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国强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初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董事，吉林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北京）博士研究生，本文刊于《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6卷第2期，原标题为《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建设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智库国际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但目前还是一个弱项，本文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本文分析了中国智库国际化的现实需要、当前还相对落后的现状，指出了我国智库国际化的任务和方向，并介绍了国际化智库管理运营的特点，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要深刻认识加快中国智库国际化进程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要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不断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化能力和水平。
智库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加快我国智库国际化能力和水平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要，是应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目前我国智库国际化还是一个弱项，要加快推进我国智库国际化建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智库国际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任务。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我们一直在探讨“特”在哪里，“新”在何处。“新”在何处，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国内走向国际，以适应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新进程。 过去，我国传统智库涉足国际问题研究比较少，或者不涉及外交领域。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发展，同时也给我国外交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也促进智库转型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智库功能做了明确规定，智库有公共外交功能，这是关于智库国际化一项明确的重要指引；另外，《意见》还提出要建设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其中也是包含了智库国际化建设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外交建设 ，在重大国事活动中多次强调加强智库外交，加强智库国际交流合作；把智库交往与政府、政党、议会等的交往并列，认为智库是国家间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渠道；强调发挥智库在夯实国家关系的友好民意和社会基础中的重要作用；倡议智库广泛参与到国际合作网络中，打造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网络等。2018 年6 月22 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以上这些精神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智库国际化的要求，也是智库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党的十九大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特点。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形势，智库国际化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可见，智库国际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什么是中国智库国际化，就是要使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多重功能和多方面作用，研究国际关系重大战略问题，开展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注和研究国际经贸、政治、文化关系以及和平与战争等问题，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积极宣传解读我国的理念、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交流信息，说服辩论，澄清事实，增强共识，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为相关国际事务提供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智库外交不同于政府外交官代表国家开展协商达成国际条约等活动，在外交活动方面属于公共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我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空前增加，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不断拓展、力度不断加大，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全球治理中担当的角色更加重要、发挥的作用更加关键。 当今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加强我国智库国际化建设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迫切。 一是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人类社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正在向新秩序切换，世界已经进入动荡变革期，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在如此不确定性中，我国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好作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需要智库出谋划策。 二是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化势头大为减弱。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不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坚定维护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这需要智库积极地参与引领全球开放合作，在推进新全球化、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中做出贡献。 三是 面对美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加深国际治理体系碎片化，加剧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危机，世界和平与发展受到威胁的局势，需要智库大力参与其中，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涉及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发声，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提供中国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构筑全球共同发展平台，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四是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正在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深刻重组，面对如此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发展局面，智库如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推动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是其面临的新挑战。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都需要智库积极地投入其中做出贡献。 五是 在世界大变革时代，我国需要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竞争优势，智库国际化是维护国家利益斗争的需要。在我国崛起中，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力遏制打压绞杀，我国的外交原则、发展理念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是被外界无端歪曲，受到无端的指责与打压，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际舆论标签化、污名化我国的倾向更加明显。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未停止对我国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犹如大家已经看到的，境外有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实际上是政府资助的机构，参与颠覆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吉尔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他们对我国也是虎视眈眈。如何认清世情、国情、党情、敌情、社情、疫情和舆情，有效化解风险、化危为机，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顺利开启和前行，这些斗争都需要智库做出贡献。 总之，我国智库建设正置身于大变动的时代洪流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主动开展全球性的战略谋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坚实的战略基础和提供行动方案。
