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4日，为期4天、主题为“后霸权时代的世界：每个人的公正与安全”俄罗斯瓦尔代辩论俱乐部2022年会在莫斯科郊外举行。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多次参加瓦尔代年会、东亚峰会、中亚峰会（点击下划线部分查看相关内容）。此次2022年会首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场主旨演讲，与参会代表互动两个小时。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在主题为“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首场论坛，见证并点评同名的2022年瓦尔代年会报告发布。现将报告内容授权中文翻译如下：当前世界政治已经快速回到了基于武力的无政府状态。“历史终结论”在历史对其自身常规状态的恢复中达到了高潮——核心超级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导致了对国际秩序的破坏。
被比喻为俄罗斯“新闻联播”的俄第一频道重点报道瓦尔代年会首场论坛，王文受邀发表主题演讲
报告封面
作者：奥列格·巴拉巴诺夫、蒂莫菲·博尔达契夫亚、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费奥多尔·卢基亚诺夫、安德烈·苏申佐夫、伊万·蒂莫菲耶夫
译者：王文、蔡彤娟、申宇婧、陈治衡、许林、徐天启
当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最准确的时候，这种感觉很复杂。一个令人担忧的未来抵消了先见之明所带来的满足感。自2018年以来，瓦尔代俱乐部一直在警告导致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全面崩溃的进程正在加速，而在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一套制度发展起来并持续到本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变得越来越畸形。全球化作为全球发展的普遍框架，其危机始于2000年。这个大流行趋势证明，1980年代所理解的全球化是可逆转的。2022年在欧洲爆发的军事政治危机，是一场超级大国之间极其危险的、几乎未曾预料到的、再次陷入对抗的危机，对世界大部分地区产生了冲击。它也预示着一种关系模式的终结，在这种关系模式里的基本假设是相互之间的依存是有利的。不同国家在当前的国际灾难中的参与程度不同。许多人试图置身于俄罗斯和美西方国家间激烈对抗之外。然而，没有人怀疑，现在发生的不仅仅是一场区域冲突，也不是一场决定哪个国家将在国际等级中占据更高位置的争端。最主要问题是，这种等级制度是否会以我们习惯的形式保留下来？如果是的话，它将如何构成？导致世界面临严重国际安全问题的原因超出了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对最终结果的预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不成熟的。然而，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哪些原则可以构成未来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哪些原则将理所当然地被归于过去？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必然会形成，尽管这不太可能会很快发生。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首日到场，与参加瓦尔代俱乐部年会的各国代表互动2个小时。其间回答了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关于中俄关系的问题（王文 摄）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它相对简单，以超级大国的存在为标志。由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的特点是，极少数特别强大的国家有能力通过制度、规则和金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世界其他地区，并为它们制定基本的行为标准。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就是这样的超级大国。他们不仅拥有一批盟友，还向相当广泛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所需的资金。二战后出现的国际机构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自由世界秩序”的领导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主要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联合国。美国在其目前的运作中起着主导作用。所有这些机构甚至都位于美国本土）进行分配的。2013年，中国开始努力争取类似的地位，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更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可信可靠的军事能力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标志。然而，这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比如说，核力量因为其独特的性质不能在国际治理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对大国而言，二战后广泛使用常规武装力量的经验表明，核武器的效力有限，而创造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能力更为重要，参与其中（以及对其规则的遵守）被视为一种绝对重要的价值体现。不同的等级正是通过对基础设施的规范准入来建立的。在20世纪中叶，这种国际秩序取代了前几个时代典型的力量平衡，那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众多欧洲帝国几乎完全通过军事力量与敌对方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需要不断发动战争来达到权利的平衡。
1918-1991年欧洲帝国的崩溃导致了众多中小国家的出现，他们没有权力资源或技术以支持自身的独立发展，这激发了超级大国为其提供“赞助服务”的需求。在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上有很多人口大国开始崛起，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南非和其他几个国家。然而，直到21世纪初，所有新兴国家，形式上或实际上，都处于超级大国的影响范围之内。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正如我们所理解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只赋予一个国家，其他相当多的国家需要依靠超级大国克服困难并在混乱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帝国式的世界秩序，帝国的权力是通过一套工具来行使的，这套工具使服从成为一种优先，实际上也是唯一可用的选择，而不是原始的胁迫。