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在“2022中国与世界”论坛来谈我的看法。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统计信息，大家纷纷解读，有的我个人认为比较正确，也有的好像语不达意，我想谈一谈我的看法。刚才王文院长谈到中国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其实发现这个价值最主要的一条还是埋下头来，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保持中国经济在合理的区间。过去我们是高速增长，后来说中高速，现在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增长速度大体上是中速，在合理区间这是最好的。其实，本来从长期的过程来看就不存在什么高速是好还是中速是好，在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最好的。我就2022年做一些展望，看看挑战，看看应对措施。作为一个开场白，我们一般都会说中国经济在2022年以及更长远的一个时期里面临着诸多的重大挑战，也有很多的机遇。总的来说，机遇大于挑战，这是我们都会说的。但是我觉得，2022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所以它的挑战可能更突出，一会儿我会讲，有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挑战。同时回到我们原来的逻辑上来说，挑战越突出我们的机遇也就越多，挑战是一个必然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是能不能抓住机遇，事在人为。我想今天从长期、中期、短期和当期做一个无缝衔接的思考，如何应对我们的挑战。
首先，我们是最早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因此经济就复苏了。到去年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复苏基本上回归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常规轨道上来，这个所谓的“常规轨道”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力，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力的提高潜力给我们什么样的增长能力，这是可以预测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条蓝色的线，我们表示出来的中国潜在GDP增长率。因为疫情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它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在2022年是跌到了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在潜在增长率之下，去年要恢复、又补偿，因此又在它之上，但是去年我们实现了8.1%的增长速度，这是有补偿性质，今年我们应该按照大家的预期就回归到常规的轨道上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蓝皮书预测，如果说把2021平均起来，大概不会低于5.1%的增长速度，如果把今年再加进去3年平均下来，应该在5.3%以上的速度，这平均下来的意思是说这个水平就像阴影那部分标的，基本上回到了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上，尽管这个潜在增长率不是过去的高速了，从全世界的范围内，从我们自己来讲也不算中高速了，但是是在合理的区间。挑战也就跟着来了，今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去年我们人口只增长了48万，48万看上去是增长，但是和14亿多人口相比是一个统计上很不显著，就等于接近于零增长了。在这个情况下，人口的零增长很自然地就是一个门槛，之后就是负增长了，在这个转折上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说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口呢，不增长也是14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其实很快可能就不是第一了，但是确实仍然是庞大的人口规模。然而经济学讲的是增量，增量的符号很重要，在增长的时候不管增长多少都是正号，接下来是0，再以后负增长的时候是负号，正符号和负符号是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时候不能说多大的规模，这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符号的变化是重大的挑战。我们预计2022年总体上应该是中国人口的峰值了，比前几天来讲，那时候讲是2025年之前，现在看很显然大幅度地提前了。相应地，大家也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一般都是说15到59岁，但是我们统计局的权威数据只有到64岁，我们将来还要延迟退休年龄，所以15到64岁也是我们劳动力的基础，不仅下降，在最近这几年里每年下降都在1000万，未来都是以千万级的幅度在继续下降，也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短缺以及由此产生的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产生了一系列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都会发生。老龄化进一步地提升。大家都在问怎么划分老龄化，最近我们也查了一些权威的资料。第一个是当年联合国定义的是多少、多少就叫年轻型的人口，多少就叫成熟型的人口，比如说老龄化率在4%以下是年轻型人口，老龄化率在4%到7%之间是成熟型人口，超过7就是老龄化人口。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又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在老龄化中再进一步区分，也就是说超过7%就叫做进入老龄化社会，就叫aging society。到了14%以上就叫老龄社会，叫做aged society，超过了21%那就是极度老龄化叫super aged society。去年我们看到的数据是13.5，当时我就说按照正常速度再过一年就进入了，今年也公布中国是14.2，大家看14.2和联合国定义的发达国家比也已经很接近了，他都还没有到1%，和不含中国的欠发达国家比老龄化程度大大高于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老龄化加快、未富先老这个特征仍然显现出来。我们正式地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7%以上是宣布已朝着那个方向走，现在进了14%就是正式的officially变成老龄化社会了，加上预期的人口负增长，这两个会带来中国经济的新的挑战冲击，这个冲击是以前没有的。以前我们遭遇的主要是供给侧的供给，现在供给侧冲击还在，但是需求侧的冲击会变得越来越凸显，特别是消费。说到这儿，统计局数据公布之前我自己已经感觉去年可能人口已经到峰值了，我去看国际上的一些经验，我发现在2020年，全世界有30个国家是人口负增长的，再加上4个国家是零增长，也就是不到1%的不显著增长，所以我把它叫做零增长。这些国家有什么特征呢？各种类型的，一种是前苏联东欧转轨的，变来变去一直没有恢复回来，即使有一部分我们叫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这组国家就相当于是新的欧盟，算是这些国家中最好的了，但他们的人口都是负增长或者是零增长，而他们的经济增长显著的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一些小型的遭遇战乱或者是特殊冲击的像委内瑞拉、黎巴嫩这些，剩下的说发达经济体中最典型的就是我之前说的四个国家，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希腊。这几个国家新加坡是新加入的，因为新加坡很早以前就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消失了人口红利，但它采取了很开放的移民政策，劳动力中大约有40%是外籍人口，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它人口的流动不能满足，所以它是加入到了负增长的行列。大家看人口走向负增长和它的经济走向负增长至少是一次性的重大冲击，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里面的道理可能非常复杂，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当人口增长的时候，消费跟着增长，但没有其他因素变化，或者其他因素不可能在一年中跟着你变化的时候，人口负增长消费也就变成了负增长，所以他们遭遇的其实是需求侧的特别是来自于消费方面的巨大冲击，使它的经济也陷入到了一次很严重的衰退中。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锚，这个锚很重要，当人口还在增长的时候，经济的波动、衰退也好、恢复也好，其实只是周期现象，但是如果人口不增长了，甚至是负增长了，你的经济增长，你的常态就变了，稳态就变了，潜在增长能力就变了，就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增长轨道上，但是能够回到你的新稳态上，发挥你的潜在增长能力仍然是重要的。