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未来须更加重视政治学理论研究，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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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特别是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不断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即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 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是政党中心主义，始终强调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未来须更加重视政治学理论研究，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
实录全文：
今天很高兴应中国著名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邀请，来讲“中国政治学这十年”。我主要讲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政治学具有国家性。我理解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不太一样，每个时代流行的政治学思想都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提供的；相反，流行的经济思想、社会学知识却不一定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提供的，但政治学一般是如此。
中国政治学从引进到现在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这几十年，学习、引进的都是欧陆的英国、德国的政治学、制度主义方法论。前三十年，中国没有政治学，叫作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政治学，它的方法论是阶级分析；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恢复政治学到现在，从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在中国的影响最大，它的方法论是理性选择主义。
简单梳理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史，在中国学术市场流行的都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提供的思想和方法。就理论体系而言，不光是政治学，还有社会科学两大主义——一个是社会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另一个是国家中心主义，这些主义的诞生都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理论总结。比如，英国、美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是商业集团，商业集团推动了国家现代化，在理论上形成了自然权利、契约论、自由主义、财产权等概念，也叫作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是德国提供的，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皇帝的作用很重要，官僚集团的作用也很重要，并根据这一条经验提供了国家中心主义。
但是，政党在哪儿？因为后发国家，从俄国到中国再到印度，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从革命到解放到现代化，主要是政党推动的。因此，政党在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在发达国家，政党是一个社会集团的概念，但是在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像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和建设者，它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是流行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讲一下核心概念。理论体系是由概念支撑的，诸多概念矩阵支撑了一个又一个理论体系，大家耳熟能详的有自由、民主、法治、治理、合法性等。这些概念的流行会变成观念，观念会变成生活方式，约束着我们怎么思考、怎么去认识世界。一说起自由就是财产权、个人结社权；一说起民主就是党争民主、竞争性选举；一说起法治就是独立的最高法院；一说起治理就是社会的作用；一说起合法性就是选举授权，这个政权是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这些概念的流行对中国人思考中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甚至是负面的影响，我们一会儿讲我们国家的政治学这十年来，是怎么对这些概念重新叙事和加以重新理解的。
接下来，讲一下方法论。核心概念下面是方法论，即靠什么样的方法论研究这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刚才提到晚清民国时的制度主义方法论。方法论背后是史观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制度，从基佐到约翰·密尔，他们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这个制度主义看起来是客观的、中立的、静态的、法条主义的、结构主义的，但事实上是为了支撑这样一个世界观或历史观——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
二战以前流行的主要是制度主义，二战之后从行为主义到结构功能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再到新制度主义。显然，行为主义强调社会成员政治选择问题，为什么投这个党不投那个党？理性选择主义是讲个人偏好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新制度主义比较复杂，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说到底又回到了制度，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二战后的这些方法论塑造的史观都是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政府，看起来是非常科学化的东西和方法论，但背后传递的史观——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政府。比如理性选择主义强调个人偏好，承认要求个人权利、要求选举权等。