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渤芊：“自塑”与“他塑”，世界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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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回望百年历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重要时间节点上，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为进一步展现党在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及社会发展建设成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举办“党史中看百年”主题系列讲座，邀请多位权威学者，讲述党的奋斗历史，探究伟大胜利背后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欧渤芊主讲第三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史》，以下为讲座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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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人大重阳请我来做这个讲座。但我很忐忑，因为给我的题目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史》，坦率地说讲这个题目需要对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进行很多深入研究，从这个角度说，我不敢讲。

所以，我想能不能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跟大家谈一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展现的形象。我准备了一个题目叫《世界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把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串起来，一方面回顾新中国一路走来的外交历程，一方面思考如何更好地塑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今天我就想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共同探讨和研究。

01

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外交事务的机构是1931年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人民外交委员部，时任部长是王稼祥同志。而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介绍给全世界的人，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当时国家机器掌握在国民党政府手中。在国民党的宣传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被妖魔化的。很多人都有疑问，既然中国共产党这么可怕，为什么在中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惜生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之奋斗？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一位。

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引荐下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期间，他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向斯诺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强调中华苏维埃的外交政策，是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友好国家建立起更大的合作。

斯诺在延安待了3个多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魔力”，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他在中国十年来遇到的最优秀的一群人，他们是无法打败的。1937年，他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并在英国伦敦出版。这本书出版以后，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除斯诺外，当时的一批西方记者中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如史沫特莱，她也出版了一本书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这本书的书名叫Who and What Are Chinese Communists（《谁和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她在这本书里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另一位非常著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是她把毛泽东主席用得非常形象的一个词“纸老虎”介绍给世界。1946年她第五次访华时，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与她谈话。她问毛主席：“如果美国人对中国用原子弹怎么办？”毛主席回答：“原子弹是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它看上去样子可怕，但实际上并不可怕。”接着又补充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此外，还有英国记者贝特兰，印度医生柯棣华，犹太人爱波斯坦、罗生特等，正是他们把中国共产党介绍给全世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属于人民，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尊重，他们一旦与人民群众取得了密切联系，便具有了无比的勇气和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全世界面前亮相。

02

中国共产党一亮相世界舞台，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引起了一些世界大国政府的注意。当时美国驻华使馆有一位外交官谢伟思，他常驻时在延安待了3个多月，给美国政府写了很多电报讲述中国共产党，并主张美国政府应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在1942年时就认识到，未来中国共产党将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意见的影响下，罗斯福总统下决心要求蒋介石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1945年，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签署仪式上签字

于是，1945年，董必武同志便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到了旧金山。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直接亮相，而且董必武还借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向海外华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会议期间，他向纽约华人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中国解放区实录》，以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世界讲述自己的方式，打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新闻封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讲述自己、塑造自身形象方面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革命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大外交政策，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在建国后特别是50-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新中国的外交重心一直放在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逐渐形成了我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新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共产党外交史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震惊世界的一次外交实践。去年我们刚刚举办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活动，很多评论分析文章已经把这个重大战略决策的意义讲得非常清楚了，时间原因我不再详述。这里我想讲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故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直接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

1950年1月朝鲜战争前夕，美国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海峡，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干涉中国内政，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提案，严正要求联大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且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当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在美国的撑腰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由台湾当局占据着。所以，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来到联合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发表自己的意见。

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伍修权同志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了这次联大会议。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演说，在整个美国和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纽约时报》把它叫做“红色风暴”。这次演说对打破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封锁和遏制非常重要。

此后，中国一直积极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运动，支持他们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其中，日内瓦会议第一次让全世界领略了新中国的外交风采，认识到了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

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主要为了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朝鲜战争问题，二是印度支那问题。由于美国阻挠，会议未能就朝鲜战争问题达成共识，但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会上，周恩来总理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据理力争，充分展现了新中国的外交风采。

