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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0日，时值“9·11”事件发生二十周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环球时报》英文版共同主办 “全球治理论坛（2021年秋季）9·11事件二十年来的全球变局研讨会” 。会上发布《换骨的世界：“9·11”二十年来的全球变局研究报告（中英文版）》 ，本报告中文精华版独家授权《国家治理》周刊近期刊发。现将报告中文全文发布如下：
报告封面
｜ 核心提要 ｜
■“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世界格局可谓“东升西降”。 从体现国力最重要的指标GDP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快速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优势逐渐缩小，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被中国甩在身后，再考虑到科技发展、总劳动力人口等指标，世界各国国力发生了几近天翻地覆的变化。 ■“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全球经济可谓“脱实向虚”。 全球经济开始脱离实体产业，部分国家甚至形成产业“空心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体化产业快速外迁，经济金融化日趋严重，大量资金累积在股市；经济发展逐渐产生“虚胖”的趋势，不仅发达国家，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各个部门几乎全部债务高企。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全球经历了“植数造云”的升级过程。 人类社会科技不断发展、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以通信来说，全球已经有2/3的人使用手机，且全球六成的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使用社交媒体。手机成为人们上网的首要选择，每天上网时间也越来越长。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不少国家的社会结构“化整为零”，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开始呈现撕裂态势。 期间，美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转折、种族冲突加剧、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贫富差距愈发严重、老龄化危机也是如影随形，但解决方法却往往治标不治本。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来，许多社会思潮趋向“明进实退”。 许多表面标新立异，实则空洞无物的思想大行其道，对国际社会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传统实体产业转移后，新兴经济仅使得少数人受益，于是民粹主义和绿党思潮“登堂入室”，逐渐成为主流。然而，这些思潮影响力深远，甚至有些看上去是进步思想，其实背后却隐藏着严峻的社会现实。
■ “21世纪的开局二十年与过去不同，没有发生大范围的战争。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前二十年都发生了大战，分别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代表。但这一规律却没有再一次得到验证，21世纪的开篇是以和平为主旋律的。尽管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小范围冲突，但规模并未扩大。
■ “9·11”事件、由此引发的战争及其后续影响可以看作一种蝴蝶效应。 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9·11”只是倾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由此导致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开始发生裂变，也不断加速着世界格局的改变。
■ 科技的发展与下沉使得过往的霸权主义无法再轻易得逞。 科技不再是发达国家、大财团、大企业的专属，而是变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的传统手段如何威胁到普通大众，甚至也可以通过科技策划、改变一些事情。这其中自然有好有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科技的应用。
■“9·11”事件以来，新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冷和平”成为基调。 大范围的热战打不起来，冷战也变得不太可能。战争成本过高、全球化不可逆、“战场”的多样化使得热战和冷战都变得不再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
■ 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作为世界的“软中心”而共存。 与其说美国在衰落，不如说美国步入了一个实力相对下滑、霸权逐步收缩的过程。中国的逐步追赶更使得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与焦虑。这无疑一定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美国可以合理共存。因此，抱有“零和博弈”的思想来看待世界格局是不可取的。
■“全数据”——数据开始作为第一生产力要素、“大金融”——金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究其根本，科技的发展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问题。 既然单边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元社会的挑战，整个社会的成本也是水涨船高，那么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 人类社会的未来如何，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体系来考量，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何发展“9·11”二十周年以后的世界，既要看西方国家如何面对挑战的反应，更要看东方国度如何正确看待现状、明确发展方向，世界体系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独角戏”。 当然，我们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认识机遇与风险、看清挑战与希望是人类文明稳定发展的必然之路。