因此，福山在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响彻云霄的结论——“历史终结论”，认为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最好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方法论与史观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哪儿？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的规模如此之巨大，用上述理论体系、核心概念、方法论解释中国政治，都形成了政治学与中国政治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政治学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发展得不是很好？因为政治学本身的方法论和史观出现了问题，中国政治学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这十年，从2010年开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有教授提出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命题，内在转向的拐点是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学发展的拐点，提出建设中国自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今年4月25日，总书记在人民大学考察时，在人民大学座谈会上又讲到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命题，认为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就谈不上所谓的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其中，知识体系是根本的。
这是我简单梳理了一下，中国政治学过去120年以来的状况，主要是中国政治学的资源外部性非常强，是舶来品，从方法论、概念、理论体系来看，外部性都非常强。这是首先做的一个介绍。十年来，中国政治学做了哪些工作？我今天当然是讲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多一些，可能是挂一漏万。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政治学显得比较低调或者说没有那么夸张，政治学都叫作政治学学者。我介绍的这些内容主要是自己的研究多一点，但同行们做的工作也会涉及，挂一漏万。
理论体系问题——政党中心主义，这是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提出的。我一开始提到，现代社会体系是各主要国家现代化建设历程经验的理论总结，有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为什么没有政党中心主义？这是我十多年前思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受到重视，从政治重视到学术重视也是这几年的事。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这个问题我可以分享一下。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主要是商业集团的作用，资本主义军事革命、扩张的民族性和血性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还有欧洲文明的一些特征，导致了世界体系、世界秩序是强权、不平等，这就是旧的世界秩序，由社会中心主义建构起来的。今天俄乌战争，普京说，反对和打破美国霸权，即打破旧的世界秩序。
为什么是政党？以中国历史、中国的现代化起点为例。晚清民国之后，首先不要说商业集团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就是国家、政府和官僚集团也分崩离析。北洋政府以后，军阀林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被称为“土匪王国”，大大小小的土匪、军阀有1500个左右，那是什么样的国家和什么样的社会，所以孙中山称之为“一盘散沙”。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把国家组织起来，商业集团无能为力，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今年是你，明年是我。这时候出现一个政党，首先是国民党，国民党孙中山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也提出一党领军、一党建国，国民党说到底是军阀性质的旧政党，但相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但相对于共产党来说，国民党又是具有军阀性质的旧政党，因此孙中山提出的一党领军、一党建国的使命，国民党没有完成，共产党完成了。
共产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完成的？它的组织原则特别厉害——民主集中制，听起来耳熟能详的概念。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革命的胜利到建设成就，我总结最核心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光把中国组织起来，也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连接了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都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在《中国政治认识论》中有系统阐述。
民主集中制就是政党通过民主集中制把国家组织起来，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我们读大历史的感觉，国家兴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意义上就是组织化程度的竞争。比如，中国为什么领先世界1500年甚至更长时间，从先秦到17、18世纪中国都领先，因为中国从先秦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国家，当然这个国家以农业社会为基础，而西方作为国家形态的出现是16世纪、17世纪、18世纪才出现，他们国家的组织形态是商业、贸易、军事，显然一产生就比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组织化国家的程度要高，所以，几门大炮就把晚清征服了。新中国的组织方式是政党，民主集中制，它的组织化程度要比以商业为基础、以贸易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更高。因此，这种组织化程度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它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什么样的政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政党——共产党。