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讨论重大国际问题。新中国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和主张、周总理的个人魅力以及中国代表团在会场内外展现出来的新中国外交风采，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日内瓦会议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也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还专门到印度和缅甸进行了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可以看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3年12月周总理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此后不断完善。1954年周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达成了更清晰的表述。在中印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正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指导中印关系的准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在国际条约上得到确认。同年6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期间，在与缅甸总理吴努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在之后的万隆会议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再被确定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直到今天仍是我们处理国际问题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基本准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确认和遵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在这里讲一个小插曲。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常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是外交人员的楷模。我们从周总理访问缅甸时的几个小故事中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在世界上展现中国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

二战后，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实行扩张主义，谋求地区霸权，对我们心存疑惧。缅甸总理吴努曾说：“中国好似大象，缅甸好似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时提心吊胆。坦率地说，我们对大国是很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中国和缅甸结下了深深的‘胞波’情谊。”（“胞波”在缅语里就是“亲戚”。）周总理以他的风度礼仪、真诚态度和广阔胸襟，打动人心，消除疑虑，使邻国不再把中国看成一种威胁，为了做周边国家工作，周总理一共先后9次访问缅甸。1960年那次访问中恰逢缅甸泼水节，吴努总理建议周总理穿上缅甸的民族服装纱笼与缅甸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我看过资深的老外交官在回忆录中写到：周总理那时候刚种过牛痘，医生不建议他参加泼水节，工作人员也担心他沾水引起不适。但周总理还是从中缅友好的角度出发，欣然接受了吴努总理的建议，穿上纱笼参加了泼水节。他尊重当地习俗、平易近人的大国总理形象，深深打动了缅甸人民。后来，周总理再次访问缅甸，他在访问曼德勒省蒲甘——缅甸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时，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捐了一笔钱。为了纪念周总理，缅甸民众就在蒲甘修了一座“周恩来凉亭”，这座凉亭也成为了中缅友好的象征。

03

我们回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再一次被确认，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万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发挥巨大影响的一次会议。万隆会议也称第一次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亚非各国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保卫和平，共同抵御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本着“争取和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同亚非国家关系创造条件”的基本原则，在会场内外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会前，台湾特务为阻止周总理参会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但周总理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与会。会议召开当天，一些与会代表出于误解，对中国、对社会主义发表了一些不友好的言论。周总理当即决定将原来准备的讲稿改为书面散发，而做了即席演讲。周总理在发言中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他强调，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发展关系。周总理的发言当即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家代表的赞同，为会议定下了良好基调，“求同存异”也成为流传至今的“万隆精神”的核心。

会议最后一天，周总理再次发表了被称作“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支持埃及总统纳赛尔。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关于和平共处的“七项原则”，并与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一起，推动会议克服争议、消除分歧，最终达成“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并写进《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成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

周总理的这两次即席发言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也结识了两位非常重要的朋友，一位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他称周总理是“终生的朋友”；另外一位是西哈努克亲王，也就是后来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钦佩周总理的胸襟和风采，不仅与周总理结下了深厚友谊，也成为了中国的真诚朋友，为柬埔寨与中国建交打下了基础。

1970年3月，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在柬埔寨发动政变。当时西哈努克作为国家元首正在法国和苏联访问，并将途经中国回国。在他准备登上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时，苏联方面告诉他柬埔寨国内已发生政变。西哈努克在飞机上失声痛哭，他也担心到北京后，北京是否还会接待他。出乎他的意料，当他抵达北京时，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三位中国高级领导人专程在机场迎接。不仅如此，中方还同意他和他的家属长期留在北京领导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大力支持他的民族解放斗争，直至取得全面胜利。