点击播放键听全文↓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又一个帝国的背影在亚欧大陆腹地的驼铃中远去。阿富汗战争开始于21世纪第一年的2001年，到2021年似乎告一段落，对世界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2001年的“9·11”事件，不仅引发了阿富汗战争，也像开启了21世纪历史的按钮。“大水漫灌”的美元政策、“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金融危机、互联网时代乃至难民潮、新冠疫情……世界大变局的剧情发展似乎总能从“9·11”事件引发阿富汗战争这一序幕讲起，它像一只煽动了一下翅膀却掀起“21世纪风暴”的蝴蝶。 “9·11”事件中，被撞击的双子塔名为“世界贸易中心”，似乎象征着上个世纪所塑造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经贸体系被以开着的飞机的非美国力量从中心撞断。随之而来的，是维护与反抗美国中心体系的全球博弈，以及货币与科技对一切产业链的改造与升级，“连续剧”至今仍在更新中。作为主角的“世界”，如果是一个人，那这二十年，他所经历的一定是在一次事故中被撞断一个骨头之后，一根根骨头都被替换了，整个“人”也显得脱胎换骨。 当我们审视当今的历史方位，需要看清世界是如何“换骨”的。 01
世界现象学：二十年，人间换骨
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但疫情前世界已处在前所未有大变局中，疫情起到的是变局加速器作用。现象学方法认为，没有找到问题根基的思考都是不彻底的，而找到问题根基之前，必须先厘清现象。2001年的“9·11”事件像一个分水岭，将世界的历史分隔成不同的阶段。 世界板块“东升西降”、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科技创新“植数造云”、社会结构“化整为零”、思潮趋向“明进实退”，透过二十年来一个个现象，这个世界正在呈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格局。
1.1 世界板块“东升西降”
通过对比亚洲GDP与欧美GDP，可以明显发现“东升西降”的趋势。2001年亚洲GDP为8.9万亿美元，低于欧洲GDP及美洲GDP。但在2001年到2019年的19年里，亚洲GDP共增长了2.72倍，远高于欧洲的1.19倍和美洲的1.11倍。从而2019年亚洲GDP显著高于欧洲GDP及美洲GDP，达到了33.08万亿美元。
图表1：各大洲GDP对比（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联合国统计司 体现国力的指标主要是GDP，同时也包括科技、劳动力等多个指标。 对于东西方具体的代表国家——中国和美国，这其中多项指标均体现出了“东升西降”的趋势。
纵观过去数十年GDP走势可以发现，近二十年里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明显加快。2001年之前的二十年里，中美GDP增速相近，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保持平稳，总体维持在6%-12%之间。2002年至2020年，中国GDP增速远高于美国GDP增速，因此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从2002年的13.46%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70.46%。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快速缩小的起始时间点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9·11”事件的时间点几乎一致。
图表2：中美GDP对比
资料来源：Wind，美国经济分析局，世界银行 国力的构成要素还包括科技，其参考指标之一是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对于这项指标，美国从2001年至2018年的增速微乎其微，维持在2.70%左右。而中国同期经历了高速增长，从2001年的0.9%增长至2018年的2.19%。中美该指标差距从2001年的1.69%缩小到了2018年的0.65%。
对于总劳动力人口这项指标，2001年到2020年中美累计增速相近，都约为13%。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远高于美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中美劳动力人口数量差距从2001的5.85亿人扩大至了2020年的6.53亿人。
以上数据都体现出了“东升西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军费支出占GDP比重这项指标，中美差距有所扩大，其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长期试图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控制阿富汗等战争的局势，从而巩固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
1.2 全球经济脱实向虚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东升西降”的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全球不少经济体产生了脱离实体产业的大趋势。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经济金融化日趋严重。 据世界银行统计，传统金融强国美国、英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相比2001年都有着显著的提升。这体现出近二十年来各国经济体都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空转导致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金融杠杆水涨船高。受金融开放和国际市场影响，无独有偶，近年中国金融业迅猛发展加深金融化程度。二十年来，英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2020年比2001年增长了26% ，而美国则比2008年 大幅增长39% 。“9·11”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过度的经济金融化则存在着风险，过度金融化则存在资金空转问题。
大量资金累积在股市。 据巴菲特指标（通过股市总市值和GDP的比值作为指标），截止2021年1月，巴菲特指标达到了221%，而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该指数达到150%，由累积的经济存在泡沫化问题，美元天量印钞导致金融体系自我循环，世界经济脱实向虚。
其次，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虚胖，债务高企。
一是2001年后美国负债规模和负债率显著增加。 美国大规模举债带来的是负债累累。美国负债快速累积，2001年，美国政府债务为6.8万亿美元， 截至2021年中，美国政府债务已突破28万亿美元，比2001年大幅增长超过311.8%。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不断累积的债务崩塌。
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看，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率为55%,债务水平攀升， 二十年首次突破100%，并在2020年突破GDP的110%，2021年一季度更是提高到GDP的133%。 美国债务累计，犹如堰塞湖高悬，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美国的债务偿还能力及美元信用受到挑战，中国、日本等国连续减持美债。高悬的债务给美国经济带来风险。
