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智库学者激辩：放开后的中国复苏与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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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地面对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复苏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2022年疫情下的中国，令不少国人心情沮丧、忧心忡忡，信心与预期都较低。但客观地讲，三年疫期之战，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许多人生活不易、付出巨大，也要自信地看到中国在统筹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上的综合成效。
2020、2021年这两年间的成效自不必说，中国保持全球最低感染比例与最少死亡数量的同时，创造了全球相对最快的经济增长佳绩。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虽落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但在全球仍惨遭100多万人死于新冠的背景下，中国死亡病例很少。从这点看，不能全盘否定2022年的一切。三年抗疫之战，中国人总体干得不算差。
现在要做的是，在普遍希望“放开”的预期下，要尽快解决三重关键难题：一是逐渐祛除中国社会“新冠恐惧症”，平缓有可能出现大范围感染的心理恐慌；二是尽快根据中央精神解决一些地方的基层人员以“抗疫”为名权力过大、肆意干扰经济社会复苏的僵化现象；三是做好防重症的充足准备。
以笔者今年秋季在俄罗斯调研2个月的经验看，要对逐渐“放开”后一些地方的“后疫情乱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泰然处之。
一是自信地应对“舆情乱象”，找到平衡复苏的社会语境。2022年以来，中国“后发制人”式的抗疫逻辑有一定的综合考虑，国外全面放开的经验也不必完美化。对于社会心理失稳的安抚，同样需要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直面难题，此时最难能可贵。
二是自信地解决“就业困境”，找到提升就业率的解药。从广州等城市的逐渐放开经验看，只要有序放开人流、物流，放开旅游业、康养业等服务行业的复苏，大幅提升就业率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信心也有可能快速复苏。
三是自信地促进“需求回暖”，找到刺激增长的新动力。通过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财政、货币、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比如，改建景区，刺激大众旅行欲望；减免旅游、餐饮、酒店和中小微企业的税收，刺激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一二线城市的房产、汽车限购政策进行适度“松绑”，刺激大众对房、车的消费。
四是自信地重启“中外交往”，找到重新融入全球的钥匙。通过逐渐减少来华人员隔离时间，推动后疫情时代的中外交流，有效拉升外资、外贸与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贡献。
总之，2022年已进入尾声，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一道坎。我们应该自信地看到，中国人正在迈过去，并正在期待未来会更好。
做好充足准备，敞开国门，加强国际合作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院委兼合作研究部主任
疫情三年，全球通胀四起，地缘冲突不止，供应链断链时有发生，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大。为敞开国门，要做好充足准备。稳妥有序，主动作为，积极有效对接国际市场，重启经济增长引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一是全面对接国际，有备无患。首先，做好思想准备，解除恐惧心理。科学认知变异后的新冠疫情，加强舆论引导，让全社会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尽管美国感染超1亿，伴随新冠3年发展到奥密克戎，传播加快的同时，致病力也在锐减。科学有效应对，要解除最初对新冠疫情的恐惧，放开是大势所趋，思想因时而变，措施因地制宜。其次，措施上为开放做好准备，做好充足预案。全国一盘棋，有效应对。要从被动防控转向主动应对。在有效总结国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疫情应对的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统一、精准、高效、合理的疫情科学处置流程，统一执行，为敞开国门做好准备。要从被动防控转向主动应对。对入境人员进行的防疫措施更科学精准，黄码红码禁入，绿码压缩隔离期，甚至落地三天三检。另开绿色通道和白名单制度。再者，防控准备，科学应对。建立多部门开放联席工作协调组，由卫健委牵头出台相应预案与应对流程。全国统一健康码，各地不得层层加码。最后，防控上精准分类施策，高效应对。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提升防疫自觉性。外松内紧，防疫落实到每人和社区，增加人手及时解决问题。分类施策，加强老人疫苗接种和保护。分级诊疗，强化医院医疗保障措施，避免医疗挤兑。分类管理，向重点人群发检测盒有序管理。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稳妥有序放开对接国际市场。
截至2022年12月3日，全球确诊人数超千万的国家与中国（万人）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WIND二是重启引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面对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主动降低疫情冲击，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在今年美欧强力加息下，世界银行、OECD将明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9%、2.2%，欧美收缩成为经济下行主因，而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将贡献经济增长的75%。为此我们要主动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以贸易投资为先导，敞开国门，进而放开跨境旅游，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稳定器和增长源，以中国经济增长对冲外需减弱，促进经济复苏。
三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亟待投资、消费和贸易拉动，后疫情时代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明年恰逢“一带一路”提出十周年，要以此为契机筹备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老铁路延长的中泰铁路、中马铁路建设，畅通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六大经济走廊拉动经济增长。