西哈努克的长女帕花黛薇公主是柬埔寨非常著名的舞蹈家，2017年她曾率领一个文艺代表团来中国进行庆祝中柬建交60周年专场演出。当时她跟我讲起这段故事，说：“我的父亲和周恩来总理的友谊非常深厚，从小总理就把我当女儿一样疼爱。”后来她的妹妹、西哈努克的小女儿阿伦公主也曾跟我讲起过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国际上为国交友是做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毛泽东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恩来总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基础。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斯里兰卡发表的一场演说中最早提到了“不结盟运动”的设想，并把他与周总理共同达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基础。1956年7月，尼赫鲁总理、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共同发表声明，提出反对把世界分成美苏这样的集团和阵营。1960年，他们三人又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纽约会晤，商讨建立一支“在美苏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1961年，在铁托的召集之下，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五国发起了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会议共有25个国家参加，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次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04

随着世界上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中国已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变化。中国领导人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入思考，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判断，这些战略判断成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重要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战略判断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主席首次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概念是在1961年。他说，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了美苏两大阵营以外都算作中间地带。他把中间地带划分为四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殖民地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国家，以及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的国家。1963年，毛主席又将上述四类国家概括为“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非拉国家，一个是欧洲国家。1964年，他进一步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中间地带。这样的划分实际也为后来“三个世界”的划分奠定了基础。

“中间地带理论”为中国的外交工作确定了战略目标：第一，中国必须要加强同亚非拉等被压迫国家、广大经济落后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第二，必须坚持和加强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任何大国的控制，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第三，必须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

到此，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时期，我们除了继续加强同“第一中间地带”即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外，也加强了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同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和日本也有了民间往来。

为加强与“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对亚非14国（包括非洲十国、亚洲三国和阿尔巴尼亚）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历时70多天，行程十万八千里，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大团结，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

这次访问期间，周总理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援外八项原则”。“五项原则”延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具体运用，也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和光大。而“援外八项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援外工作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平等互利原则，二是尊重受援国，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这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团结合作的真诚愿望。当时一些亚非拉国家，受原宗主国影响以及对中国缺乏了解，仍对中国抱有一些疑虑和误解。周总理的这次访问彻底打消了这些国家的顾虑，极大增进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团结。

周总理一路走，一路交下了无数朋友。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纳赛尔总统称周总理是“终生的朋友”。几内亚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杜尔总统认为周总理是“非洲人民最伟大的朋友”，他也是第一个到访中国的非洲国家领导人。

周总理到访加纳前夕，加纳发生未遂政变，总统恩克鲁玛受伤，国内安全形势未定。代表团负责安全的同志建议取消访问，但周总理从尊重朋友和两国友谊的大局出发，坚持访问了加纳。周总理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能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情嘛！”不仅如此，他还出于朋友间的考虑，打破外交惯例，提出一切礼仪从简，不要恩克鲁玛去机场迎接，而让代表团直接到其当时所在的城堡下榻，所有的活动也都在那里进行。恩克鲁玛总统对此十分感激，也和周总理结下了非常牢固的深厚友谊。

可以说，周总理这次对亚非14国的访问，对于在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国家面前展现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意义重大，也为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团结合作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最能体现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支持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取得民族解放后，急需发展民族经济，以支持和巩固民族政治独立。赞比亚虽富藏铜矿，却是个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如向南经南部非洲出口，则将受制于仍统治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者。因此，同样获得民族独立的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就成为了赞比亚的最佳选择。但是，这就需要修建一条连接赞比亚和达累斯萨拉姆港的铁路。当时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先后向英国、美国、世界银行求助，但都被拒绝。1965年尼雷尔总统访华时，试探性地向中方提出请求，没想到中方很快就同意了。尼雷尔回去后立即向卡翁达通报，但他们考虑到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上并不富裕，仍然十分犹豫，希望再跟英国谈一谈。中方得知后立刻表示完全尊重他们的意见，并表示：西方同意修很好，中方没有意见；如果西方修到一半不修了，我们接着帮你修也没问题；如果西方不修，那我们来帮你修。卡翁达和尼雷尔听到之后非常感动。