图表3：美国政府负债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Wind 图表4：2000-2020年美国债务水平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二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至今未解。 欧洲债务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2001年-2008年这一阶段，欧洲债务总体规模可控，2001年欧洲整体负债率水平为65.8%，但到2009年欧债危机时期，债务率飙升，希腊等边缘国家政府负债率超过150%，赤字率超过3%。甚至连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政府债务率接近100%，连年赤字。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欧债再次快速走高，2021年政府负债水平甚至超过欧债危机。
图表5：欧盟债务水平发展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 三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负债水平持续走高。 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现象，负债水平攀升不仅是欧美独有现象，中低收入国家的负债水平也持续攀升。2001年之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成为了美元超发的主要承担者，在短短二十年内中低收入国家长期负债快速增长200%以上，大大加剧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
货币超发经济虚胖，金融与实体经济脱钩倾向严重。
21世纪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翻了近10倍，截至2021年7月达到了惊人的7.7万亿美元。美元供给量从2001年的5万亿美元，到2019年达到15万亿，18年间就翻了3倍多，货币发行速度远超同期美国GDP增速。疫情下2020年美国经济下滑3.5%，而全年M2供给却大幅飙升到20多万亿，几乎完全脱离了GDP的发展水平。 由此，美国货币信用理应建立于实体经济基础上，二十年却逐渐转变成了服务于危机的一种对冲工具，正在一步步脱实向虚，与经济发展逐渐脱钩。
图表6：美国M2增长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 1.3 科技创新“植数造云”
科技发展或正是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的催化剂。 过去20余年是人类快速数字化的20余年。根据2021年1月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的《2021全球数字报告》（DIGITAL 2021: GLOBAL OVERVIEW REPORT，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21年1月，一是全球已有超过52.2亿人使用手机，相当于66.6％的世界总人口。2020年1月以来，独立移动用户增长了1.8％（9300万），而移动连接总数已增长了7200万（0.9％），到2021年初将达到80.2亿；二是全球已有46.6亿人使用互联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6亿（7.3％），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59.5％。三是全球已有有42亿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用户的数量已超过世界总人口的53％。
《报告》同时指出了两大变化表明全球数字化土壤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厚： 一方面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社交媒体化。 全球新冠疫情以来，社交媒体在2020年用户数量增加了13%以上，新增近5亿新用户。在2020年期间，全球平均每天有超过130万新用户加入社交媒体，相当于大约每秒钟有15.5个新用户。同时全球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时间在增长，《报告》引用了GWI（全球网络指数）的数据，指出在过去5年中，全球网民日均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增长了半小时以上。 另一方面手机已经成为人们上网的首要选择。 《报告》引用了App Annie的数据，表明与现场电视相比，移动设备现在占用的人的时间更多，例如全球Android用户每天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超过4小时。全球互联网网民已近过半，上网时长越来越长，移动（手机）互联网用户已成主流。基于以上数据看，在过去的20余年，全球经历了一个“植数造云”的转型升级过程，地球居民的数字化已成为主流，大部分事物都已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整个社会的底层科技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与科技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全球许多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且或许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临界点。 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结构二十年来的变化，白人比例减少（从2001年的68.9%降至2020年的57.3%），少数族裔增加，种族冲突加剧。在就业方面，美国遇到的困难愈发严重，究其原因既有经济问题，又有种族差异，还有老龄化危机，社会结构可以说是“化整为零”。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不仅老龄化加剧，产品对社会来说也不再稀缺，产量不需要巨量增加，这就意味着年轻人要么难以找到工作，要么难以提升社会阶层，社会主要矛盾就转化为贫富差距。 在美国，这一现状催生了大量“尼特族”（NEET）或啃老族，即20岁至24岁既没有工作、也未接受任何教育或培训的美国人，其所构成的“啃老率”在2021年一季度达到18.3%。换句话说，在这一年龄段中，有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全面啃老。更不要提种族之间的差距。可以合理想象一下，众多啃老族的存在，要么家中富足殷实无需工作，要么家中捉襟见肘自暴自弃。而贫富差距的现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的全社会财富比例从2001年的25%左右，增至2021年的32.1%；最贫穷的50%人群掌握的比例却从不到4%持续降至2%（见图表7）。 如此贫富差距，社会矛盾怎能不愈发激化？ 面对疫情下雪上加霜的就业形势，美国政府只能想办法砸钱创造就业机会。 2021年8月10日，拜登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的第四个版本“两党基建投资和就业法案”终于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但基建法案从年初第一个版本的2.35万亿美元直降到第四个版本的1.17万亿美元，降幅达50%，可谓“腰斩”。 拜登早些时候曾表示其基建计划将创造数百万就业，而在两党达成协议后又表示未来十年内平均每年增加约2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数字可能来源于穆迪的一份报告。然而，这一说法看上去很美好，但其实很难实现。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99年底至2019年底的二十年间，美国就业人数一共增长了约2400万，年均增长约120万 。