四是推进跨境贸易投资合作。高水平开放，融入国际市场，积极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恢复，加快达成中欧投资协定（CAI）。全面落实RCEP，尽快加入数字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数字引擎拉动后疫情经济增长。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五是畅通强劲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近年来逆全球化供应链本地化、近岸化趋势加剧，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科技竖起“小院高墙”，供应链脱钩断链，企图以印太新经济框架（IPEF）、IRA“去中国化”。我们要确保供应链稳定、开放和高效，提升供应链的柔韧性。后疫情时代，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推进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加快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智造大国优势，构建全球化、富有韧性、高效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
关于逐步放开经贸领域人员管控的建议
蔡彤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副主任
疫情暴发近3年以来，对外经贸尤其是出口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然而10月份开始，出口增速出现“转负”现象。一方面是国外都已恢复疫情前生产生活状态，对我国出口开始形成替代；另一方面国内防疫封控对供应链也形成了空间和时间上的不特定扰动，造成供应链中断、受损。
保障要素的充分流动是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其中就包括资金、土地、技术、商品和人员的充分流动。在“外防输入”的背景下，疫情防控对于经贸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于人员流动的限制。因此，经贸领域的放开，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逐步放开对于人员流动的限制。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逐步调整边境口岸管控措施。例如现在绝大多数边境口岸仍然实行货物正常通行，人员流动暂停的管控措施，然而对人流的控制必然会影响到货物贸易的正常进行。因此，建议视疫情情况逐步恢复口岸签证、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海南入境免签、上海邮轮免签、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144小时免签、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免签等政策。
二是在签证办理环节开通绿色通道。对于来华从事必要经贸、科技等活动的外国人，以及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准予加急办理签证。逐步放开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在签证放开后，可进一步允许外国人持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
三是进一步调整入境人员管控措施。20条优化防控措施中对外防输入防控措施进行了调整，包括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登机前48小时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调整为1次等，调整入境人员的管控周期为5加3等。随着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潜伏期缩短和毒性减弱，能否在及时评估疫情和病毒变异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入境管控措施？如取消登机前核酸，改为落地核酸；进一步缩短入境人员管控周期直至取消隔离等。
持续发挥数字经济的稳定器与引擎作用
申宇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国数字经济的产业活力逐渐释放，这是我国抗疫期间经济发展的亮点。数据表明，今年1-10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远高于制造业整体3.4%的增速；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1%，远高于服务业整体0.1%的增速。技术驱动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的作用。放开之后，数字经济增长的引擎效应将继续显现，但也需在以下方面进行优化改善。
拆除政治藩篱，促进健康码互认。放开之后，随着人员流动的加大，健康码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将增大。目前，各地的健康码种类繁多、相互不统一，这背后的原因不是技术上的障碍，而是体制机制的障碍。属地化、行政化的“僵化”管理阻碍了数据的流动，需要以制度革新推进技术创新，尽快统一健康码标准以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
加强互联网平台管理，筑牢消费的线上防线。互联网平台成为疫情封控期间老百姓主要的应急消费渠道，这些平台也因此积累了更多的消费者行为数据，“护城河效应”更加凸显。我国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同时也要更加警惕其数据垄断、价格滥用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智慧城市“防疫大脑”。放开之后，各城市尤其是北上广等超大型城市的交通、公共场所等面临一定管理压力。放开不意味着彻底“躺平”，政府反而需要更加精准地进行城市的防疫管理，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智慧城市“防疫大脑”，加强对城市管理问题的数据采集，实现城市管理的网格化、精细化。
后疫情时期，推动我国金融行业继续优化改革
陈治衡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目前，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主线仍不会改变，具体而言，金融行业发展仍需注重四个方面发展：
一是秉持金融对外开放的政策。实施高质量的金融对外政策，可借鉴国际开放程度高的市场的标准，推动基于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数字治理，推动中国金融数字标准实践与国际的接轨。