我国智库国际化已经有许多的实践，也涌现了不少有国际化担当的智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创造了不少的经验，表明智库国际化建设必要有用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杭州G20 峰会、“一带一路”共建、全球治理、公共外交等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做了许多贡献。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智库国际化还相对落后，与党和国家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与中国现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不相匹配，与应对全球治理诸多新变化新挑战不适应，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是 对重大国际形势变化，缺乏战略预见预判，而且当事到临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提出切实管用的对策方案，对局势的变化不能及时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不能引领国际重大问题研究。比如，2018 年底的时候，对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等严重估计不足。 二是 在整个公共外交应对中，我们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不能够主动地出击，被牵着“鼻子”转，有不少的学者不管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写文章，都是空泛议论，做表面文章，不能真正回应或者是回击对方的问题；甚至于有些人就是蹭热点、蹭流量。 三是 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重大问题时，缺乏系统性分析研判，有的仅仅是从逻辑和概念上做一些简单的判断，就事论事，很肤浅、很单纯、很天真，甚至在逻辑上也比较粗糙，有很多的误判，不能正确区分哪些是对中国的误解、疑虑，哪些是敌意的，甚至于有不少得出的结论有悖于事实。 四是 对智库外交中的斗争性认识不足，对于一些反华势力不敢开展斗争。现实中，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是友好的。我国在国际交往过程中，要交流合作、要友好，同时也需要斗争性，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中剧烈的中外舆论战。要适应新形势，尤其对于一些反华智库要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发声亮剑，理直气壮地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据理力争，比如，在“一带一路”共建上，应在理论上回应西方的“新殖民主义”质疑和批判，决不让其有机可乘。 五是 有一些智库办了不少国际论坛活动，但是主题不明确，各说各话，缺乏明确的站在国家立场上的主题引导，甚至是为他人“搭了台子”，这些情况值得关注。 造成以上种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迫切需要改进。一方面要提高对智库国际化自觉性的认识，要提高智库及其学者的能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另一方面要提高智库治理能力，要组织好国际化专业智库建设，调动和增强智库以及广大智库学者参与国际化积极性，从国际交流便利、财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为实现智库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机制体制保障。
一是推进完善全球治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对外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黑天鹅事件”频频爆发，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多层级都在发生改变，国际秩序何去何从，更需要中国智库的参与和应对。在构建新的全球秩序理论中，要兼顾各方利益，既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要从发展中国家群体利益、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创新推出全球治理秩序规则，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进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以及有效解决具体问题。 尤其对于西方学者和媒体习惯使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问题，评判中国治理模式的偏见，要努力去打破它们，这些都需要我国智库提供相关的理论和对策支撑。
二是主动设置议题，提高中国智库国际话语权。 智库具有舆论引导之功能，智库在国际化建设中，要主动设置议题，增强议题设置能力。议题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只要对某些问题予以重视，为公众安排议事日程，那么就能影响公众舆论，它可以为人们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在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相互交织、国内事件对外“溢出效应”和国外事件对内“刺激效应”相互叠加的新形势下，智库要重视提升参与国际重大议题设置的能力和水平，要充分了解相关国家的心态，了解全球智库舆情热点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要深刻研究国际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正确认识国际力量对比，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探讨国家外交政策的未来，为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策略提供依据；及时对重要国际事件、热点敏感话题做出判断，发出中国声音，以正面阐释国家重大战略，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促进国外智库对中国发展多些正面思考、理性思考、建设性思考，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力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三是加强智库间国际合作与交流。 智库应当树立国际视野，开放思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智库交流和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智库合作对象一般也是智库，要了解国际上的智库，做到知己知彼。要根据智库类型、研究内容，以及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寻求具体务实的合作，应该注意与国际知名智库开展合作与交流。加强对话交流，既参加国际高端智库平台对话或者高峰论坛，还要自己搭建智库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尤其积极与国际智库搭建共同发展的中国平台，共同探讨、研究、把握世界发展新特点、新态势，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促进智库间的良性互动，求智库间的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实现共赢，在这方面领域非常宽广，舞台也非常宽广。 四是开展智库公共外交。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两办《意见》把“公共外交”列为智库重要功能之一。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势突出、大有可为。公共外交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促进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好相处。“参与公共外交的国家应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智库在公共外交中，许多议题会涉及到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要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在“文明互鉴”“文明互渗”中，不强加于人而获取文化主导地位，主动做好释疑解惑增信工作，进行有针对性、国际化和艺术性的传播，帮助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中国发展的成就，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路向，达到“润物细无声”“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和效果。 