所有的政党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环境的产物，要有强大的竞争力必须要做到适应性变迁和转型，所有的政党都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革。这方面共产党的适应性转型做得在世界政党中是非常突出、非常明显的。因此，有了这样的现代化道路，衍生出一个新概念——领导权，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但是没有上升到学理层面。我们一说到国家权力，就是行政、立法、司法。行政是国务院的，立法是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司法是公检法司。共产党在哪里呢？显然它的权力叫做领导权，领导行政、立法、司法。共产党权力的源头是领导权，权力的中游是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下游还有一个监察权，我们叫纪检监察，这是共产党的权力体系，这是政党中心主义。
第二，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是讲国家现代化，怎么把国家组织起来。现在的研究运用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这个研究我统计了一下，越来越多了。首先是理论体系的建构刚刚开始。
通过重新研究这些概念达到新理解，以适应和更好地解释中国政治的实际情况。
第一，最大的问题是民主问题，民主的普及程度可能在中国，在世界上比较而言，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民主授权、民主意识可能是最发达的。从晚清孙中山开始到毛泽东一路走来，都是在求民主、求解放的大旗之下发生的。
什么是民主。林肯说，民治民有民享。民治在美国乡镇民主中可能是真的，但在工业化社会，人民直接治理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神话，因此必须要通过选举产生代表来治理。这是民主的一个方面，我们先说西方的理解。二是民有，民有是什么？老百姓有经济权利、有收入、有财产权。三是民享，老百姓有社会权利，生病有医保、老了有养老、失业有失业保障，这叫民享。按照林肯的说法，至少是民治民有民享。
但是，西方冷战时期，把民主等同于选举，选举等于民主，把民主非常简单化地处理。选举确实是西方人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从古希腊罗马广场辩论投票选举，后来宗教生活又有选举，近代以后西方选举来自于宗教生活。比如各个地区，不可能所有的教士投票选教皇，不同的教区选一两个代表去投票。这样的宗教选举制度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选举制度。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的考察告诉我们这样的关系。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世纪就有选举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政治叫贵族制或封建制，而不叫作民主制？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中就说到，选举是贵族制的政治安排，选举从古希腊就有贵族制，到中世纪还是贵族制，当然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精英民主，选举权，土地贵族，1832年宪政改革，选举扩大到2%的人，再后来扩大到城市工人，再扩大到乡村，男女平等。所以，选举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按照林肯的说法，民主还有两个其他重要方面——民有、民享。民有是经济权利，民享是社会权利，按照这个划分，有政治权利就是有选举权，是否必然让你享有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这就是问题所在了。相反，有些国家现在缺一些选举，但是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多一些，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的《人类发展综合指数报告》，人类发展指数涉及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生活质量三个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遥遥领先。因此，这是西方的民主，如果把民主理解为竞争性选举，接下来的问题是，竞争性选举可以治理吗？可以治理好国家吗？竞争性选举没有问题，但能够治理好国家吗？
我所做的比较研究，竞争性选举其实是党和党之间的竞争，而党背后是阶级、宗教、民族，因此党争最后往往会变成教派斗争、民族分裂，像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就是一个典型。所以，我提出党争民主也可以搞，但需要民主的同质化条件——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如果是多个民族在一块，民族厮杀、民族决裂是非常常见的；我们都是同一个信仰，如果是不同的信仰，逊尼派、什叶派在一块选，最后也是内斗。所以党争民主要求非常高的同质化条件。当美国、英国实行这样的民主时，曾经是同质化条件，但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的异质化，美国就非常典型，美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对它的党争民主影响特别大。
因此，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但这种政治形式说到底是为了治理，为了民有民享，不能治理的民主往往会称之为无效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21世纪初，北大的教授提出“民主的迷信”，以为什么都是民主，有了民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提出这个概念时，有如晴天霹雳，怎么能说对民主的追求是对民主的迷信呢？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告诉我们就是这么回事。何况选举性民主、竞争性选举是来自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到美国的这一套传统，其他的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民主事实上是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大家在一块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来自欧洲的选举式民主，伊斯兰文明的民主是什么？它的发生地是在清真寺，伊斯兰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公议（公共讨论），在中国公共生活的地方乡村是祠堂，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协商。所以，从形式上来说，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根植于它的历史文明，如果民主的形式与历史文明相冲突，可能会导致民主的失败、民主的灾难。这是关于民主的研究。