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解体之后，它与西方的关系一直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俄罗斯参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所获得的利益比确保莫斯科自身的安全重要得多。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情况，开始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西方国家。因此，当俄罗斯成为第一个秉持自身安全和公平的理念，选择放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创造的“全球和平”好处的大国，2022年发生的事件就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给予的好处风险太大，因为当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融入了相互依存的体系，其行动自由就被施加了过度的限制。俄罗斯所做的一些决策可以反映出它与西方国家的某种关系。但这一问题也已成为其他国家的关切。通过冻结俄罗斯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美国人引发了对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和各国国际金融资产安全性的连锁反应。无情地“扫荡”俄罗斯在国外的财产，包括私人财产，表明西方的司法机构在必要时可以服从政治而不是以法律为指导。看着俄罗斯，其他国家想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减轻风险，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的金融资产。美国意识到，它在这场游戏中的赌注与俄罗斯相当，甚至可能更高。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前景岌岌可危。而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元一直是全球经济的命脉。按照全球经济逻辑行事，资源和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俄罗斯和中国——将他们的实物商品换成了美元，并将其保存在西方银行，显然不希望看到它在某个时候被冻结。重视外交政策独立性的国家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在哪里以及以何种形式储存其剩余资源。将其投资于美国国债或存放于西方银行是否有意义？还是将它们投资于可以独立处置的资产？如果选择了后者，这将刺激创建替代机制的进程，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削弱超级大国强加的秩序。
全球体系经济基础的破坏是超级大国危机最显著的表现。这些自1990年之后建立起的高效的、公开竞争、合理的经济规则，公司透明度，西方经济体的可持续性及其先进地位都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2000年开始，世界经济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增长的危机，而这些危机的震源则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紧建立自己的互助机制，以保护南方国家的经济不受来自先进国家的危机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应为全球体系带来普遍利益的发达国家，却变成了严重损失的来源。2008年的次贷危机，完全是美国国内的一场灾难，也是过去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爆发的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危机。美联储不断提高的利率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的积累。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和金融市场的崩溃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并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紧随其后的是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更糟糕的是，几个欧盟国家的国债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这一临界值。导致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欧盟国家的财政统计不透明，并且系统性地背离了先前达成的预算规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预算赤字和国债分别不超过GDP的3%和60%）。当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自由贸易的尝试也失败了。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经济遇到了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冲击。世界贸易组织（WTO）面对先进国家的强硬限制手段（包括制裁在内）也是束手无策。原因在于美国拒绝任命上诉机构的新法官，这使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近年来一直无法正常运作。在保护主义日益增长和传统产业竞争力丧失的背景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在DSB中总是被击败。
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受限，不仅是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结果，也是一些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关键性、系统性作用的行业被垄断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以单一货币（美元）进行支付和结算的支付系统和国际结算方面。需要警醒，美国和西欧公司代表了几乎所有的支付系统。另外，对市场投资风险的裁决也主要由三家西方的评级机构控制。缺乏替代方案和世界经济各个领域的垄断产生了系统性风险。正因如此，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前夕，这三个评级机构仍将负有巨额债务的欧洲国家的主权评级确定为最高的“A”类评级。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中，大型企业的会计和财务稳定问题都很明显。雷曼兄弟的破产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其他华尔街巨头，如贝尔斯登，也成为了受害者。2001年，安然丑闻的爆发，不仅暴露了利用外部投资资金隐瞒亏损的问题，也暴露了企业经营的问题。当然，这些弊端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为全球经济定下了基调。他们拥有强大的动机去影响经济，并将这种垄断称之为“企业管理模式”。因此，整个国际制度都受到它们滥用职权的影响。虽然，旧全球化模式已经过时，但是，世界经济不会因此崩溃，也不会失去内部联系。可以肯定的是，新模式将与以前不同。