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下一场美国金融危机？可能性及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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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中美人文交流论坛（2021年冬季）在线举行。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国刚发布了《下一场美国金融危机？可能性及中国应对》报告，执笔人系王国刚、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以下为报告全文：

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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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

■ 从失业率、经济增长、价格指数、国际收支、消费、投资、进出口和金融面的数据看，美国近期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存在着深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一旦这些危机蔓延，通过内在机制的传递放大，则可能引发程度远大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金融面走势复苏，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动因，恰恰相反，能源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进程还在延续且加剧。预估美国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需要有超越金融的视角。■ 美国的国际债务偿付能力最终由其国内经济状况决定。在美国国内，债台高筑已是一个长期现象，且不时拉响债务危机警报。一系列极端财政风险正在暴露。一是财政债务屡屡突破上限。二是联邦政府可能停摆。三是严重冲击金融市场。四是利息支出成为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 21世纪以后，党争激化、种族矛盾、枪击频发、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能源危机和财政危机等叠加的矛盾蔓延不断激化，形成了综合的美国社会危机。■ 目前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想将中国变为化解危机的“解药”，将其国内危机向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转嫁。具体表现形式有四点：一是欲激怒中国。二是转嫁高通胀风险。三是转嫁失业焦虑。四是继续量化宽松。■ 当下，中国舆论对美国存在着两类看似正确与平常、却潜藏极端民粹风险的社会心理。一种心理是期待甚至诅咒美国危机。其实，美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仍将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一旦爆发大危机，对中国未必是好事。另一种心理是，不惜与美国为战，将美国视为敌人。这种舆论容易把中国推到极端国家甚至世界大战的深渊，并无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美国爆发大危机的概率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应直面美国，坚持人类道义与多边主义原则，贯彻合作共赢理念，团结各方力量，走出自己的全球化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以理性、冷静、智慧与定力化解美国的频繁挑衅，切不可主动充当凝聚美国社会团结、化解危机的“解药”。第二，广交朋友，谦逊礼让，在全球层面综合应对美国的外部施压。第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开放促各地落实各类改革措施，同时，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这方面，强化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20年以来，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下，美国经济受到重大挫折，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1年美国经济看似复苏，但能源、矿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滞涨陷阱暴露。已有不少英美学者警告，美国经济正步入衰退，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该文认为，不能仅从金融危机的角度看待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状况。从失业率、经济增长、价格指数、国际收支、消费、投资、进出口和金融面的数据看，美国近期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国存在着深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一旦这些危机蔓延，通过内在机制的传递放大，则可能引发程度远大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当下，美国想拿中国作为化解危机的“解药”，对此，中国须有警惕与防范。

01

客观剖析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

2021年9月以来，美国宏观经济绝大多数指标均呈回暖态势。失业率降低到4.8%，GDP增长率达到16.76%，核心CPI达到4.03%，PPI达到15.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达到15.6%，个人最终消费增长率达到20.72%，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了42.5%和36.2%。这些数值虽然与2020年基数较低有关，但也反映了美国经济已走出负增长的低谷。从金融层面看，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美联储大量投放资金，美联储总资产从2019年底的4.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9月8.4万亿美元，增长了102.8%。2021年8月，美国M1达到19.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M2达到20.8万亿美元（同比13%），扩大流动性在短期内保障了经济金融运行之需。图12001年-2020年美国M1和M2的存量数据单位:十亿美元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图22008年-2021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单位：%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在资金供给充裕的背景下，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联邦基金利率和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均从2019年12月的1.55%下行到2021年9月的0.08%。在存贷款增加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明显增长，2021年9月全美商业银行的资产达到22.1万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6.77%；资产来源中，存款余额为17.5万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35.31%。从资本市场看，2021年8月，共同基金规模达到26.6万亿美元，其中，股权基金14.6万亿美元、债券基金5.6万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9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33843.9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14448.58点，虽比8月份有所下落，但依然在高位运行。这些数据表明，目前美国经济金融运行中资金充裕，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由流动性紧缺引致的金融危机。正因如此，美联储已在考虑退出抗击疫情的量化宽松政策，提高联邦基金利率，适时收紧银根。金融危机是指在金融领域内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恶化并引致金融运行秩序陷入混乱和衰退的状态。美国经济金融面走势复苏，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动因，恰恰相反，能源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进程还在延续且加剧。预估美国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需要有超越金融的视角。

