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警示，美国大学第二次“红色恐慌”似正卷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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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承受不与中国互动的代价？显然美国不能。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Kirby）于8月18日在《中国在线杂志》（The Wire China）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与中国的学术合作（On Academic Engagement with China）》的文章，提出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蒸蒸日上，美国也不应限制与中国的学术合作。他强调了中国学生与学者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贡献，指出学术脱钩对于两国都是一种损失。
柯伟林（资料图）
柯伟林在文章开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果美国和中国都将自身利益置于共同关切利益之上，追求“自给自足”的未来，对于互相交流学习和共享研究成果的学术界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19世纪的全球教育标准由德国大学定义，在20世纪美国大学遥遥领先，21世纪是否会由吸收了欧美和苏联经验的中国大学拔得头筹？目前高等教育是美国仍然位居世界之首的行业之一，中国会威胁美国的主导地位吗？
对于这些问题，柯伟林一一作答。他指出，中国拥有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的优秀智力资本和世界上（无论是质量或数量上）增长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柯伟林指出，对美国和其他国际大学来说，中国的教育复兴与其说是一种威胁，不如说是一个机遇。通过招收中国大学毕业的博士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教师队伍也因杰出的中国学者而壮大。限制这些中国学生和学者对于美国大学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对于当今的研究型大学，如果没有广纳全球人才的视野，就会走向衰落。
柯伟林称，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的学者在中国和中国同事一起研究世界的紧迫挑战。柯伟林所在的哈佛大学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哈佛-中国项目，研究中国的大气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储存能力。由柯伟林担任主席的哈佛中国基金是哈佛大学为中国设立的“学术风险基金”，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中国在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几乎每一所美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学术合作。柯伟林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国际合著文章中有26%包括中国的研究人员。
谁能承受不与中国互动的代价？显然美国不能。柯伟林认为，威胁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50个州中的44个州对公共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投资的削减。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所遭受的痛苦与其说是来自与中国的竞争，不如说是来自耶鲁学院前院长和杜克大学前校长理查德-布罗德海德(Richard Broadhead)所说的 “卓越惰性”(inertia of excellence)。
中国近年来致力于高等教育创新，在政府慷慨的资助下，众多雄心勃勃的合资大学和项目得以成立，如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杜克大学昆山分校和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与西湖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民办大学合作的机会。
但是来自学术活动外的限制因素却始终在美中教育合作中如影随形。柯伟林说，通过切断我们与中国的大学的联系，我们伤害了大多数与世界各地的大学领袖有着广泛共同价值观的人。哗众取宠的制裁往往比努力共情更博人眼球。
如果美国和中国真的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在学术领域脱钩，我们将重复痛苦的历史。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创始人费正清曾告诉柯伟林，他在冷战期间最大的遗憾是无法与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导师和同事保持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调查局曾专门监测在中国出生的科学家，包括美国公民。华裔火箭科学家钱学森被指控支持共产主义并因此被软禁五年。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研究人员，曾参与曼哈顿计划，该计划发明并制造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近年来李文和教授和陈刚教授被高调起诉亦是历史重演。柯伟林称，美国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 “红色恐慌（Red Scare）” 中幸存下来，但第二次“红色恐慌”似乎正卷土重来。中国也存在脱钩的压力，近百年来，中国大学立足国际模式，与欧洲和北美的著名学府合作得以发展壮大。国际模式将中国推向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第一位，亦促进了世界领先大学的开放式研究价值观。这些高等学府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历经风雨沧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亦影响深远。柯伟林称，基于历史经验，中国大学必须放眼未来，而美国大学也应该这样做。
目前，全球新冠病毒已经严重限制了中美多种形式的学术合作，一种独特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正在两国持续发酵。柯伟林认为，一个自我孤立的中国对自己是一种威胁，对世界是一种损失。一个自我孤立的美国亦是如此。
柯伟林曾多次到访人大重阳，并主讲主题为“21世界的大学世界，谁能领导？”“21世纪的大学：世界高等教育领导力角逐”“‘和平崛起’的中国能领导世界吗？”的多场重阳论坛，并参与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蓝厅论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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