第二，法治。法治如何，法律至高无上。西方人推崇一个概念，独立的最高法院，有无独立的司法系统被称为法治的一个根本象征，以此来衡量这个国家是否有法治，是否是法治，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最高法院就不是法治。这个问题其实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解决了，他说如果没有法，没有礼法，中国从周开始形成的礼，先秦开始形成的礼法，他说如果没有礼法，一个朝代怎么能够稳定上百年、几百年。礼法不就是约束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东西吗？不就是中国的法治吗？如果中国的礼法不叫法治，为什么英国的习惯法就叫法治。这个问题早就回答了，但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法治主义的影响很大。
第三，治理问题。治理是和自由民主相配套的概念，这是世行经济学家们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考察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得出的结论。即是说，这些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的原因是政府无能、政府腐败。因此，政府靠边站，让社会组织来，提出投资人民，认为有了社会组织的治理，就有了公开性、透明性、互动性、合理性、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一个全球治理的概念，国家靠边站，全球公民社会联合体来实现更有效的治理，这就是颜色革命发生的理论背景。
因此，我理解治理是民主化的一个配套概念，政府让位于政党、社会组织，这个概念也在中国一度流行过。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非常好地把治理转化为国家治理，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社会，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而不是社会主导的治理。这是这个概念的情况，中国化，从西方到中国。
第四，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塑。在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奥运会举办的时候，西方正陷入金融危机，2008年恰恰是东升西降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学者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经过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有合法性危机。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时代背景完全相反，中国自治的苗头已经出现，但学术界探讨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问题，北大有教授说，这不是合法性危机，这是治理危机，总结得非常精妙，认为治理危机是社会面临治理能力不足共同导致的一种危机状态，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危机就是推倒政权，就是这个目的，但治理危机是解决问题。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后，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比较好的表述。
同时，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合法性理论的重述。如果一个政权综合了西方的主要观点，比如亨廷顿、罗尔斯、哈贝马斯、李普塞特等主要合法性理论代表学者的主要观点后，如果一个政权有四种特征，人民性、正义性、和平性、协商性，这个政权就具有合法性。尤其是这个理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罗尔斯，罗尔斯分两个系统，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系统，像正义论，是回答西方宪政的合法性来源，自由宪政就是它的合法性来源。他们认为，在非西方国家社会条件完全不一样，因此合法性标准不能按照自由宪政去衡量，所以，他在晚年1999年出版的《万民法》中提出，如果一个政权是和平的、协商的，这个政权就具有合法性。罗尔斯一般被认为是自由政治主义哲学家，但他并没有一刀切，用一个标准来看待世界上文化、历史、文明、背景完全不同的政权，我觉得罗尔斯是特别令人尊重的一位政治哲学家。
这是我简单地梳理了流行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同行们，比如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概念史研究，也都在推进关键词的理解上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
接下来谈一下方法论，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学，该表述为比如中国的政治学，还是中国政治学？中国的政治学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晚清民国到2010年，中国有政治学，但不是有自己的方法论的政治学，都是外来的方法论，外来的理论。这几年，有自己的方法论的，比如华中师大的田野政治学，通过田野政治学完成了中国政治学的下沉，在田野政治学出现以前，中国政治学谈论的是一些阶级、政党、民族、国家这些大概念，但有了田野政治学之后，从高政治到低政治，基层民主、乡村治理，通过大量的、多年大规模的乡村田野调查，积累了非常庞大的数据库，我们已经参观过，令人震撼。同时，很多好的概念，家户制等概念，对我们理解政治学都非常有帮助。
人民大学提出历史政治学的概念。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寻找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关系。中国历史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大型文明体，我们政治学的历史资源如此丰富，当然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史的时候，我们的先贤们，历史主义的方式很多，历史思维非常发达，他们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等，历史思维非常发达。就人民大学而言，为什么提出历史政治学，这是中国政治学大传统和人民大学政治学小传统的迭代升级，中国政治学的大传统——政治史研究特别发达，人民大学政治学的小传统就是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清史研究，在中国独树一帜。历史政治学是一个学科性概念，是中国政治学大传统与人民大学政治学小传统结合的迭代升级。