危机过后，新的经济结构将会出现。但是，各经济体之间不会像以往那样相互依赖，因为相互依赖现在被认为是一种风险，而不是机会。也就是说，各经济体将在双方利益平衡的前提下进行最优化的经济交流。这种新的模式将同以霸权中心垂直管控的模式截然不同。现在评估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但发起行动的决策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这是因为“帝国”世界秩序的发展已经不再稳定。无论如何，这个变革的过程将会伴随痛苦。在过去几十年里形成的国际关系模式正在衰落，这是两种不同趋势相互碰撞的结果。一方面原因来自西方世界内部，西方正在失去在全球范围内维持其秩序的能力。他们目前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亲密盟友间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就和替代效应正在进一步削弱西方的影响力。这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便利越来越少（他们或许选择不再维持这种模式。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例，美国方面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忠诚的伙伴，而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帮助其解决最关切的问题，保持服从就显得没有必要了。这种国际政治状况变化的后果是国家层面的自我意识的日益增强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在1990年代初是难以想象的情况。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除了走西方发展道路外，没有其他选择。但是，经过三十年，美国领导地位逐渐衰落，已进入一个从“世界帝国”转向“世界国家”的过渡时期。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许多国家本身缺乏基本的自给自足资源，那么如何使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主权司法管辖区生存下去? 就其本身而言，被大肆吹嘘的多极化只保证了一件事——缺乏有效的层级控制。许多国家的历史证明，任何威权政权的崩溃和以民主形式取代它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动荡。民主国家很少能够提供像专制政权所提供的稳定，并继续保持民主。国际秩序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是一套特定规则的担保人，仍然远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些规则，更何况当下全球秩序缺乏有效的领导力。如何确保全球经济的安全和发展？面对世界秩序的崩溃，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自身在曾经那个由西方国家领导的世界“食物链”中的次序感到相当满意。然而，确实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陷入某一发展水平的困境，这是由成员缺乏决定性投票权的制度所导致的现状。这既适用于经济也适用于政治。超级大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不能排除他们会试图让时光倒流，恢复过去的一些机制。例如，对华盛顿来说，在某个时刻切断中俄之间的经济联系将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后者可能会破坏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的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解除对俄罗斯的部分制裁。替代国际经济联盟的出现所涉及的风险，以及将俄罗斯在欧洲经济中的存在减少到零的不可能——尽管存在巨大的压力——都预示着旨在孤立俄罗斯的措施将软化。这适用于能源、食品交换（现已中断的生产链），以及购买不可或缺的俄罗斯商品和资源。包括航空服务在内的交通联系也可能恢复正常。这对每个人都有经济意义，并将导致新的“冷和平”。但即便是这种（远未得到保证的）正常化，也不会阻止国际体系在新的基础上的根本重建。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它现在只能在其最亲密的对手方之间扮演这种角色。即使如此，这些对手方却还属于受限制的特权受益者群体。对于其他国家，西方不得不采取直接施压的方式，比如威胁或切实使用制裁。我们不仅可以在政治或经济领域看到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看到，甚至在文化领域，西方的进步主义正试图将自己的条款强加给其他文化和伦理团体的代表。围绕美国巩固整合西方国家军事能力的企图，是对他们国内重要军事、政治力量基础正在萎缩的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巩固整合很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一些国家的特殊立场，比如德国或法国，他们将试图保持其独立大国的地位，同时保持联盟成员的身份。然而，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尽管如此，国际治理问题在众多独立参与者之中仍未得到解答，他们中大多数不太可能实现独立发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取得进步的人类是否会陷入大规模贫困？在迄今仍保持主权的国家之中建立新的帝国？或者，在国际舞台上开发一种新的互动形式？当然，有必要为后者而努力。在这方面，中等规模的大国，如巴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其他许多国家，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是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典范。凭借能够使他们执行独立政策的资源，和比笨重巨头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在动荡时期充当减震器。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密切跟踪这些国家，这并非偶然。可以推测，作为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将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可能的德国等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和众多弱小的、无法独立生存的国家之间，占据重要位置。后者中的一些国家很可能会下放他们的主权，成为大国领导的联盟的一部分，包括区域经济联盟。无论目前的冲突如何结束，欧洲目前的事态发展不会决定全球的力量平衡，但对于指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很重要。至少在危机的严重阶段之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安全体系将建立在相互敌对的基础上，这种相互敌对排除了激进的挑衅行动。只有在没有人相信对方会做出回应的情况下，后一种情况才有可能。