五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智库国际化助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大力实施，跨国经营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法律法规、产业关系、劳资关系、国际化复合性人才、具体的技术环境标准、风险和安全问题等，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不能没有中国智库的身影，智库不能缺席。在“一带一路”共建中，要开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搭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渠道和方式，建立共同的市场；在企业应对冲突、管控危机、开展跨文化对话等方面，发挥智库咨询、协调等作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际化智库已经遍布全球，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比如柬埔寨、越南、南美和非洲，形成了在国际间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智库国际网络机制，国外著名智库 （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所（查塔姆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日本的防卫研究所、未来工学研究所、关西情报中心、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等。） 国际化程度高，在智库国际化管理运营上的一些做法及其特征， 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是 有国际化担当，奉行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根据发展的需要，主动拓展国际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二是 注重组建有实力的权威的国际化研究团队，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发表工作论文，实现一定深度实质性内容的交流；注重实现信息共享、研究方法创新、研究领域开拓；注重形成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的独到新颖权威的研究成果，以引导国际舆论。 三是 注重搞好智库人才国际化交流，强调开放性，不在乎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即可。比如，1958 年由战略问题专家阿拉斯泰尔·巴肯创办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拥有卓越非凡的领导人，几任所长都是国际知名人士。 四是 注重国际化选题，以项目导向开展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国内外问题相互交融，用全球视野、多领域、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通过这些研究向本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或者通过国际组织提高本国对国际问题的影响和干预能力等。 五是 注重建设跨全球合作组织，比如，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Stand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SRI），在世界各地拥有400 多个伙伴公司，外籍的研究人员占有相当比例；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1,500 名会员来自53 个国家，理事会由英、美、德等10 国组成，该所还与世界上55 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六是 智库资金募集是组织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拥有财团、大型基金和国际捐资人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智库提供资助。 七是 组建全球性或者区域性智库交流平台，把具有共同利益、议题和主张的智库组织起来，交流信息、相互学习、形成共识。1999 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题为“联结知识与政策”的全球发展网（Gbobal Development Network，GDN）首届会议，标志着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正式形成。通过大网络的协同扩展，整合国际智库资源，建立良性的智库交流话语体系和智库网络生态系统。在信息化时代重视利用虚拟化研究，平台化是组织创新的重要选择，智库要适应平台化趋势。 八是 注重多途径、多方式宣传推广智库，提高智库影响力和知名度，包括广泛的人员交流，召开论坛、研讨会、定期的出版物、多语种官方网站、公开访谈报道、开展政策辩论等。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每年组织60 次小型论坛，邀请到的国内国外主讲者比例在2:1 左右；大型论坛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如世界经济论坛、博鳌论坛、中国发展论坛，都有效地提高了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品牌度。
一是 强化智库国际化的理念和行动。包括智库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实行研究人员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智库业务的国际化、组建全球和地区性智库网络等；推动智库间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打造合作平台、共同谋求联动发展；要研究和借鉴国外著名智库开展国际化的案例。
二是 加强智库国际化的组织建设。探索智库国际人文交流和合作的新模式，搞好智库人才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不断拓展领域和提升交流合作的层次；智库国际化管理运营要利用好信息化平台，要充分创新信息化平台；要注重组建跨全球或者区域的智库网络，把具有共同利益议题和主张的智库组织起来，相互尊重达成合作理念目标的共识，共同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求同存异实现共赢。 三是 着重加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要编制智库国际化研究计划，不能是零敲碎打，既要应对热点问题，更要开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要有专业重点，要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要以宏大的国际视野、战略思维、千年历史观，面对国际风云变幻，统揽中国与世界关系全局，开展相关的国际问题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和丰富“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构想和政策主张；坚持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既重点关注构建大国关系、推进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打造中欧四大伙伴关系研究，还关注周边外交以及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研究，重视其他国别研究和积累。 四是 注重在国际上多途径、多语种、多方式宣传推广中国智库及其成果。智库要用国际社会熟悉的形式来影响国际社会，在传播方式上，尤其要加强多语种、数字化融媒体建设。在国际政策研究和起草中，智库要熟悉国外的舆论调查方式、广告宣传特点、著作权等。南京大学李刚教授调查了国内1,618 份智库研究报告，其中有英文版的不到1%，这是极为不够的。 五是 智库国际化始终要有明确的中国立场。智库在重大问题上要明确地站在国家立场上，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注意区分不同智库，对于国外抹黑中国的智库，要进行反击，不能让他们用一些抽象的简单的名词来蛊惑人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交往和斗争中，舆论工作的成效，不只是表现在规模和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六是 国家要加强对智库国际化的支持和指导。西方国家把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对公共外交进行统一管理，有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人员和独立的经费来源。比如，1997 年美国政府将新闻署并入国务院的政策设计小组，认为公共外交是通过理解、增进和影响外国公众的方式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些方面值得借鉴。 七是 加强智库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当前我国智库国际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需要建立一支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交流的专业智库人才队伍；需要培养更多能够直接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运行的复合型人才。智库国际化人才不仅仅是拥有专业知识，而且还要理解整个国际社会运作的整体和趋势，能够进行中长期的综合性判断和分析，有制定政策的经验，在情报信息收集和调查研究方法有履职所需的经验和素养，要善于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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