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坚持以发展为先，两个大局下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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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中心首席专家，本文刊于7月26日新浪财经。

发展与稳定对立而统一，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两头兼顾。

有人认为，经过4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风险，因而今后应该从发展为先转为以稳定为先。此观点不可取，今后应该坚持以发展为先。

发展与稳定对立而统一，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两头兼顾。但兼顾不是没有先后，先后的定位取决于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两者哪个更为重要，即必须符合时代的要求。

对今后我国而言，两大关键性的时代特征是两个大局，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第一个大局要求我国在今后20 – 30年进行经济复兴的冲刺；第二个大局迫使我国在此期间内完成经济复兴冲刺。

因此，实现经济复兴冲刺是对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发展与稳定的先后定位，即坚持以发展为先还是转为以稳定为先的理念定位，必须符合此时代要求。具体来说，经济复兴冲刺的需要、条件及其风险，决定今后我国发展与稳定的先后定位。

从需要角度，经济复兴冲刺要求我国经济在今后20–30年中高速（4-6%）增长，同时经济结构加快升级和产出效率大幅提升。要做到这些，必须坚持以发展为先。

经济复兴冲刺的总量目标是在2035年人均GDP比2020年再翻一番（25000美元左右，按当前价格与汇率水平和2020年人口增长速度（0.33%）测算，下同），并在2050年上升到发达经济体的上游水平（45000美元以上）。为达这两个目标，要求GDP在2020-2035年间、2035-2050和2020-2050年间分别年均增长4.9%、4.0%和4.4%。也就是说，要求今后近3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GDP年均增长速度运行在4–6%区间，即中高速区间。应该说，今后20–30年我国具备这样的中高速增长潜力。但国际历史经验显示，曾经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大多都在高速增长期后较快地就放缓至中低速甚至低速了，而今后我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挑战和压力，要实现中高速增长潜力并非轻而易举。

经济复兴冲刺，还要求经济结构加快升级，以尽快与发达经济体看齐。过去40余年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结构也快速升级，但当前的经济结构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经济结构涵盖总供给、总需求、制造业、消费、投资、贸易、外资、地区经济等各个维度的结构；我国各维度结构的升级空间都很大，尤其总供给、总需求和制造业结构。我国经济升级的标誌是以信息产业和绿色产业为主体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虽近年来速度很快，但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信息和绿色革命的要求与制造业强国的标准相比仍然需要加速。

经济复兴冲刺，还需要经济产出效率大幅提升，以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仍大幅低于发达经济体。据美联储经济数据库（FRED），201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PPP计价）为美国的43%；据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65万美元/人，约为美国的14%、欧元区的 20%、日本的 18%、 世界平均的 63%， 大有上升的必要和空间。

从条件角度，有人会问，经过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或经济复兴冲刺的条件吗？可从国人的复兴意志、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时代的契机三个方面来分别考察。

“事在人为”；经济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意愿。则，今后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首要条件，或经济复兴冲刺的根本条件，是国人非凡的复兴意志，即追赶发达经济体的意志。对人类经济史的审视赋予了国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即今后我国的经济复兴冲刺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衰落之后向上千年世界前沿位置的回归，有高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渊源于儒家“入世有为“主义的国人的“有为”精神，给予国人经济复兴不达发达经济体水平不罢休的意志。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四大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已在我国形成并将不断增强，支撑经济在后高速增长时代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复兴冲刺的核心条件。第一大动力为科技跃进，将是今后我国经济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乘第四次工业革命下信息和绿色低碳新技术的东风驱动经济中高速增长；第二大动力是19大城市群的崛起，在区域空间配置上促使各经济要素，包括人口、资本、产业、贸易、科技等向这些城市群聚集，日益成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第三大动力为经济结构升级，尤其是总供给、总需求和制造业结构的升级；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加快崛起，大幅提升我国的制造业结构水平；第四大动力进一步改开放，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将打攻坚战，同时应因两个大局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推出，促使体制效率进一步提升，更有力地释放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潜力。

同时，两个大局，一方面对经济复兴冲刺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复兴冲刺或进一步发展提供时代契机。第一个大局给予经济复兴冲刺做出历史性贡献的难得契机，同时也为其提供宏观的实施大环境；第二个大局一方面大大增加冲刺的困难，另一方面又显著增强国人和我国政府的冲刺意志。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与两个时代大局同时运行并相关的正在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和绿色革命，为我国经济复兴冲刺带来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

从风险角度，认为我国经济风险很高从而应该转为以稳定为先的观点经不起推敲。

首先，风险的严重程度不应高估。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已在风险控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当前的风险并不像一些人所渲染的那么严重。就人们最为关心的国家债务水平而言，综合两种债务杠杆率的国际比较结果，总体而言并不算高；分宏观经济部门，企业部门较高，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也不像很多人断言的那么高，而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则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国际比较，我国的银行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和房地产风险也都在可控范围。

第二，风险后果的评估应该客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对我国风险后果的预测一直过于悲观，断言危机者有之，预言破产或崩溃者有之、危言末日者也有之；可实际发生的是，除了几次股灾之外，我国并未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别说系统性危机了，同时风险不断受控和风险控制机制不断完善。反而，发生次贷危机、银行破产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是市场认为是自由经济榜样的美国。

第三，风险控制应有国际视野。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风险具国际冲击、转嫁和流动性，一个国家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我国的风险控制不能只从国内情况考虑，还应看其他经济体的风险状况及其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在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实施超常规货币宽松的情形下，我国如只是从国内控制风险考虑而逆全球性宽松潮流地收紧货币政策，则我国相对于美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增长优势将明显降低，而且将被任由地征收“国际铸币税”。

第四，风险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有效化解。就金融风险而言，经济增长了，企业的营业收入及利润将相应地上升，则企业债务的还本付息得到支持，从而破产风险消解，同时债务水平降低，资产质量改善，与之高度相关的银行风险、股票市场风险和债券市场风险等都随之缓解。应该学会与风险同行，在风险中求发展， 又在发展中控风险。风险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等风险都消除后再发展是不现实、不明智的，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即阻碍了发展又逃脱不了危机的命运。

在坚持以发展为先的理念下，今后20 – 30年我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应该保持进取性，应该意识到，中长期战略导向的哪怕是微小的差别最终可能导致战略目标的重大偏离，不可掉以轻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复兴冲刺的起步阶段，内、外部环境又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重大挑战，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宽松导向，当前关键在于真正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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