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2022年经济预计增长5.5%，“稳”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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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本文转自12月1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2022年经济预计增长5.5%，稳增长政策需发力对冲需求不足和趋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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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围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市场预计，2021年全年我国有望实现8%左右的增速，超过预期目标，也将高于世界其他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但是，三季度经济增长4.9%，两年平均增速为4.9%。在散发疫情、大宗商品高位运行、汽车缺芯、房地产调控收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三季度经济增速呈现加快下行态势。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也面临不确定性和挑战。2022年我国经济形势如何？为何要强调“稳字当头”？宏观政策如何布局？要推进哪些重点工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

“稳”具有一定紧迫性

《21世纪》：2022年经济增速如何？明年经济工作为何要要求“稳字当头”？刘元春：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速预计为3.9%。明年经济预计增长5.5%，这是考虑了政策因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对当前形势研判中，首次提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且要求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表明当前“稳”具有一定的紧迫性，需要政策对症下药。当前不稳的因素比较多，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下行压力。稳的内涵是，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我们测算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目前在5.3%-5.7%的区间，较2019年增速中枢有所下行，因为疫情造成了供给损失。就业要稳是很重要的方面，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1000万人，考虑到高中、大学毕业生，以及延迟就业的人员，明年就业压力不小——经济增速在5.5%左右，新增就业数量超过1200万，能较好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平稳运行，也要求物价水平相对平稳。明年“六稳”“六保”的重点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复苏，尽快实现常态化运行。考虑到明年外需出现一些波动是大概率事件，加大扩内需力度，来对冲外部波动，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点。此外，也需要稳定经济运行，为下一步结构调整创造较好的氛围。《21世纪》：有专家提到，1962年、1963年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将迎来退休，疫情使得我国自然失业率有所上升，这是否能缓解2022年就业压力？

刘元春：有困难。在现有格局中，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就业人口比重较低，90%多就业来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对退休年龄不那么敏感。稳就业保就业是稳字当头很重要的内涵，需要有足够的新增就业机会。

政策工具应有所创新，降准降息都有可能

《21世纪》：今年前三季度经济两年平均增速为5.2%，明年经济若增长5.5%，意味着经济增速要进一步上行？刘元春：2022年经济增速到5.5%，要求宏观政策重新再定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积极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2022年财政赤字率较今年（3.2%）可以有所提高。赤字率较今年有所提高，也考虑到明年专项债规模不宜过大，因为专项债对项目有盈利和现金流的要求，这样的项目数量越来越少，即便给予地方较多专项债额度，却缺乏与现行融资政策匹配的合规项目，使得投资扩张效应不及预期，今年就是这种情况。2022年推进保障房建设，可以考虑在政策工具上有所创新。建议赤字率有所提升，也是考虑到2022年卖地收入压力较大，需要以赤字适当弥补基金收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政策的再定位，要确定M2和社融究竟跟什么指标挂钩，今年M2和社融相对名义GDP增速要低，货币政策操作上偏紧。当前货币政策还要考虑到高杠杆、高负债率、高还本付息的背景，要对流动性充裕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义。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当前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受此冲击最大的中小企业，需要有结构性的政策加以对冲。12月6日央行宣布降准就是货币政策再定位的过程，要考虑到疫情、高债务因素，货币政策要回归真正的稳健。2022年，若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降准降息都是有可能的。今年很多人建议经济增长目标在5%以上。合宜的区间在哪里呢？我们测算5.5%的增长，能够实现繁荣稳定局面，又不至于大水漫灌、过度刺激。2022年要回到6%很困难，但是要应对不确定性，稳的内涵要更稳固，经济增速不宜太低。5%是2022年经济增长的底线，考虑到当前正处于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加速期，经济增长的弹性空间要更大些，这样在面对冲击时才不至于乱了阵脚。

短期需求不足+四大趋势转型

《21世纪》：2022年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哪里？刘元春：首先是疫情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不可忽视，包括国际航运紧张、汽车缺芯等。虽然很多人预计汽车缺芯到明年6月份可能会有所缓解，但疫情导致的部分供应链瓶颈效应已经中期化了。在疫情作用的非常态下，一些不经意的环节出现瓶颈是大概率事件。有观点认为，疫情结束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恢复正常，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乐观。欧美对中国的围堵，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重视，未来可能会上升到更高的高度。我们当前因为疫情获得的供应链红利，所带来的外资外贸繁荣，其可持续性很差。第二，国内房地产行业调整是趋势性的。土地政策、房地产税等长效机制的破题，宣告房地产新时代的到来，房地产业告别了高速增长时代。当然，房地产仍然是国民经济很重要的领域。部分房企过度金融化杠杆化以及调控政策叠加带来的非预期冲击，会使得后续调控更为审慎，但不会改变房地产长效机制作用的发挥，房地产潜在风险也需要加以应对。明年要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保障房建设会全面加力，但整体房地产业不可能回归到过去高增长的状态。与房地产相关联的还有地方债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明年是地方债的偿债高峰，地方债高杠杆运行，可能会在局部环节暴露风险。第三，中国正处在重要的转型阶段，通过稳经济的政策，转型的速度密度可能有所减缓，但不会改变转型趋势。具体而言，我国正在从传统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科技项目对经济拉动作用不那么明显；我国还处在绿色转型阶段，绿色转型最初会造成成本的增加；我国还处在从对外循环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这里存在效率递减的问题；再者就是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转型。这几大转型，会使得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变化，若以原来的常规政策加以调控，想要稳住明年经济存在压力。

明年大宗商品价格运行状况，尤其石油价格是否会造成冲击，也具有很高不确定性。

所以，当短期需求不足和趋势性力量叠加在一起，明年稳经济的压力，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双碳目标要探索有效路径

《21世纪》：今年消费和投资都不及预期。明年要怎么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刘元春：原来稳住速增长，储蓄率下降会带来投资率的下降，当然我们现在也不需要过度投资。消费的提振有短期政策，也有中长期政策。短期政策包括消费券、促进汽车消费等。明年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发展长租市场等，也会对扩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落实共同富裕行动纲领，补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短板。《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着重强调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正确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如何看待这些部署？刘元春：科技是明年很重要的工作。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体系的构建，需要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发挥好国家实验室作用，加大对关键领域攻关力度。另外，要激励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财政、金融政策要与之相匹配。双碳目标要持续推进，但要避免运动式减碳。绿色转型是国家战略，是要对我国生产方式进行变革，我们现在还是通过行政方式，层层传达、层层加码来推进减碳，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明年要把握好度，要在有效路径方面进行科学探索。要继续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与此同时，也要稳定市场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就是要明确无序扩张的行为模式和范畴，可以为资本设置负面清单，这样既能规范资本行为，又能发挥资本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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