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什么？它是学科性，也是方法论层面的东西。我们有概念，概念下面有关键词。首先一个关键词是历史本体论，理论概念是从哪儿来？历史属性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不同，所总结的历史政治理论也有差异。政治理论来自于它的路径是什么？首先是历史的属性。历史的属性演变出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就是政治经验，结出不同的理论之花。
首先一个概念是历史本体论，就是历史属性问题。布罗代尔说，历史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社会面向，一个是政治面向。他说欧洲史直到17世纪都是社会史，不是国家史。刚才讲到，欧洲国家形成得很晚。社会史是什么意思呢，罗马帝国以后，欧洲有成千上万个城邦国家，彼此独立的封建庄园，封建领主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最后打出二三十个今天的民族国家。国家代表的是国王，但诸侯无法制约他们，诸侯成立了议会，这就是代议制的起源。议会的权利是什么？纳税，无代表权不纳税，来制约王权。这就是社会史演变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结出的理论之花叫作代议制或代议制民主。
中国历史从先秦开始就是政治史，我们说夏商周，夏我们知道的很少，商周是部落化、封建化的历史，社会史的面向很强。但到秦以后，中国的历史就是完完整整的政治史、国家史，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社会史的现象。总而言之，中国的历史属性是政治史。政治史的制度变迁方式就是大一统，相对于多统，欧洲史是多统，中国就是大一统。大一统总结出来的政治理论和代议制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代议制，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我们总结关键词，这个概念来解释，支持了政治学理论是怎么来的，即历史本体论。
第二个特征是历史政治学的一个关键词，历史连续性。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政治史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历史一旦发生，发生越早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越为深远，历史连续性。最后是历史的空间化，今天的政治生活其实是历史累计的结果。比如自由主义民主，我总结自由主义民主的关键要素和欧洲文明高度重合。关于欧洲文明，亨廷顿总结了代议制、个人权利、法治、国家与社会对立、选举制等八个特征。这些东西都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达。
历史政治学的关键词，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历史的空间化。首先，有了历史政治学以后，我们有了方法论自觉，怎么来理解政治，历史的属性不一样，政治的含义完全不一样。西方人直到今天理解政治的含义就是对决、争夺、斗争性分配，比如学术表述方式，学政治学的都知道，比较中性的学术化表述，政治是什么？戴维·伊斯顿说，权威资源的价值性分配，分配资源；往前就是拉斯韦尔说的，政治谁得到、如何得到、何时得到？再之前是马克斯·韦伯确立的政治就是权力的分配，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换句话说，政治就是斗争，斗争资源、资源分配。而这个学理化的表述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呢？马克思说，人类历史自有文明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再往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就是他那个时代欧洲的政治生活。再往前，霍布斯的《利维坦》说，政治即人与人之间是狼的关系，这就是欧洲社会史的写照。中国是大一统，一开始就关注政治秩序如何得到维护、如何得到治理的问题。所以，中国人的政治观就是使政治事务如何得到有效管理，这和西方的政治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个概念，比如说国家，西方人讲的国家是民族国家，连绵不断的战争最后打出以民族为单位的国家。民族国家的背后就是民族主义，对外就是帝国主义。我不清楚大家是否知道一个概念，新清史。哈佛一些教授就是利用民族国家来研究清朝历史，认为晚清统治者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按照民族国家史观，清朝具有满人性质，而不是中国属性，这就是新清史的主要所指，用民族国家理论来解构中华文明，解构中国。
我们有教授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史观塑造的国家，文教国家，一种文教，多种宗教，我后来给它加一个多个民族。一个文教是儒家文明，多种宗教是儒释道合流，基督教、天主教，不管叫什么，但是在家庭就是儒家的文明方式。后来多个文明，无论是哪个民族除了汉以外，其他民族也基本上是儒家的生活方式。我去宁夏参观清真寺，清真寺的标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百善孝为先”，这就叫文明的互鉴和文明的合流。
政府理论，学政治学的同学都知道，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学就是政体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组织政府，但中国如何组织政府是一个方面，如何治理，政府和治理从来都不是分开的。所以，我们有教授提出一个治体论，影响越来越大，治理的价值、治理的体制、治理的方法，这就是真实的从西汉到晚清以来一以贯之的思想，我称之为智治传统。中国人马上打天下，但立刻会马下治天下。政党论，政党在西方是利益集团的概念，在中国是国家的组织者，国家的领导权。官僚制，行政管理学几乎照本宣科地把马克思主义官僚制接受下来，官僚制讲的是非人格化，法律化、等级化、绩效制。官僚制理论根本不能解释中国的干部制度、理想主义、为人民服务、对党忠诚这些东西。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有了历史政治学之后，政治学的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正在得到重新解释。我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学》就是以这些基本概念为架构，重构中国政治学原理。所以，当我们说有了自己的方法论以后，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才具有一种可能性。
