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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中企扎堆“造车”是对的,过剩才能出好技术

人大重阳 20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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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曹远征系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7期,原标题为《“造车”扎堆?专访曹远征: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一定会有过剩》。


曹远征(资料图)


“造车”人满为患极大浪费资源?

曹远征:靠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规律性的表现


《中国经济周刊》:“十四五”规划中,涉及科技的篇章备受关注,其中提出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围绕这一目标,在制度建设和改革方面,我们需要怎样做?曹远征:如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我认为,没有所谓最完美、最好的体制。制度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是有形的,它的检验标准就是能不能给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有效的支撑。不脱节是最佳状态,一旦脱节就证明这可以再改进。这也是改革永远在路上的内涵,就是体制机制必须时时处处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体制与经济发展过程相互良好响应。科研领域的体制机制,响应正在改善。但许多问题的破解,不是靠人为规划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逻辑是研究需求。我们说,需求能创造供给,只要有需求就会引导供给,最终能创造出产品满足需求。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技术进步及带来的需求往往是随机的,你根本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无法提前安排供给。在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发力,这是对的。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技术进步是个随机现象。它需要一个响应的体制,而不是靠一味地给钱或选定某一个方向。这是失败概率大于成功概率的。举例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本世纪初,通信技术路线标准曾经存在很大差异。当时日本的电子技术非常好,采用模拟技术路线,而后来出现了更优的数字技术路线,技术路线的变化让日本整个产业全垮了,只留下了一些制造科技硬件的产业。我注意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涉及科技问题的有两条,第一个是跟科学相关的(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第二,能不能在主流工业技术方面做一些改进,就是从传统制造变成品质制造(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那么就应该在关键的零部件、关键的原材料、关键的工艺方面有个持续改进的态势。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技术进步的方向。大家现在经常议论基础科学、关键领域被“卡脖子”。但是我想,我们也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但弯道超车不在其中,而在其外。比如,我们在芯片产业跟人家是有代差的,需要极大的投入。但我们的环保技术跟全球没有代差,而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环保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因为这牵扯到人类的生存,而且可能更迫在眉睫,因为全球变暖有可能引致生态灾难。再加上如果美国未来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那么控制气候变化就变成人类共同的一个行动。在这方面,如果中国技术在新能源的使用、研发、进一步推广方面走出一条技术线,中国就能占据一个新的技术方向的制高点。现在我们能看到,比如芯片产业的高新技术,比如以登月为代表的外层空间产业技术,比如环保低碳技术,我们有若干个方向可以突破,引领整个世界的科技方向。国家从顶端进行投入,产业界与之结合,而结合中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多样的,因此并不是说要把全部资源押在芯片上,基础科学的突破也要以市场为导向。《中国经济周刊》:可以理解为是要进行多点布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曹远征:这不是多点布局的问题。这也不是政府主导的问题。这是我所讲的改革经验,围绕需求进行响应,并实时关注体制响应的程度,这才是最核心的。以企业为根基,以市场为基础,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你才能大致摸着它的方向,否则可能会出现日本通信产业当年出现的问题。对科研来说,它的响应机制所响应的,还不仅是市场的需求,也可能是科技进步的其他方面的需求。《中国经济周刊》:但是我们也能观察到,市场主体在自发地响应国家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混乱。比如,近几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就立刻出现大量公司、各路资本涌入造车圈,人满为患、资本过剩,各地政府也纷纷上马新能源汽车项目造成过度建设。曹远征:这就对啦。市场经济一定是过剩经济!通过过剩,筛选出先进技术。《中国经济周刊》:先过剩供给,再经历优胜劣汰,是否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曹远征:我非常理解这个问题。但恰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计划经济就是这个想法,叫人为配置资源。但最后我们发现,所有事都是事后知道的。你说当年我要这样就好了,但是你在当年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你只有选择了多样性,然后才会优胜劣汰出最终的选择。看不见的手就是看不见的,你想努力把它看见,但最后发现你还是看不见。模拟市场是模拟不出来的,这就是市场的魅力。回头看时,市场经济发展中,好像是会出现重复建设,过剩浪费,但它是有效的。计划经济看起来也产生了很多东西,但计划经济造成的浪费,是永久性的。我当年在一些国家做过顾问工作,我们把他们的很多企业叫idle factory,游荡的企业,因为它的技术标准、它的设计和当年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比如有一个很大的联合收割机厂,它不按照市场要求生产,只按计划为联合体生产。后来就发现它的联合收割机傻、大、黑、粗,不如国外的便宜、不如国外的好用,在市场竞争中这个技术就被淘汰了。市场过程中有失灵,有弊端,但是你要理解,它的本质是,只要市场竞争,就一定会有过剩,然后靠竞争优胜劣汰出来,这是它规律性的表现。


如何判定资本扩张无序?