英美果然拒绝了坦赞两国的请求。1967年中坦赞三方签订了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1968年开始进行项目考察，1970年动工修建，1975年完工，1976年7月14日全线正式通车。坦赞铁路全长1860多公里，共架桥300多座，修建隧道20多条、车站97个。这个复杂庞大的工程总投资约10亿元，对于新中国来讲，那也是很大一笔费用了。而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这个战略性决定，目的就是支持坦赞两国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中国深知对于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来说，只有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政治上的独立。在美国学者关于中非关系的书籍中，也把坦赞铁路作为最具标志性的项目进行研究。坦赞铁路直到今天仍在运营，继续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坦赞铁路施工现场

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中国外交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1963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非洲朋友时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非洲也是帮助我们自己，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具有了全球性的视野和政治抱负。

亚非拉朋友间的支持是相互的。正因为我们与亚非拉朋友相互支持，才有了1971年“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仍被美国支持下的台湾占据。1971年，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同提出一个提案，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史称“两阿提案”，签署这个提案的一共有23个国家。同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05

在巩固和发展同“第一中间地带”国家团结合作的同时，中国也注重做“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工作。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对国际形势产生了强烈震撼和巨大影响，有西方媒体称之为“突发的外交核爆炸”。

二战后，戴高乐领导的法国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泛欧洲主义”，要求减少美英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干预，摆脱美苏控制，建立一个以法国为核心、法德联合为支柱、欧洲主权国家联合支持的“大欧洲联盟”。“戴高乐主义”中的独立自主精神与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共通之处，但中法间的一个重大障碍是法国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殖民统治。1962年，法国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了。两国随即开始商谈建交事宜，并最终于1964年初宣布正式建交。法方负责建交谈判的前总理富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思考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一位国家元首，不承认眼前明显而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196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政治民主化运动。同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捷克事件”。这是二战后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赤裸裸的入侵，影响非常恶劣。捷克的邻国罗马尼亚十分担心，希望中国支持罗马尼亚抵御可能的外国侵略。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日，罗驻华大使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抓住时机，决定提高规格，由他本人亲自出席招待会。周总理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六八讲话”，强烈谴责苏联入侵捷克。周总理的讲话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打击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支持了捷克人民反对外来占领的正义斗争，声援了罗马尼亚保卫主权的斗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上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已取得基本胜利，各国进入到维护经济独立的阶段。毛泽东主席在此时又提出了以反对霸权主义为核心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主席根据当时世界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提出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整个亚非拉地区除日本外都属于第三世界，这两者之间包括欧洲、加拿大、日本等是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明确指出，世界不安宁的主要根源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企图称霸世界；第二世界具有两面性，既具有压迫、剥削和控制第三世界的一面，自身又不同程度受美苏控制，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第三世界是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和剥削的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主力军。这一重要理论为我们之后反对霸权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2年中美建交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渠道，其意义不必多说。这里我也想讲一个小故事。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他会见。周总理对尼克松总统关于“五极世界”的演讲表示异议，他向基辛格申明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做超级大国，不会成为世界一极。基辛格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因为尼克松的这篇即兴演讲事先并未和他沟通过。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让人给美方所有人员都复印一份讲稿，绝不利用来访客人的不利地位取得谈话优势。周总理的这一举动令基辛格深深为之钦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行事作风的最佳体现。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四小虎”等经济快速发展、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面临着如何发展经济的巨大挑战；拉美出现了经济大起大落，从70年代经济大发展，到后来债台高筑，出现严重债务危机。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对世界的判断也发生了调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而不再是“革命”与“战争”。同时，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亚非拉特别是非洲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又迫于西方国家压力推行西方民主和两党政治。而中国韬光养晦，埋头苦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在经历了经济衰退和政治民主化的双重挫折之后，非洲注意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的中国，于是集体“向东看”，要求学习中国的经验。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曾和前总理奥博特一起打游击，从阿明手里夺取了全国政权，也曾担任过奥博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当他认识到奥博特也是在走老路时，又重新返回丛林打游击战。他是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学生，对中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也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研究，从中国学到了很多。网上有人说他“枕边放着毛选”，事实是否如此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我亲耳听过他讲，他是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作为指导，领导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夺取全国政权的。1986年他出任乌干达总统时，中国已经进行了改革开放，于是他就问我们要《邓小平文选》。可以说他是“打天下用毛选，治理天下用邓选”，现在他又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不乏许多西方学者。比如，美国的费正清长期研究中国问题，被称为“头号中国通”；鲍大可在研究“重新认识中国”，写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兰普顿也在研究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这些学者研究中国的视角大多是西方的视角，衡量中国的标尺也是西方的标尺。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很快分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比较悲观、持怀疑论的，比如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以及福山讲的“历史的终结”；另一个方向则相对比较客观，认为中国是在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但即便如此，也是在用西方的观点和理论去研究中国。我们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简单套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所走的道路，总会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来讲述我们所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非常重要的。