要靠目前这个“阉割版”基建计划每年增加过去平均水平近1.7倍的岗位，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尤其是穆迪的预测本是基于第一版的基建计划。穆迪的预测中其实还说了，到2025年“美国就业计划”带来的新增工作岗位不过是65万个，而到2030年预计仅新增10万个岗位而已。 可以说，这样一个“化整为零”、自顾不暇的美国社会，不是靠拜登总统往脸上贴金，吹嘘自己将创造多少工作岗位能够将其团结起来的。 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与世界各国社会结构的重塑相伴相生的，是变化多端的思想潮流。 这其中，又以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力最为广泛深远。它们看似派系庞杂、理论层出，实际都是当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的映射。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社会思潮都会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行。 近年来，西方世界某些思想潮流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表面标新立异，实则空洞无物，对国际社会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它们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传统党派理念已不能及时反映20世纪以来的科技、社会发展现实。当传统产业转移后，新兴产业仅使少数人获益，多数人不得不在虚度的光阴中用思想自我麻痹。民粹主义和绿党思潮即为典型例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右翼民粹主义大旗笼络人心，其鲜明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不仅将美国推到了相对孤立的境地，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粹主义高潮。 同时，美国还存在着一股左翼民粹主义思潮，它以平等主义之名，批判资本主义权势集团。民粹政客的所作所为，本质是在为被全球化抛弃的本国民众发声，但他们采取的方式却是利用人性弱点煽动极端情绪，结果也不过是为国内矛盾制造发泄口。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未能从根源上扭转现阶段美国经济不平等、政党政治代表性危机、社会成员身份认同危机等严峻现实。 另一方面，西方绿党近年来也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势力。绿党以青年人群为主体，以绿色政治为立足点，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事实上，绿色环保仅是绿党思潮的幌子之一，其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关注环保吸引“要工作、要钱”的年轻选民，以此扩大权力版图。前文提到，西方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社会后，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或提高社会阶层。 绿色环保理念可作为抨击资本势力的武器，便迎合了年轻人的部分诉求。但归根结底，绿党也未能触及后工业时代代际不平等的根本问题。 涵盖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思想的五大现象展示出的21世纪前二十年是十分特别的。透过变局的现象看本质，我们需要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改变哪些世界运行的环节，是何种力量在驱动着这些现象的形成。“9·11”事件就像21世纪的一个引子，借着科技的“东风”，开启了改变世界的脚步。 回顾历史，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前二十年都发生了大战，战前的矛盾集中爆发，战后的结果都定义了整个世纪。 21世纪的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战争以相对很小的伤亡规模作为结果，这或许意味着21世纪会是“轻战争”、“重和平”、“重发展”的世纪。 18世纪初（1701-171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在18世纪前，作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法国与成为世界海上霸主的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日益激烈，该矛盾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集中爆发。最终为了防止俄国壮大称霸，英法逐渐停战，奠定了18世纪各国相互制衡的格局。 19世纪初（1803-1815）拿破仑战争爆发。18世纪暂时搁置的英法两国霸权争夺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该矛盾在拿破仑战争中再次爆发。该战争的结果是英国获胜，最终19世纪也被定义为了“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的世纪。 20世纪初（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0世纪早期形成了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等多帝国共存的世界格局，在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以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为目的的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一战”爆发。一战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国家被削弱，二战进一步加大了被削弱的程度，并奠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这一系列大战和斗争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使得民族独立国家大量出现，并促使发展中国家走上世界舞台。 在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21世纪，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象征着美国军事、金融、贸易的霸主地位，而“9·11”恐怖袭击事件挑战了其霸主地位。打着反恐旗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成为了21世纪前二十年规模最大的战争，在伤亡人数显著低于18、19、20世纪初战争伤亡人数的情况下，这两场战争均已结束，战争规模并未扩大。一是因为成本过高，美国军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3.12%增长至了2010年的4.92%，涨幅达到1.8个百分点。二是因为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21世纪的大主题。 这或许意味着，在和平发展的基调下，21世纪不会产生大规模战争，这与此前三个世纪完全不同。 图表8：美国军费支出占GDP比重（%）