例如，近年来，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危险事件屡见不鲜，比如军舰的危险演习、军机逼近、突发的军演以及其他挑衅行为。2月24日之后，这种在俄罗斯边境的“戏弄性”军事活动戛然而止，事态变得极为严重。北约国家（该联盟象征着过去安全事务上的秩序）不再确信不会有回应。尽管官方的目标是让俄罗斯为其行为付出最高的代价，这体现在对乌克兰的大量武器供应，但这不太可能阻止莫斯科或其他军事政治扩张的潜在目标在未来做出严厉回应。一方面，新的局势将引发欧洲国家军事开支的增加，以及北约前沿部队和资产的地理位置的变化。另一方面，这应该与加强使用这种力量和能力的责任密切相关。任何事件都可能引发一场威胁到欧洲国家的重要利益的危机。制衡制度有可能带来“冷和平”，这是当今最好的可用的解决方案。“和平共处”一词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个特定的、准确反映当今事态的历史时期，但事实上，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现状。然而，这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一种强制且极不稳定的国际社会组织方式。更准确地讲，这是着手建立以审慎和相互克制为基础的新关系体系的必要前提。它将是什么样子？在冒险作出任何假设之前，应该清楚地了解其基本潜在价值。定义“自由国际秩序”时代的“历史的终结”思想是一个伟大思想传统的顶点，主要由两种现代主义政治理论代表，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都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无限力量和规范价值的信念。这两种现代主义理论都旨在实现一种理想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将作为一个精简和理性的发条来运作，揭示出人类的创造性，并切割掉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历史的终结”被概念化为向理想攀登的终点，或者至少是向一个高质量新时代的过渡。从逻辑上讲，超级大国的时代，或称渴望统治世界的国家的时代，都是建立在这些意识形态和伦理学的戒律之上的。在冷战期间，对立的超级大国向世界提供了它们各自的达成理想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被认为是普遍的，即适合所有人。随着冷战的结束，普遍主义成为唯一的选择，因为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超级大国。首先，在对手垮台的背景下，它的幸存被解释为其历史和道德正确性的证据。其次，一个以“仁慈的霸主”为首的等级制度似乎最适合于确保普遍安全，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社会团结在领导者身后。自由单极秩序的出现，恰逢更广阔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也就是说，在多个层面上同时出现了“历史的终结”的迹象，所以认为它真的已经到来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超级大国模式的理想逻辑。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并存，现实主义是一种以武力捍卫利益为核心的理论。前者扮演意识形态和理论的角色，而后者则以实用主义和常识来弥补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的二元论包含一个陷阱，意识形态不再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者的屏障，而是正在成为众多外交官、学者、记者、军人、商人和其他外交政策精英成员的信仰的象征。意识形态可以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价值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它将使社会行动以价值为导向，而不是以目标为导向。问题在于，“唯一真实想法”的胜利，使得与不同观点和价值观的支持者进行有效对话和达成一致变得不可能。相互间价值观的对抗和排斥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莫斯科得出了“我们别无选择”的结论，军事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矛盾的意识形态戒律和媒体对其的放大，使得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或和平解决分歧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被认为不再可能。这些年来，双方没有听到对方的意见，不仅是因为他们所捍卫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反，还因为与价值相关的差异被人际感知所放大。在一个受普遍主义支配的全球社会中，就连政治精英的培养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政治正确的精神下，激增的限制导致了一种全面的 “取消文化”，它针对的是那些无法融入日益教条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框架的人。这在主要国家的国家层面以及全球范围内都正在发生。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观念及目标设定有直接影响，例如，当声明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是优先考虑具体的国家利益，而是优先考虑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对特定解释的个人权利的保护，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参与全球市场经济。我们可以列举出上述方式造成的一系列失败，但最重要的后果是引发大国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认为，美国和某些美国机构的意识形态动机下的扩张是一种公开尝试，试图给它们施加地缘政治压力。当前世界政治已经快速回到了基于武力的无政府状态。“历史终结论”在历史对其自身常规状态的恢复中达到了高潮——核心超级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导致了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军事冲突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推动力，这意味着当前世界政治环境已经回到了超级大国之前的时代。然而，以前的做法，即在大的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不断“调试”权力平衡的做法将不会恢复，这是因为当前世界政治参与者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互动在起初就无法建立一个使彼此满意的平衡。当前的事件以新的紧迫性提出了价值观层级转变问题。如果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成为可能甚至不可避免，那么这种价值观层级转变会随之进行。这种转变的速率将决定个人和各种社会群体对正在发生事情的态度。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应当关注“英雄主义”和“后英雄主义”社会的对比。