曹远征:把握住这两点,养虎未必遗患


《中国经济周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这一目标,有哪些核心问题待解?曹远征: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肯为创新承担风险,对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只有企业家才有天然的敏感性。因为在竞争的压力中,企业家发现只有创新才可能打败对手。第二,体制建设,就是一个打通的过程,市场的堵点就是体制之中不顺畅的地方、互相割裂的地方,改革就是要了解市场的需求,并与之相向而行。关键点实际仍然在企业家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企业家就能发现市场的诉求,市场的堵点自然就会被他们打通。第三,政府唯一需要做的,是要平衡改革、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发展冒得太快了,可能引起不稳定,这时需要把它往回拽一下;有时候发展慢了,可能是体制机制影响了发展,这时再加快改革来促进发展。过去40多年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维护好三者之间的平衡,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平衡。《中国经济周刊》:在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您如何理解这一新命题?曹远征:我想我们可以回归到从字面上理解,我们鼓励资本扩张,但防止的是无序。鼓励资本扩张,就是弘扬企业家精神;防止无序,就是政府要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界定何为“无序”?如何避免政策在字面上写得很清楚,但传导执行下去时会走形变样的情况?曹远征:很简单。原先我在国家体改委的时候,我们讲,遇到这类情形,原则就是两句话。第一,你应该走在它的前头,要能发现苗头,如果说它已经到了一个状态,已经无序了,再去控制,那时就晚了。第二,怎么分辨有没有错?就要靠调查研究。针对苗头提出解决办法,也要靠调查研究。所以无序不无序,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感觉。譬如提到互联网企业的无序扩张,其实几年前大家就都知道,而这种情况也一直是在改进之中的。举例来说,现在移动支付额度超过5000块钱时需要通过银行,这就是在发展之中改进。这是当时我提出来的改进,因为我们能觉察到存在问题。移动支付的诞生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过去我们会认为,支付是银行的天然功能,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支付是个交易行为,一手交货一手就需要支付,过去因为银行的网点多,所以这个功能就委托给了银行。但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别人拿走的。移动支付就是建立了这么一个系统,它更能满足交易的需要,特别是对小额交易来说,它更为方便,比如不需要找零。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市场交易活动,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与此同时,因为交易之间是有时间差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账上钱多,它就跟银行谈好协议存款,拿到更高的利率,把利差拿走。这也部分取代了银行的功能,尽管银行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公平竞争。问题出在第三步上。因为移动支付毕竟是支付工具,它不能掌控用款进度,比如说到购物节这天,用户突然大额支付,就要在银行大额提现,而银行是做期限安排的,所有的存款在银行存一天也好,一个小时也好,你要提前告诉我,我才能安排这个钱。突然出现的大额提现就意味着挤兑。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提出第三方支付机构自己要做好管理,至少不能大额提现。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管理能力,那么就由监管帮助它管。这就是5000块钱标准的由来。当支付在5000块钱以内,自己做主,但是支付在5000块以上,通过银行的调动来满足你的支付。我举这个案例,并不想批评谁,也不想赞扬谁。我只想说明,监管的尺度是在实践中间逐渐摸索出来的。要调查研究,然后找出苗头,然后才能找出一种机制安排,把很多风险化解掉。《中国经济周刊》:像您举例的这整个过程,会对监管系统要求越来越高。曹远征:很对。大家说养虎遗患,其实也不一定。马戏团的老虎就不是患,因为你加入了老虎的培养过程中。因为你在马戏团每天处于训练状态,老虎会慢慢熟悉你的规则,它还跟你互动,还给你做表演,反而还有收入。如果你真养个老虎不去约束,那老虎一定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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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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