与过往三个世纪不同，21世纪是科技赋能的新时代。 举例来说，万物“可计算”的趋势，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推动着机器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正在悄然发生。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21年6月发布的《2030年机器人技术展望》（以下简称《展望》）报告预计，全球机器人市场将从2021年的约250亿美元攀升至2030年的1600亿至2600亿美元之间，其中专业服务机器人的市场份额将达到1700亿美元，工业和物流机器人的销售额将达到约800亿美元的顶峰。 未来十年内，机器人将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的低工资和低技能密集型工作。 体力劳动者的短缺和以前低工资国家的工资升级，将推动机器人更迅速地取代人类。《展望》指出，半自动的移动机器将越来越多地在预先绘制的环境中管理任务。到2030年，波士顿咨询估计3级自动驾驶汽车将占新车销量的8%左右。根据第3级自动驾驶标准，车辆在相对无障碍的道路上和晴朗的天气条件下可临时自我驾驶，并在遇到自己无法处理的情况时提醒司机接管。第3级移动机器人将能够在预定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自主导航，如仓库、信号，或在需要人类帮助的时候停下来。第4级自我导航是完全自主的，有一个备份系统，不需要人类参与。波士顿咨询预计第4级自动驾驶能力将在2030年左右得到完善。而当这一天到来时，我们会看到大部分原来属于人力服务范畴的工作场景，流入如酒店的客房服务机，医院的部分辅助性岗位、快递以及其他服务性场景下的工作岗位都会被机器人所替代。 同时在这个领域我们要清醒的看到的是：当前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机器人公司目前在市场上只占一小块，未来将面临与美国和欧洲制造商的激烈竞争。 《展望》指出，自2017年以来，工业机器人在中、日韩的增长速度很快。《展望》认为这得益于亚洲大型零售商开始对其仓库进行现代化升级，需要大量配套机器人设备。但是，这些销售中的大部分将是AGV（无人搬运车）和传统机器人，而不是增长更快的专业服务领域机器人。因此，未来亚欧之间在市场需求更广、在“机器换人”的过程中占主要地位的专业服务机器人领域将会迎来机器人创新和发展的“硬仗”。 21世纪的每一个国家当然要重视科技的研究与发展，但科技赋能，不仅来源于研发，也来源于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改变。 据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引致几周后得克萨斯的飓风”。而如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可能正来自于2001年9月11日的“蝴蝶”，两架冲撞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民航客机，所引发的震荡则是直接颠覆了世界历史演进的轨迹。 一种号称反抗美国军事存在的恐怖主义力量，以毁灭性的极端方式，将“金钱串联世界的枢纽”瞬间化为人间地狱。 这场灾难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国际金融人才损失： 在近3000名死难者中，有230人是美国大型金融机构高管，有130人是证券公司经纪人。 而悲剧的始作俑者，背后是由金融和科技赋能的世界体系、以及现代化社会遗漏的群体。 “9·11”事件只是在变局的动力作用下倾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自此，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开始裂变，国运由鼎盛转向式微。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将防恐作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二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未见消减，反而周期性地加剧。美国与穆斯林国家，乃至非西方文明的关系整体恶化，并为反恐战争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与财政赤字。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大为动摇。 “9·11”对美国经济层面的影响，则会通过汇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等机制向全球形成脉冲，间接为世界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然而，就在“9·11”事件爆发的同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步入经济崛起的征程。在2001-2010中美理性交往的十年间，两国甚至在贸易及朝鲜核问题等国际事务上达成有效合作。由于美国无暇东顾，中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9·11”事件肇因于有失公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后“9·11”时代美中国力的此消彼长，也恰好奠定今日世界之格局。 世界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或许仍然在由传统势力在定义，比如美国的美元霸权，一旦经济遇到问题，只需大量印发美元，全世界都会跟着“背锅”。这种方法有可持续性吗？可以拯救一个“帝国”吗？ “9·11”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也好疫情危机也罢，美国的应对方式就是开启印钞模式，常规货币政策不成就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利率直接打到零，开启一轮又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甚至是扭曲操作。 此次为应对疫情，美联储立即开动印钞机，但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2021年6月份美国CPI超过5.4%，核心CPI达到4.5%。美国通胀持续高企，通胀水平创近四十年来的新高。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高烧不退，铜等大宗商品疯狂上涨。这是由于美国采取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给全球输出通胀，然而在美国经济稍有好转之时美国就收回货币政策，给全球带来资金外逃压力，带来汇率贬值。多国遭遇股、债、汇三杀。 天量放水是否拯救了美国？从美国在全球的占比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美国GDP在世界的比重却一直呈下降趋势。2001年，美国GDP占全球比重达31.7%，而到了2020年降至24.4%。 美国贫富两极分化，钱进了谁的口袋？2001年以来二十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甚至两极分化突出。美联储天量发水，穷人生计难保，而富人却口袋鼓鼓。据美国税收公平组织发表的报告，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美国643名富豪的净资产总额从2.95万亿上涨到3.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47亿美元。富豪们在股市遭遇的损失，在随后六个月局面迅速扭转。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增加了近40％，总计约1.1万亿美元。 