在这两种社会中，人们在如何看待武装冲突以及如何看待在对抗中人类表现出的情感和价值观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社会是在霸权表现相对平静的时期形成的，它被消费所主导，并天然缺乏社会动员。换句话说，这个社会处于明显的“后英雄主义”状态，这主要适用于描述相对发达的国家。尽管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全面繁荣，“后英雄主义”时代的受益国家数量总体来看是增长的。 霸权的结束和战争的回归作为一个新的国际现实，势必会影响到所有个体的行动策略。军事行动、制裁压力和全球经济中不断增加的问题实际上正在迅速侵蚀着每个个体和社会的舒适区。同时，在我们的消费者世纪，追求舒适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明显的价值观。在当前这样一个“后英雄主义”社会，这种价值观决定了许多社会行为模式、社会期望和社会诉求。社会的通常舒适程度与这个社会（或这个社会中最积极的成员）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有关。政府在面对灾难时发出的凝聚力和动员（不一定是军事意义上的）的呼吁，无论听起来多么激情澎湃，都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公众情绪。这些动员和呼吁往往会引发相反的效果，使得人们努力尝试去找回失去的国际性的绿洲。然而，上述新的社会基准体系永远不会是世界意义上的，因为在各国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任何超国家的叙述听起来都像是敌对国家的工具。未来的国际治理机制无法由一个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基础来决定。这种单一的价值观从不会自然出现，因为世界不同文化之间有着巨大异质性。如果想要实现，就需要有效的霸权来把它强加给别人，但这样的霸权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也可能同样不存在意识形态对抗的空间，因为意识形态对抗相当于试图证明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好。进行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参与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因此，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将以冲突为标志，而且很可能是敌对行动，这是新的世界秩序出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一个至少可以缓和新出现的威胁的保险系统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不为前文提及过的问题提供答案，就难以形成这样一个保险系统——在没有霸主和明确层级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国际体系的平衡运作？
当前事态的特点是，美国及其盟国事实上不再享有主导性的超级大国地位，但为其服务的全球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因此，这个正在国际关系中运行的庞大机器——为“正确的”（符合霸权国利益的）商品分配和（毕竟是为了）促进发展而创造的庞大机器，已经成为惩罚那些对当前国际事务权力不满意国家的工具机制。霸权国对庞大机器不恰当地使用导致了系统的加速磨损，也阻碍了它与新时代接轨的前景。简单地改变“操作者”，就像发生在早几个世纪中的一样（例如，美国从英国手中接管全球霸权地位），对改善当今的情况没有帮助，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从理论上讲，中国应该是下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掌舵的国家，但有几个同时存在的障碍使其无法实现。首先，现任领导国家坚决反对将头把交椅让给北京。在其控制下的整个系统（主要是金融和经济）都会反对这种让位；第二，中国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或还不愿意承担相关的负担和风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全球政治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重要的国家将不会同意任何国家独霸主导权。然而，对国际秩序的重组需求是极其迫切的，整个世界和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多种挑战，包括生存挑战。客观的进程正在将世界引向一个更加基于区域空间合作的系统。将形成空间共同体的国家“团结起来”，优化（简化和缩短）价值和供应链是克服与当前传染病有关挑战的一种途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战争造成的危机也突出了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合作系统的价值，它不受外部干扰，包括地理上的邻近。依靠区域互动和创建空间联合体，可以解决本身没有足够的发展资源的中小型国家的发展问题。作为区域合作组织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在区域合作中能够很好地找到自身定位，利用区域性的集体潜力并为区域合作做出贡献。各国之间基于各自利益和产业互补性的联合，最终将有助于解决当今的根本问题。当前国际基础设施是为支持超级大国而被建立使用的，因而其有效性被限制了，这种情况终将改善。当今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即世界对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依赖——也将通过其他一群国家之间彼此达成共识，绕过美国的影响范围而通过其他形式完成贸易结算，从而变得容易解决。美国可以使用二级制裁施加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制裁工具的滥用已经开始破坏制裁的有效性。未来世界政治系统的原始设计在一个方面必须类似于曾经的超级大国模式。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军事力量将不再发挥关键作用，尽管在转型时期国际军事政治紧张局势将会加剧。军事冲突，包括现在正在欧洲发生的军事冲突，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而是由于已经存在的秩序失灵造成的。即使重新调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状态，如我们所见，可能导致使用军事力量，但军事力量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前进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国际环境的民主化需要一个适当的回应，这不应是压制，而应是利益协调、尊重意见和评估的多元化。等级制度让位给分布式的互动。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将更加需要各国的自我规范，这意味着更大的行动自由和与之相对应的责任。有了这些，我们最终将能够从一个大乱的阶段进入下一个大治阶段，而这本身就是创造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扫二维码｜关注我们
微信号｜rdcy2013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