海外资产，已经处于被“食利”，如果国家出现老龄化，此时不会有大量的贸易顺差，经常项目变成逆差，成为债务国，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所以，过去的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国际大循环非常成功，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一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局限性，任何事物如果不加以调整，它都会走到反面，现在我们必须要加速这种调整，特别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条件下必须进一步加速这种调整。所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我相信加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调整，比如汇率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出口退税政策、金融对出口企业的支持政策都需要进行调整，如果进行了调整，即便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在相当时间内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终逼近和赶上美国，实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所以，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一定可以顺利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维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按期实现小康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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