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2021年第5期《环球》杂志发文表示，从中长期外部环境看，未来形势不会回到想象中那般“顺风顺水”，反而有可能遇到许多不可测的“逆势逆流”，但中国面对“逆风逆水”，正在“逆境”成长。本文在新华社客户端的阅读已达50万+，原标题为《中国须适应“逆风”崛起》。
要点摘要1. 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得不顾忌生态变量的全球级崛起大国；中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的全球级崛起大国；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承诺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2. 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与他国比拼的，不只是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军事国防、科学技术，还被强加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良治之争。3. 对“逆风逆水”的未来局势预判，折射了中国崛起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掣肘因素更多，潜藏风险也更加不确定。但诚如人生旅途，走得累往往是因为在走上坡路，中国面对“逆风逆水”，正在“逆境”成长。4. 中国极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里跃升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需警惕七大风险：一是美国压制加剧，二是军事安全困境，三是大国责任陷阱，四是经济下行压力，五是跨国投资风险，六是海外公民威胁，七是外部风险倒灌。5. 从历史经验看，应深刻感受到，任何大国崛起的进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要经历惊涛骇浪式的波折；从现实逻辑看，须客观认识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能借助的外部红利正在变少；从未来局势看，要做好心理准备，国家崛起本身就是持久战，克服外部不利环境的关键是内部不断发展。
本文在《环球》杂志的版面截图
2021年年初，国际形势表面上看似有所缓和。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后中美紧张关系有所扭转，新冠疫苗推开接种意味着全球人流、物流可能很快“解禁”，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等各项指标复苏之势明显，未来图景似乎一片光明。对未来乐观，不是坏事，但从中长期外部环境看，未来形势不会回到想象中那般“顺风顺水”，反而有可能遇到许多不可测的“逆势逆流”。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越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最接近的时刻，越是要提醒国人，面对国家崛起的外部环境，须审慎稳健，持底线思维，攻艰克难，奋勇向前。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人类近现代化以来任何大国崛起所经历的外部条件都更为复杂、困难和多元。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空前关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白热化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等，都在以连环套、共振型的方式构成中国崛起的外部“逆势”。
第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唯一一个不得不顾忌生态变量的全球级崛起大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对气候变化空前关注，使得哈佛大学教授沃兹曼所说的这个“从地狱来的问题”，变为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枷锁，也成了影响中国崛起的新外部变量。这与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世界迥然不同。2015年，《巴黎协定》缔约方达成全球性共识，要把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这意味着全世界要迅速、全方位地实现能源与发展大转型，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费减少2/3以上，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发电，同时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85%。世界已探明的采储量40%以上的天然气、50%的石油与80%以上的煤炭将永久地留在地壳中。这对煤炭耗能比重长期占60%左右、电量需求连年高速上涨的中国来讲，无疑是从未有过之大国崛起的外部约束。对中国的约束在于，不仅是高效完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所承诺的中国“2020年目标”，还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中国当前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外部生态约束无疑会加大中国发展转型的难度与压力。第二，中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抑或是20世纪崛起的美国、日本、苏联，本质上都是同质文明内的国力位次与权力份额之争，对外殖民或侵抢他国时，往往保持着勾连与分赃之态。无论是清末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还是合力瓜分非洲，都具有西方“内争外合”本质的典型例证。当前，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表现出空前的焦虑与敏感心态，一些强国对中国崛起“羡慕、嫉妒、恨”，打着“规则”旗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很容易形成压制中国崛起的共识。加之数字时代万物互联，各类外部金融风险传导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与重塑预期，边境领土争端不断，极端势力活跃，以“卡脖子”为目的的科技“脱钩”与数字压制等不断上演，当下的中国面对的外部安全和发展环境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第三，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承诺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数十年前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永远不争霸，还是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抑或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医疗物资、疫苗等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全力援助他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彰显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性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不拷贝过往他国靠战争、冲突、殖民崛起之路，也不会走建立不平等金融、贸易、经济体系剥削他国之路。中国外交主张和平、合作、共赢，是基于大国兴衰史的惨痛教训，也是源于数十年来自身开放发展的有效经验。但中国无法摆脱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借题发挥，试图给中国套上过高的道德紧箍，扣上种种子虚乌有的帽子。中国稍加反驳，又被西方媒体戴上“战狼外交”的新帽子。西方制造出种种舆论压力，意味着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与他国比拼的，不只是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军事国防、科学技术，还被强加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良治之争。中国对外交往不得不比历史上其他大国做得更讲规范、更重方式、更能共赢、更有示范性。对“逆风逆水”的未来局势预判，折射了中国崛起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掣肘因素更多，潜藏风险也更加不确定。但诚如人生旅途，走得累往往是因为在走上坡路，中国面对“逆风逆水”，正在“逆境”成长。