政治学是一个大概念，我们不能不讲国际问题研究的增长点。简单梳理一下，最近出现了一些概念，有的叫一级学科，像国家安全学是一级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也是一级交叉学科。世界政治学，人民大学政治学提出历史政治学的同时，甚至在提出历史政治学之前，国内的比如北大王辑思教授一道推动世界政治学。我们认为世界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它的研究切入点是政治思潮。我给世界政治学一个定义，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政治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几个关键词，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政治思潮是政治理论，国内制度变迁是比较政治，以及国内政治变迁以后产生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这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因此世界政治学至少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三者的结合。它的意义是什么？当中国走到今天的时候，中国所有的行为，哪怕是双边行为也是世界性的。传统的国际关系主要是西方的，主要是以大国为核心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不能解释世界政治问题或全球政治问题。
世界政治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联动性、同频性和共生性。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全球治理问题，往往研究的是一种结果性状态。这种战争与和平发生的机制在国内政治。比如这次俄乌战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世界政治研究的典范。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政治思潮诱发了国内制度变迁。政治思潮是什么？自由主义民主。
我还有一篇文章《俄罗斯人的世纪抗争路与世界秩序的重组》，文章讲的是，如果按国际关系来讲，国际关系常见的理论是地缘政治，俄罗斯是在改变地缘政治，但如果按世界政治来讲，这个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塑造的国际关系、大国关系、世界秩序，俄罗斯是在反抗既有的霸权主义秩序。所以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一样的。国家安全学，这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实质化。国际政治到底要研究什么？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八九十年代西方国际政治学传进来后又有三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这些理论到底要回答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有了国家安全学之后，国际政治，说到底回到国家的本源问题，最传统的问题是国家安全，在国际政治上叫国际安全。全球治理学，国际政治下面还有一个方向叫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全球治理问题。区域国别研究，这个学科提出后使比较政治学与外交学落地。传统外交学研究中日关系，如果不理解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或中印关系，不理解印度的政治和社会，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的研究都是非常表面化的。我搞政治学，我特别要批评比较政治的事，中国比较政治起步很晚，一起步就跟着美国的民主转型学来研究比较政治，认为比较政治就是国家转型，对区域国别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结构置之不理。
但是，如果一旦深入到国家的社会结构，比较政治研究就将完全不一样。比如民主问题，我们都知道有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说，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什么？亨廷顿1968年就说，在世袭制社会结构没有得到改革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制不过是强化了古老的社会结构。竞争性选举是民主，古老的社会是封建制，菲律宾、南亚、东南亚、非洲、南美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我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封建制民主的概念，这就是区域国别研究，而不是简单地跟着转型学、转型范式来研究不同的国家。这是我们看到它的增长点。
我们展望政治学在低调中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政治学门类了，目前的学科门类划分还是来自前苏联。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在法学门类下是一级学科。按照国务院学科目录（1998年制定的），这一次的学科目录是2021年的意见稿，还没有颁布。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学一级学科，这次学科目录调整变化最大的就是政治学门类。党史党建成为一级学科，原来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纪检监察也成为了一级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成为一级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级交叉学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政治学门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我们总结，体现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富起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经济学，经济学分为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变化最大，反映强起来，要强起来，一个国家最需要什么人才？政法类人才。美国有一个概念是生存国家，最重要的就那几个部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司法部、国防部，这些白人精英构成的最重要的几个部门，不管谁当总统，基本政策都不会改变。比如冷战以后，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到今天的拜登，五任总统推行的都是“北约东扩”政策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这都是不变的。这说明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大国的时候，政治学类的人才更加稀缺，更加宝贵，更加必要。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大家学政治学，看起来是寂寞一些，冷漠一点，没有其他学科看上去那么热门，但它对国家的重要性，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未来的重要性更加彰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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