02

美国能源危机正在深化

2021年2月，美国“能源之都”的得州寒潮曾引致430多万人断电、111人死亡。虽然此事件为历史罕见，但2008-2017的10年件，美国电网年平均停电次数多达3188次，最近5年年平均停电事故超过3000次。这既暴露了美国电力系统的体制机制弊端，也显露了美国能源危机可能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

一些国际机构已经断言，美国已进入能源危机时代。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对美国来说，不仅经济恢复的进程将被打断，而且随着通胀的延续，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将恶化，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也将进一步加剧。

能源危机是指由能源短缺（或严重供不应求）引致的能源价格持续上涨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困局。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全球已经历四次能源危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居民的消费成本等推进了通货膨胀，为抑制通胀，央行紧缩货币供给、提高利率，将使得资金吃紧，挤缩企业的生产扩展空间，引致经济“滞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陷入了长达15年左右的经济滞涨，一个主要成因就是能源危机。

近期的美国能源困境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石油供给不足以支持回暖的能源需求。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长期位列美国进口产品的前10位。在国际市场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变动是各种能源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在疫情冲击下，需求大幅减少，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断崖式下跌，2020年3月下跌到22.74美元/桶。但随着美国经济恢复，2021年9月价格回升至78.52美元/桶。一些国际机构预测，未来3个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将突破100美元/桶。

图3北美布伦特原油期货月度收盘价格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Wind

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加剧美国能源消费成本。以铜的期货价格为例，2020年8月为2.8415美元/磅，10月20日达到4.7685美元/磅。铁矿石的期货价格也在快速上涨。2019年10月为93.31美元/吨，2021年7月达到219.67美元/吨。这些矿产品的价格上行，将进一步加重美国面临的能源危机。当下美欧国家都在尽力设法摆脱2021年冬、2022年明春能源困局。

03

债务陷阱中的美国财政危机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2000-2020的20年间，外债规模从9.2万亿美元增加到46万美元，增长4倍以上，是其GDP的2.3倍。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投资国，20年间，其持有外国资产从7.6万亿美元增加到32.3万亿美元，增长了3.22倍，占其外债规模的近70%。

美国国际债务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逆差。20年间。美国经常账户每年逆差数额从-4019亿美元扩大到-6160亿美元，贸易逆差累计的美国债务高达近10万亿美元。

二是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资产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等。2020年，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1.9万亿美元、资产组合投资达到24.6万亿美元、其他投资达到9.7万亿美元。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各国投资于美国资金转为对外投资，比如2020年美国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直接投资达到9.4万亿美元、资产组合投资达到14.6万亿美元、其他投资达到8.2万亿美元。可以说，美国债务和国际投资走势有着很强的绑架全球经济走势之力。

美国的国际债务偿付能力最终由其国内经济状况决定。在美国国内，债台高筑已是一个长期现象，且不时拉响债务危机警报。

美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余额长期持续增加。2021年6月达到63.2万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53.3万亿美元增长了18.72%，是美国GDP总额的2.5倍以上。其中，“居民和非营利机构”的债务余额2021年6月为17.3万亿美元，人均债务余额超过5.4万美元，大于人均年收入，比2019年6月增长了9.4%。这其中尤其以“非金融企业”和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债务余额更为严重，2021年6月分别为17.9万亿美元和17.3万亿美元，25年间均增长了3倍左右。

图4 2001年-2020年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存量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联储官网

图52001年-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存量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Bureau of the Fiscal Service官网

图6 2001年-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国防支出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Bureau of the Fiscal Service官网

债务增加必然加重金融运行的脆弱性，一旦发生大面积债务违约，通过传染机制的传递，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将在所难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由居民部门和金融机构难以清偿到期债务引致的危机。如若居民部门的债务余额继续快速上升，债务负担越发深重，新一轮的债务危机将渐行渐近。