在此期间，美国还新增了“46位新晋亿万富翁”，现有的660位亿万富翁拥有4.1万亿美元的财富，比美国一半人口收入拥有的财富总额还多出2/3。 美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美国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高位，近年呈快速增加态势。 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85，达到近50年来新高，最富有的10%的个人占据了接近全社会接近70%的收入，一半的美国人民过去二十年收入几乎没有一丁点儿提高。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预计未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会进一步提高。 负利率陷阱继续收割全球，美元信用风险陡增。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美国采取零利率，由于通胀高企，美国实际利率为负利率。而欧日经济增长低迷以及通缩，让欧央行和日本近年采取负利率政策，企图以负利率或零利率倒逼资金流向市场和实体经济，但实际效果有限。负利率带来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大幅降低外国及市场上美债的实际需求，导致了只能美联储来购买美国财政部发出的大量美债，长期来看，美国实际的负利率政策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还将带给美国经济更大的潜在风险。总之，美联储通过天量放水救市无异于饮鸩止渴，从历史数据来分析经验，靠发钞无法拯救帝国。 用霸权转嫁成本，美元无法拯救美国。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通过利用其金融霸权及经济霸权，在新冠疫情之前，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区间。二十年来，美国经历了“9·11”事件和金融危机等挑战，核心CPI基本控制在2.5%，国内经济形势较为稳定。但美国宏观经济稳定的本质是通过霸权，将危机及成本统统转嫁给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美国先后采取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向国内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同时利用多余的资本，购买新兴国家的核心资产；当经济形势转好，收紧货币政策，推动美元升值，引导全球资金流向美国，推高了美元汇率，从而导致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此次新冠疫情亦如此。以土耳其和巴西两个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走势为例，在金融危机和美联储加息之前，两国汇率走势相对稳定，但伴随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转向，两国货币汇率锐减，经济走差，土耳其甚至出现股债汇三杀。当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美元霸权的本质，开始回避甚至抛售美债，并且提前加息以防被美元收割。 此次疫情，美国正在通过货币政策转嫁通胀，试图进一步收割全球，但这一企图将会越来越难以实现。 美国的金融与科技实力让其“收割”全球多年。 但21世纪以来，科技究竟在让谁更加强大呢？是超级大国、普罗大众、大型企业、还是恐怖分子？看似强大无比的世界第一大国美利坚合众国，科技、军事实力俨然天下无双。然而，一个事实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开战阿富汗，花费2.26万亿美元，前后派遣80万军事人员，2000多美军丧生，20000多美军受伤，结果却以美军灰溜溜撤退、留下一堆烂摊子“收场”——或许还没办法真正收场。最终，美军科技武装了恐怖分子、苦难了阿富汗人民。这无法不令人思考科技的作用究竟何在。 回望这二十年，科技从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企业逐渐“下沉”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科技的发展进入快速轨道。起初，科技进步迅速武装了大企业、大资本家，成就了一批以亚马逊，谷歌等为首的美国巨无霸企业，当然也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公司，在各自的领域形成垄断态势；然而，随着移动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的逐渐发展，近年来科技的普惠形态则越来越明显，远如中国电子支付和电商的高度普及，近如美国的“散户大战华尔街”，散户们通过Reddit、Robinhood等平台软件，戏剧般地推高游戏驿站（Gamestop）,AMC娱乐等业绩不佳公司的股价。这一切都依靠着科技的力量。 实际用途决定了科技是造福民众还是祸害社会。 简单的举例来说，在中国，无论是电子支付带来的“无现金化”、5G科技步伐领先全球、还是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都是科技的合理应用对社会甚至对全球的一种积极作用；反观美国，科技的发展虽领先全球，也有不少能够造福人类的发明创造，但社会影响更大的，却是利用科技导致的混乱与无序，比如通过普及率极高的脸书、推特等传播虚假信息，甚至影响美国大选结果；又比如特朗普在任职初期曾高呼科技工作回流美国，更吹嘘鸿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厂，项目号称投资100亿美元、将创造13000个工作岗位，然而，2021年时该项目已缩减至6.72亿美元投资、仅1454个岗位；再比如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原本直达大众的科技工具变成了撕裂美国的途径，或间接导致了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 由此可见，科技的下沉、普及既可以给大众带来方便与福利，也可以给社会带来混乱与灾难，关键看各国及各层面的领导者如何去引导科技的应用。 客观的动力换代升级，对人类本身将产生何种影响？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演变，在此意义上，评估“9·11”事件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则应具有“文明人类学”视角。人类文明的历史似乎总在某种循环中螺旋式上升。“盛极而衰”或者“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述当前的世界格局。 因此，当我们回看历史，再重新审视世界体系，对未来或许可窥知一二。
3.1 冷和平
“9·11”事件以来，新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大范围的热战打不起来，但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也极难真正发动冷战。