近年来，中国加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中央区往往也是风暴眼。回顾大国史，那些曾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肯定是国际聚光灯下的受瞩目者，同样也是与矛盾、风险、利益纠葛最多的策源国。在相继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最大货物贸易国家、最大消费市场之后，中国极可能在未来若干年里跃升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前所未有的各类风险也将随之而至。
一是美国压制加剧。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短期形势有所缓和，但拜登明确以“战略耐心”为说辞，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者，将特朗普对华政治遗产视为新一轮对华博弈的筹码。而且，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消极看法前所未有，两党对华遏制策略空前一致，拜登政府内一些少壮派官员对华“鹰派”架势明显，科技压制、贸易“脱钩”、人权挑衅、主权干预仍将是美国对华惯用手段。中美关系紧张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常态。二是军事安全困境。美国对中国边海抵近侦察与军事骚扰之势未减，将中国军力困于第一岛链的战略企图未变。“台独”势力“挟洋自重”，边境争端难以息止，中国在台海、南海、边疆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概率加大，加之数字时代军事科技更新迭代节奏加快，一些境外极端势力也盯上中国，中国不得不面对由多方因素造成的“诱战”“耗战”“混战”叠加的安全困境。三是大国责任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对异质文明存在偏见与傲慢，近年来常借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人权标准、债权陷阱等议题，炒作中国“大国责任”，尤其是拿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借题发挥，以双重标准评判，试图利用西方话语霸权，掌控“中国是否负责”的评判权，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扭曲中国战略意图，转移国际舆论注意力，推卸本国应有责任，以此加大中国发展成本，迟滞中国崛起速度。四是经济下行压力。近年来，智能科技创新突破陷入瓶颈，发达经济体老龄化趋势明显，国际需求将长期低迷，贸易与投资欲望不足，全球增长动能乏力，年均增长率不断下降。在未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外部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相反，中国经济不得不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与科技研发投入的引擎，不仅须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须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中国红利。五是跨国投资风险。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范围与深度正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4.4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其中60%以上集中在租赁商务、建筑制造、采矿能源、交通基建、批发零售业等“重资产”，这些行业存量大、周期长、套现难、风险系数高，很容易成为所在地极端势力、仇华势力、不法势力的冲击目标。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无归，甚至搭上性命。六是海外公民威胁。近年来，半年以上的海外学习、务工、就业的中国国籍人口据估计已超过500万。中国年均境外旅游人数已超过1.5亿人次，且深度游、偏远地区游的人数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偷窃、抢劫、绑架、恐袭的事件明显增多。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电话12308现在日均人工接进海外中国公民各类求助电话1100通，可以预见，未来海外人身安全保护仍将是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七是外部风险倒灌。各类新型传染病全球蔓延，跨国犯罪猖獗难控，资本市场波动频繁，汇率战、货币战变相打响，数字赤字在各个行业与领域风险凸显，增长与分配、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社会矛盾在多国此起彼伏，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在中国周边徘徊，外部风险只要一瞄到时机，便有可能倒灌回国内，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从未像今天这样与世界广泛交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国家崛起进程中牵扯如此之多的外部头绪。决策层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的战略判断，决不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与惧怕，更不是对长久以来的发展积累、当前经济社会繁荣的否定与懊恼，相反，是评估现实境况与未来走势的客观冷静与实事求是，更是面对外部风险与潜藏危机时的坦然与自信。
从历史经验看，应深刻感受到，任何大国崛起的进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要经历惊涛骇浪式的波折。以美国为例，19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内战、金融风暴、经济萧条、总统暗杀、种族冲突、社会分裂、生态恶化、世界大战、军事结盟、国际谈判、海外战争、人质营救、恐怖袭击等多重内外部挑战，其中有一些困难中国也可能会遇到，需要冷静对待、努力克服。从现实逻辑看，须客观认识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能借助的外部红利正在变少。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外部环境时常出现干扰中国发展的障碍，但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流动性产生的外部需求红利、发达国家对外产业转移产生的投资红利、西方领衔信息革命产生的科研成本红利等几个因素看，40多年来中国外部环境整体上还算“顺风顺水”。这些“顺势”仍在部分延续，但形成发展牵引力的比重在下降，甚至产生逆转，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未来局势看，要做好心理准备，国家崛起本身就是持久战，克服外部不利环境的关键是内部不断发展。大国国运是一条单行线，从英国、苏联、日本等盛极而衰的下行教训看，中国只能逆风而上。更重要的是，外部“逆风逆水”本身就是倒逼内部改革与转型的压力。只有居安思危，精准剖析，外部“逆风逆水”才可能成为内部改革“借势而为”、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准确认识外部环境的“逆风逆水”，才能学会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正确认识大势。观大势方可谋全局，针对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只要深入研判调查、科学决策，主动求变应变，善于把问题想得更广一些，风险想得更严重一些，防范想得更周全一些，积极作为，下先手棋，就定能为中国崛起打好主动仗，为开创更新、更好的民族复兴局面开好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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