对一国经济金融而言，财政是最后一道防火墙。在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债务持续增加的背景下，美国的财政债务以超乎预期的程度快速增加。2021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24.7万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4.73倍；州政府债务3.2万亿美元，增长了1.73倍。美国政府财政债务率不仅突破了国债依存度、国债负担率和国债偿债率等国际警戒线，而且继续加速提高。在缓解财政赤字和借新债还旧债的压力中，美国财政对联邦政府债券新增发行量的依赖程度越发增强，而新增联邦政府债券发行又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制约，由此，一系列极端财政风险正在暴露。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财政债务屡屡突破上限。突破债务上限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合法性路径。从2013年5月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已连续6次提高了财政债务的上限，不仅使得财政债务与GDP之比超过了100%，而且使得财政债务总量迈入了失控阶段。

二是联邦政府可能停摆。2018年12月22日，因国会在两党之争中未能就财政预算达成一致意见，引致美国联邦政府9个部门关闭长达25天，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未来政府再停摆的概率在上升。

三是严重冲击金融市场。2021年10月在联邦政府将再次面临着债务违约的风险背景下，党争再度白热化，美国（乃至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大幅下跌的动荡行情，直至10月7日，两党达成妥协，暂时增加债务上限4800亿美元，金融市场方才走稳。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券市场是美国（乃至国际）金融市场的风向标和计价基础，一旦联邦政府债券违约，就将引致美国（乃至国际）的债务危机，重挫金融市场。暂时增加的债务上限仅能支撑联邦政府运行到2021年12月，届时在党争较量之中，美国（乃至国际）金融市场将面对新一轮的考验。

四是利息支出成为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在联邦政府预算中，2000年利息支出为2229.49亿美元，2020年利息支出上升到了3447.17亿美元，增长了54.6%。瑞士信贷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24年以后，美国财政部每年发行的联邦政府债券收入将主要用于支付国债净利息费用，它将达7000亿美元以上。

财政危机是指一国财政因收不抵支引发的经济社会秩序陷入严重混乱和动荡状况，具体表现包括财政预算出现巨额赤字、财政债务剧增、国债到期违约偿付等。以此衡量，美国联邦政府已陷入财政危机之中，且有着越演越烈的趋势。一旦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势必引发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引致美国政府债务持续增加的成因中，固然有联邦政府出台的增加社会福利的因素，在抗击疫情中提高失业救济金和补贴低收入群体的等因素，但与美国利用军事力量在全球实施单边主义霸权也直接相关。

美国国防预期长期占联邦政府支出10%以上。2020年增加到7138亿美元，20年增长了1.42倍。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花费5.8万亿美元，导致联邦政府年度财政赤字从2002年的3174亿美元剧增到3.1万亿美元，增长8.9倍。2021年8月31日，美国撤出阿富汗，但军费开支并没有相应地减少，由此，借助军事力量进行长臂管辖、对外干预还将延续。由此，美国财政债务还将继续攀高，财政危机的概率也将随之提高。

04

矛盾重重的美国社会危机

21世纪以后，党争激化、种族矛盾、枪击频发、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能源危机和财政危机等叠加的矛盾蔓延不断激化，形成了综合的美国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指在撕裂民众中社会生活秩序陷入混乱和重大灾难性事件频发的状况。

从党争激化看，两党相互制衡转向了相互诽谤内斗，成为撕裂美国社会、激化社会矛盾的主因。特朗普执政时期，民主党利用在众议院的优势地位，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议案进行了发难和阻碍；拜登执政后，共和党频频利用在参议院的优势地位，对拜登政府提出的一系列议案（包括抗击疫情的议案）做出了否定性表决。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严重挑战了国会的权威，凸显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如今，虽然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了多数席位，由两党斗争引致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两院对峙格局暂时缓和，但两党之争还将以其他各种方式继续展开，还将更加撕裂美国社会和激化社会矛盾。