热战打不起来、冷战无法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前文提到的武装战争成本过高。 这不仅包含金钱成本和生命成本，还有国内社会成本、国际声誉成本都愈发重要。2001年以来，美国发动、参与了大小战争至少有9次，美国的声誉提高了吗？相信有思考的人都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说到底，热战是几乎所有国家不愿见到、也承担不起的； 二是全球化的不可逆性。 美国、中国之争与美国、苏联之争不同，以往美苏之间的金融、贸易、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度与今日的美国与中国中之间的金融、贸易、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度不可同日而语，半个多世纪前开始的冷战是因为美国可以从政治、经济与军事几个方面相对完全地封锁苏联与阵营外国家的联系，而美国针对中国的所谓贸易战打了4年多，除2019年下降外，美中之间的货物贸易额每年均在上涨； 三是从某种意义来说，超级力量之间的角力，已经不需要纯粹依靠军事武器或经济封锁来发动“战争”，而是变成了多“战场”、全方位的“战争”。 比如网络战争，金融战争，科技战争，舆论战争等，而这些“战场”全部都要依托于发展科技的实力。因此，美国虽然仍然在科技领域保持“老大”的地位，但“老二”逐渐拉近的距离使得美国开始变得焦虑，开始在这些“战场”更频繁、更重量级地出招。而如果说这些“战场”以前就存在的话，那么如今它们是取代了热战和冷战真正成为了新的“主战场”，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此外，从欧美国内角度来说，社会运动也完全成为了和平时期的另一种武器，和平发声者、抗议示威者、甚至趁“乱”打劫者和恐怖分子都可以通过社交平台之类的科技手段组织全面的活动甚至恐怖、犯罪行为。
因此，在21世纪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大范围的战争很难出现，而发动冷战的条件目前也是不具备的，况且，在以科技为核心的真正“战场”上，看似和平的世界各国，其实仍在进行着博弈和对抗。如此一来，“冷和平”的态势正在显现。
3.2 软中心
“冷和平”的显现也标识着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令其深陷泥潭，不少人认为美国的“衰落”自此开始。如何定义与衡量美国的“衰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口径不一的硬性指标很难作为美国绝对衰落的直接证据。
然而，在人们的普遍感知中，如今美国的确不复当年繁盛。事实上，美国二十年来所经历的“衰落”，更确切的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崛起。2001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足4%，而美国的相应比重占全球的31.4%。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7%，而美国的相应比例降至24%。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也从2001年的12.7%升至2020年的70%。仅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与美国一样，都可视为世界的“软中心”。
与其说美国在“衰落”，不如说美国步入了一个实力相对下滑，且霸权逐步收缩的周期。伴随着中国的追赶，这个过程无疑是缓慢而渐进的，但目前也确实出现了部分标志性的进展。
现阶段，美国最深层的焦虑，源自于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势头正劲，而自身不排除面临后继乏力的瓶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拥有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力，也就意味着掌握引领人类文明的能力。在科技的维度上，曾经的美国好像远非中国所能望其项背，但今天的中国却也是凭着真实的进步不断靠近美国。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指标2021》报告，2017至2019年，中国在公共部门研发经费、公私部门研究人数、顶级期刊论文数、被引论文数等诸多关键指标上，首次超越美国，来到世界的第一顺位。
得益于蒸蒸日上的国力，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有望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达到更高的成就。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仅从零和博弈的视角看新时代的国际关系，便容易陷入狭隘的思想窠臼。每一个国家都可以结合自身禀赋找到新使命，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这其中自然包括美国。
3.3 全数据
全球的数字化加速，使人类正在迎来一个“全数据”时代。美国与中国都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 在不断数字化的时代，部分国家的新兴数字技术的领先地位赋予了巨额利润、全球市场份额和制定标准的能力。基于数据的新服务，例如人工智能、下一代5G网络和物联网，以及量子计算，为改变整个行业和提高生产力的新增长引擎开辟了道路。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这种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世界的趋势只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加速了，即使没有新冠疫情，这个发展趋势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只是在疫情之下，表现得更为直接、人们感受更为具体而已。 数据要素已经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综合目前国内的舆论看，对于“数据要素已经成为了第一生产力”这一判断依然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数据是“石油”，有人认为数据是“催化剂”——总之认为是一个被动的或者辅助性的生产要素。但是要看到的是，数据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可“双化”性（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这一点与“石油”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数据已成为社会运行、治理与生产发展的主体性要素，在体量上也不是“催化剂”所能概括的。例如，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预测，2025年中国的“数据圈”（即每年被创建、采集或是复制的数据集合）将达48.6泽字节（ZB），占全球总量的27.8%，跃居世界首位。这个体量的数据已经直接构成了整个社会运行和治理的基础性土壤和人们生活的日常环境——人们已经被“数字化”所包裹。那么，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面对数字时代的发展，将会离不开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的合理国际秩序。 当前全球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来避免各个国家和地区形成“数字孤岛”，从而避免在各自为战中陷入割裂的和无效的数字化内卷中去。
回首过去，从资源驱动的视角看，“9·11”的悲剧其实是撕开了石油资源驱动时代世界割裂加剧的遮羞布。当全球的差异暴露出来，部分国家的衰退路径也就显得尤为清晰。展望未来，唯有合作才能治愈各国正在加剧的数字化鸿沟，避免数据资源驱动时代重蹈“9·11”等类似的覆辙。因此，全球各国需要冷静的坐下来，求同存异，共同搭建数据作为第一生产要素时代的共识性框架。例如数字时代的跨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国家安全与数据自由流动问题、跨境网络犯罪问题、对垄断性数字商品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监管问题、数字税问题等。各国携手，创造一个公平的数字化国际竞争环境，将会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石。