西方理论界还有一个观点：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针对拉美国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拉美经济在出现小高潮后深陷债务危机，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而“北京共识”是2004年由一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指的是像中国这样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实际说明西方已经基本认识到，中国通过长期实践探索出的这条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成功的。

06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了战后国际治理体系，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

这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几件大事。政治安全领域的是“9·11”事件，这次事件导致国际关系和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愈发穷兵黩武，将霸权主义发挥到极致。经济领域的是2007年至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全球经济格局剧变，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又对国际关系产生反作用，进而引发一系列全球性变化。

金融危机前，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问题上有重要影响。前两天七国集团会议在英国举行时，网上流传着一幅漫画《最后的G7》。这幅画仿照的是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餐桌上的国家心态各异、各怀鬼胎，确实是G7走到今天的真实写照。这样勉强拼凑起来的G7已经无力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

今天，真正能够对全球经济起到重要作用的，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成长的二十国集团（G20），以及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性组织，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APEC、RCEP等等。去年底签署落地的RCEP作为涵盖亚太15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将为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注入非常强劲的活力，同时为域内各国带来巨大发展红利。这个汇集了世界第二、三、五大经济体——中国、日本和东盟的区域自贸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亚洲世纪”的到来。

进入新时代，中国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主张，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现在世界上更多的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最近西方有一种说法“亚当·斯密打不过马克思”，就是从对中国的实践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两党政治中的政党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工作过的格林纳达的总理和外长都与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记得总理说：“我从中国的发展看到了政策连贯性的重要意义。中国能够连续制定并执行十几个五年规划，政局稳定、政策连续是非常重要的。我要让我的党在格林纳达至少执政15年、制订三个五年计划，这样我们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外长说：“我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我们的政党只是选举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却是治国利器。西方的政党在选举时聚在一起，选举结束就完成使命，等下次大选再聚到一起。而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它是治理国家的一支非常强有力的力量。”他们的认识非常准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马达加斯加前总统拉齐拉胡纳纳曾问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也曾问：“为什么在西方这么混乱的时候，中国一直能够保持稳定？”这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建国70年来伟大成就概括成的“两个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则很好地回答了上面这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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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的杰出抗疫表现和伟大脱贫攻坚成就，都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仅是这段伟大历史的亲历者，更是它的书写者。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是由我们每个中国人、每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起书写的。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做好“自塑”，讲好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风采。刚才我讲的很多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塑”的过程，特别是周恩来总理这样伟大的外交家，他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不仅是个人风采，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的形象，是非常出色的、强有力的“自塑”实践。

另一方面，我们要有力应对“他塑”。“他塑”是指通过他人之口描述中国，这些年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西方传媒对中国妖魔化、污名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美国更不断对中国泼脏水、扣帽子。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通过“自塑”去揭穿谎言，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方位的中国。

如何向全世界更好地讲述伟大而独特的中国故事，让最真实的中国声音能够广泛地传播出去，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努力探索的问题。最近我在和一些东盟专家学者开会时，也谈到要不断提升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逐步建构中国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只有用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自己的语言、自己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向世界生动讲述发生在中华大地上最真实、最鲜活、最动人的故事，才能向世界展现出多彩、立体、文明、开放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共产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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