从贫富差距看，美国基尼系数自1995年以后就长期位于40%以上的高位，2013年以后更是上升到41%以上。美联储在2021年10月发布的美国财富分布情况报告披露，2021年第二季度，收入最高1%美国家庭总净资产达到了36.2万亿美元，是自1989年有数据统计以来的，首次超过了占总数60%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总净资产(35.7万亿美元)。目前美国70%的财富集中在20%的家庭手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分析后指出，美国最富有10%人口拥有平均收入是其余90%人口的9倍多，最富有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是这90%人口的39倍以上，最富有的0.1%人口的平均收入可达这90%人口的196倍以上。在疫情冲击期间，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发现，受新冠病毒的疫情影响，2020年下半年美国贫困率上升了2.4%，即新增贫困人口800万人；其中，美国非裔的贫困率上升了5.4%，新增贫困人口240万人。贫富差距拉大，不仅凸显了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持续提高，而且凸显了美国社会撕裂程度持续强化，这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是美国社会危机的又一主因。

图7 2000年-2018年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表1 2020年美国不同种族家庭的年收入分布单位：%

数据来源：美联储《2020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报告》

从种族矛盾看，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痼疾。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一痼疾更为加重。根据美国FBI公布的歧视犯罪数据，2018年发生了7036起歧视事件，涉及了8327起犯罪行为、8646名受害者和6188名罪犯。2020年，发生了5125起通过传单、贴纸、横幅和海报等方式散播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性少数群体和其他仇恨信息的案例，几乎达到2019年2724起的两倍。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警察暴力执法下死亡，引发全美140多个城市长达6个多月的示威活动，凸显了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引致的种族撕裂。

从枪击频发看，持枪和枪击暴力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顽疾。据美国枪支档案网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共有19308人死于枪击和与枪支有关的暴力犯罪，创下近20年来的新高。其中，大规模枪击案(伤亡人数4人或以上的案件)达到612起，为过去5年来最高值。2021年前10个月，死于枪击的人数创下了惊人的2.2万人。在枪击暴力频发且越发严重的背景下，要求控枪的呼声持续高涨，形成了持枪民众与支持控枪民众之间的对峙斗争，加重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

05

美国欲拿中国当化解危机的解药

美国经济社会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主要通过外贸、投资、汇率等路径展开，很难形成实质性的冲击。2018年以后，美国挑起了中美贸易战。3年多的实践证明，中国经济有着很强的韧性，不仅能够有效抵御美国施加的各种关税和不合理的贸易条件，而且能够有效保障本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中国推进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贸、投资等条件的改善和健康发展，拓展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引领力。

但目前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想将中国变为化解危机的“解药”，将其国内危机向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转嫁。具体表现形式有四点：

第一，欲激怒中国。将国内矛盾转移为国际矛盾，是美国惯用伎俩。拜登执政以来，通过大量虚构信息，传播谣言，屡屡抹黑中国政府，在涉疆、涉台、涉港等问题上无中生有地捏造信息，通过了一系列相关法案，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同时，拉拢其小兄弟和一些亚洲国家攻击中国，试图转移国内矛盾，浑水摸鱼，乱中取利。另一方面，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屡屡拿中国说事，避而不谈疑点重重的德特里克堡实验。这些操弄将给中国的国家主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条件等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2021年以来，美国怂恿立陶宛、捷克等刺激中国，推动欧盟暂停审议中欧投资协议，压迫一些西方国家禁用中国5G，屡屡借台湾试探大陆红线的忍耐力，都是想通过激怒中国，激化中美冲突，进而凝聚美国国内的社会团结，转移民众对危机的视线。

第二，转嫁高通胀风险。2020年3月以来，美联储开启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出了一连串规模巨大的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导致通胀急剧上升；在财政支出方面，拜登正在力推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和3.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在拉高需求的同时更将推高通胀；同时，国际市场中大宗商品价格有着进一步走高的趋势，这些高通胀风险很容易转嫁给他国。

第三，转嫁失业焦虑。美国高失业率以及由贫富分化等因素引发的社会危机使得拜登政府面临较大的执政压力。将高失业率归因于像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是美国对外的常用策略。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非但没有缩小对华贸易逆差额度，反而拉大了对华逆差。美国舆论通常会借中国顺差的加大，怪罪中国，煽动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埋怨甚至是仇恨。由此，不排除美国一方面与中国进行所谓的贸易对话，装扮着要与中国解决问题的政府态度，另一方面进一步在舆论上夸大对华贸易逆差对美国失业率的影响，在对华贸易中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激化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反华情绪。