3.4 大金融
公平的国际环境也逐渐开始体现在金融领域。 从2001年至2020年，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保。2001年，美元达到72.7%的高峰，但2001年美国爆发“9·11恐怖袭击”后，国际资本外流，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美元外汇储备份额随之下降，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外汇储备份额降至62.9%，2019年底进一步降至为60.7%，2020年快速降低至58.9%。可以看到，2001年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大幅降低13.8%。
图表11：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变化情况
如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的全球占比在2002年至2015年呈快速上升趋势，2015年后逐渐放缓但仍稳步提升。2020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达16.3%，仅次于美国的占比24.4%。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2006年已超越美国、欧盟，稳居世界第一。 人民币国际化要走出大国道路，中国从经济大国到金融大国，发展为金融强国。
图表12：人民币、美元、欧元的国际支付份额
从货币支付角度来看，据SWIFT数据显示，2020年10月，欧元支付占比超过37.8%，首次超越美元成为全球第一支付货币。人民币于2015年12月1日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占比就超过10%，对世界货币稳定提供重要作用。 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18.3%，贸易占全球的14.7%，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地位提升势在必行。
图表13：中国、美国、欧元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
利用数字货币交易安全快捷的特点，各国是否可以创建一个数字货币交易网络，来避免美元为中心的垄断剥削？如RCEP的区域贸易协定，能否为建设数字货币交易网络添柴加火？数字货币又将怎样于实体经济合作，利用其优势为传统经济减少成本、提高效率？
图表14：人民币占全球支付比例
美元成为收割全球的武器，信用货币的信用受到严峻挑战。 伴随数字经济在全球的发展，数字货币兴起，以比特币为例，自2009年问世以来蓬勃发展，至2021年8月市值稳定在了2万亿美金，其市值甚至超过了世界上多个主权货币。而各国央行加速研发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带来怎样的冲击与影响？数字货币又将在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怎样的作用？美元等传统货币还能走多远？传统的经济模式是否可持续？ 展望未来，从“9·11”给美国及全球带来的冲击，美元体系面临挑战成为一种必然，未来金融领域的公平性还将进一步提高。
3.5 贵社会
在科技赋能、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成本不仅体现在军事战争中，也体现在劳动力成本、医疗教育成本、环保成本等多个领域。
2002年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小时劳动力成本的年均增速为16.8%，远高于小时劳动生产率9.8%的年均增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一定程度削弱产业的竞争力，并对外资外贸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足以弥补较高劳动力成本引起的企业利润下降，因此导致了企业退出风险增加。美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美国的工资和劳动力税指标从2007年到2020年增长了15.68倍，这反映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生产成本的提升。
图表15：美国税收收入：工资和劳动力税（亿美元）
医疗、教育支出也同样显著。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1年至2019年，中国教育支出增长了9.79倍，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已经处于高位的教育支出同期仍增长了87%。类似地，2001年至2018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长了10.48倍，美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同期增长了116%。另外关于住房成本，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为3至6，但在21世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房价收入比持续大于10，可以看出住房成本显著高于合理范围。
图表16：中美教育支出（亿美元）
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保成本同样显著。 在中国大陆，政府环保支出从2005年的1490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6681亿元，在13年时间里高速增长了3.48倍。俄罗斯该支出的涨幅更加显著，从2002年到2018年高速增长了11.77倍。
图表18：一般政府支出：环保（中国大陆，亿元）
高昂的生产成本、生活成本和环境成本为21世纪贴上了高成本世纪的标签，因此包括军事支出在内的各类成本支出均面临下行压力，在此情况下，各国难以支出巨额资金用于支持大规模战争。
世界变局的洪流已经指明方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大范围的战争，也不具备再次出现冷战格局的因素。 人类社会的未来如何，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关于世界体系的研究众多，各类思考也层出不穷，其中包含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何发展“9·11”二十周年以后的世界，既要看西方国家如何面对挑战的反应，更要看东方国度如何正确看待现状、明确发展方向，世界体系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独角戏”。 同时，我们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历史的步伐既不会停滞不前、也不会瞬息万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既要认准发展机会、也要计算风险困难；既要精确看清社会的问题与挑战，也要乐观寻找人类的希望与未来。
（执笔团队、注释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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