有一半没显示出来，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经历的，特别是2022年经历的，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新常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潜在增长率下降了，那么我们要适应这个新常态，到需求侧也会出现一个新常态，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新的经济增长的挑战和制约是供给侧加需求侧，可能需求侧是新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努力去应对需求侧的变化。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因为一方面是处在一个长期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有2025年的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有2035年的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我们的长期目标，我们处在这个过程中，去年应该算是新征程或者说新发展阶段的第一年，开局之年。在这个过程中长期需要做到的，是如何让中国经济回归到均值这个趋势能够缓慢、延续到2050年，因为回归到均值是一个从统计数学里得出的经济规律，因为说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超高速、超常规的高速增长，终究要回到平均水平，而什么叫平均水平？像美国的萨默斯就认为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就是平均水平，因此说中国的高速增长过去以后就要回归到平均水平，回归到3%。我觉得，逻辑上他说得一点都没有错，关键是向下回归的过程延续到什么时候。当年他们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预测后来他也不好意思说了，他们说2015年回归到均值，我有一次在一个论坛上见到他，已经过了2015年，你已经不能再说这个话了，但是我们做的预测是按照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2050年回到均值，所以就足够了。在2050年之前我们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就可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期我们要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不仅要保障它还要尽可能提高它，我们是未富先老，就说明我们有很多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我们在三次分配领域中都有很多改革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就是说一方面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另一方面提高需求侧的满足能力，支撑潜在增长率。后面我会举一个例子，因此中期要部署一些具有改革红利的改革举措，短期里最重要的是2022年会表现出来的需求侧制约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把更多的政策举措转向需求侧，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的部署其实就是直接应对了这一点。当期，我们马上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在其实还处在应对和疫情相关的经济冲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中，我们迄今为止保市场主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我也建议针对我们新出现的挑战，消费需求的挑战，我们应该保市场主体和保家庭、保个人更加平衡，因为保市场决定确定了供给，供给恢复了，我们跟他们一错位出口反而提高了，但是很快这个错位的情况就没有了，我们的需求可能会有更多的制约，所以我们更加注重家庭作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三率主体的功能，终究希望生育率回去，这一点共同富裕的举措和保家庭主体的举措都会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快结束之前，我举一个例子是说供求两个方面一石多鸟的改革之局，通过改革是可以取得红利的，供给侧提高潜在的增长能力，需求侧提高保障能力，国外一直有人预测我们未来不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比如说最新的预测是说中国未来15年年均增长速度可能在3.5%到4%之间，我们就假设他说的是3.75%，这个就比我们要实现翻番和我们达到两个目标的速度至少少了1个百分点，他为什么做这个呢？一般他们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各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供给侧的理由是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增长是负的，看上去肯定是负的，因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都以每年上千万级的数量减少；其次，他说将来人口也是负的，你的需求也不能满足你的增长要求。我觉得我刚才说了，事在人为。他们的分析既有错的地方，也有提醒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事的地方。第一，对于一个发达经济体，如果劳动力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是负的，劳动力增长也就是负的，因为没有地方去挖，除非移民，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未富先老有更多的潜力，这个潜力就在于我们农业劳动力占比目前大概还能在23%，发达国家平均大概在3%，也就意味着我们有20%潜力可以转移出来，这1%对中国来说就是800多万，20%分点就是一两个亿。我做了预测，假设5年里我们就能实现把20%多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那就是8000多万，就意味着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年均27%，那增长速度相当快，既不是负也不是一个不显著的增长。这就是说我们在供给侧是有这个潜力的，再一个是改革，必须得改革户籍制度，农民工落户的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第二，作为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必然结果就是城镇化的继续提高，我们现在差不多64%或者是多一点，但是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差距，何况在城镇化中还有差距，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有18.5%差距。把这个差距弥补掉，也就是2.6亿人口已经在城市，但是你把它变成真正的城镇户籍人口。这个变化看上去是一个身份的变化，但按照OECD研究团队的研究，仅仅这个变化其他什么变化还都没有的时候，这2.6亿人的消费就可以提高30%，如果你进一步拉动从农村到城市，在没解决户籍之前他们的消费也可以提高30%，因此是说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既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解决供给侧的问题，也可以解决需求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总规模就有用了。最后，如果按照韩国央行的预测，未来15年中国3.75%的增长速度，我们在2030年代的时候，假设美国能有2%左右的增长速度，我们就没法儿超过他们，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法儿翻番，我们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成色也就不够了，但是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应该是4.75%，至少是，按照那个我们就可以超越美国，也可以成色十足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同时，我们在这之外还有改革红利，如果有改革红利，其实这个潜在增长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地提高，提高多少事在人为。因此，2022年是新的矛盾显现的时候，新的稳态出现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应对挑战，可以在今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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