第四，继续量化宽松。2020年以后，美联储再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抑制美国利率水平下行，这势必在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进程中，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价值的收益率减少，同时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上升的预期下，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还将助推美国乃至其他国家的热钱涌入中国金融市场。此外，在美国通胀外溢的背景下，国际投资中货物价格、人力成本和技术成本等都将上升，势必会提升国际投资成本，降低中国在“一带一路”等国家的国际投资效率，加大投资风险。

06

中国应对美国危机之策

近年来，中国推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格局，成效已初显。在精准扶贫、社会治安、反腐斗争、生态环保、基层治理、基建网购、抗疫救灾等方面都取得了成绩，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更体现了中国制度优势、文化优势、社会优势。两相比较，美国潜在的社会、经济、能源、财政危机背后实际上是暴露了美国制度、文化与社会的蜕变与倒退。

当下，中国舆论对美国存在着两类看似正确与平常、却潜藏极端民粹风险的社会心理。一种心理是期待甚至诅咒美国危机。其实，美国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仍将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一旦爆发大危机，对中国未必是好事。另一种心理是，不惜与美国为战，将美国视为敌人。这种舆论容易把中国推到极端国家甚至世界大战的深渊，并无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美国爆发大危机的概率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应直面美国，坚持人类道义与多边主义原则，贯彻合作共赢理念，团结各方力量，走出自己的全球化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以理性、冷静、智慧与定力化解美国的频繁挑衅，切不可主动充当凝聚美国社会团结、化解危机的“解药”。中美博弈，如同武林中的两个大侠对弈，谁乱了阵脚，谁就更有可能输。特朗普执政期间，中国保持后发制人之势，以稳定的战略定力与高超的斗争手段，最终化解了美国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势、贸易加税、科技封锁、香港动荡、抹黑新疆、金融威慑。拜登继承了绝大多数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遗产，手段又比特朗普更油滑、更隐蔽、更阴狠，中国理应保持更智慧、更精准的斗争手段，以针尖对麦芒，既要打准打痛那些胆敢侵犯中国利益的美国政客、媒体与学者，又要扩大开放与人文交流，对美国企业与资本释放与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缓和两国社会气氛，防范坠入新冷战陷阱，建立对美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尤其要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威慑与理性的平衡点。

第二，广交朋友，谦逊礼让，在全球层面综合应对美国的外部施压。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着力推进联俄、拉欧、抑美进程，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支配力。强化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完善世贸组织的规则，改善国际投资环境，拓展我国经济全球化的空间。要推进在全球各个层面、通过融媒体、国际会议、国际交往等各种机制，揭露美国的价值观错误、单边主义实质、自私利己基础上的多重标准、打压中国的险恶用心，披露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阴暗面，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面目，放弃幻想。在这方面，舆论斗争与国际传播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第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开放促各地落实各类改革措施，同时，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继续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对抗击疫情、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增强针对性、灵活性，精准施策，提高政策效率。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在化解输入性通胀中的积极作用，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行给我国相关产业和居民消费带来的冲击力度，维护经济金融运行稳定。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财政货币政策对汇率形成的影响力，避免人民币汇率形成受到美国政策和国际市场严重干扰。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推进债市、股市、期市等的国际化，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的期货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债务违约对我国所持美国国债的负面影响，适时调整操作策略，增加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股权投资，推进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共同体紧密程度。

在这方面，强化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风险、守住底线是应对美国经济社会危机向我国转嫁的基础，也是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一是要实现金融监管重心从机构监管向行为监管的转变，达到金融监管对金融活动的全覆盖。二是从各个角度对美国冲击和国际市场冲击进行评估和测试，提高预警能力和应对能力。三是加强对资金流出入的监管，从资金的流向、流量和流速上观察和发现问题，提高应对风险的及时性。四是尊重市场机制和客观规律，落实优胜劣汰，推进市场出清，激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量。五是依法治理金融乱象，坚决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抑制资本无序扩张，弄清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点和对应的化解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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