二是继续优化国内金融机构的营商环境。推动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进一步优化，主要在金融机构母子公司跨境规则方面进一步完善。进一步推进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完善，除了满足国内对于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外，也利于实现国际金融机构的需求匹配。同时，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合理稳定。
三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主题。仍应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机制，保持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加速推进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减少国内金融市场的扭曲，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
四是促进普惠金融继续稳步落实。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援助更多因疫情受困的中小微企业。积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开发线上服务平台或移动应用程序，推进全流程数字化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各消费主体通过线上渠道自主获取金融服务，打造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服务模式。
后疫情时代社会“重回正轨”，警惕三重风险
陈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三年防疫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和医疗卫生水平，这将在后疫情时代得到更充分地展现。一方面，疫情期间，政府基层的动员能力和治理能力得到了加强，同时大量线下活动转向线上提升了政府、企业等部门的信息化和集成化水平。另一方面，为应对疫情，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卫生部门的投入，强化了医疗力量，同时也增强了居民的卫生意识。
在向后疫情时代过渡的这段时间也要警惕三重风险。一是供需不匹配的风险。由于生产复苏的节奏总是快于消费复苏的节奏，短期内可能出现供需失衡现象，挫伤生产者积极性。因此，政府需要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消费端的支持。二是三四线城市医疗资源挤兑风险。由于三四线城市医疗资源比较薄弱且医疗力量结构单一，容易出现医疗资源被挤兑的风险。因此，政府需要在防疫政策的调整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同时通过动员临毕业医学生等方式加强地方医疗力量建设。三是地方政府盲目建设风险。由于防控力度减弱后的首轮疫情冲击或将超出预期，地方政府可能会在恐慌下盲目建设方舱医院等医疗设施，增加财政负担。因此，政府应当科学理性看待接下来的疫情冲击，防止盲目建设。
疫情弱化后的中国低碳发展趋势
赵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项目副主管、助理研究员
自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以来，中国共产党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原则，坚持“动态清零”的基本方针，实施“精准防控”的防疫政策，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但同时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随着防疫政策所产生的正面效应逐渐凸显，以及病毒的逐渐弱化，未来有望开展大规模复工复产；经济增速也有望进一步提速。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则是碳排放量或进一步升高。从数据来看，2019-2022年，中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速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与疫情发展有着紧密联系（见下图）。
此时也许会有人说，虽然疫情期间经济增速放缓，但碳排放有所降低，未尝不是件好事。但需要明确的是，碳排放总量的下降是建立在保障经济维稳增长的基础上，以停工停产换取碳排放量下降并不符合碳减排规律。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尚未与碳排放完全脱钩，即经济增速与碳排放总量间仍存在正相关关系。所以，从短期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病毒逐渐弱化，工业生产将逐步恢复，碳排放也自然会增加。但我们需要相信共产党要坚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也需要给政府时间，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在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或将与碳排放脱钩，实现全国层面的经济与环境质量共同发展。
针对后疫情时代的三点对策建议
徐天启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对比海外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越南、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奥密克戎毒株防疫经历，可以发现如下统计数据：
第一，年度总体死亡率上升约20%左右，即一个群体如果原先每年死亡100人，现在每年死亡120人。尽管奥密克戎毒株致病性大幅度降低，但由于其感染能力是其他病毒的数倍，最终感染人数是天量数字，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2022年1-11月间约占总人口40%的人群感染；
第二，混乱可能持续一个季度以上，国家越大混乱持续时间倾向于增加，但往往在最初调整极严格防控措施4个月-1年后逐渐恢复正常。防控措施调整初期极容易出现混乱，如2021年10月越南因为奥密克戎毒株流行大幅度放松管控措施后，越南社会出现了4个月左右的较大混乱，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阶段性攀升，但要考虑到越南年轻人口比例较高，这个社会混乱时期较短，而观察英国、美国、日本等老龄化程度高的经济体，混乱时间更长，经济恢复效果也没有越南好；
综上，给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疫情防控仍然要有全国相对统一的安排。这几天开始，各省市防疫政策变得差异极大，有建议非必要不做核酸的，还有相对严管的，这样下去宽松政策最终将挤兑严格政策，对全国防疫全局造成不利影响。目前的政策目标类似之前提出的拉平感染曲线，但是实际上还没有国家实现了拉平感染曲线，这同样需要精准规划施策，如我国能实践成功也将是创举；
其次，不要低估后续尤其是近一年内发生医疗挤兑的可能性，以广州为例，算上本轮全部16万感染人数，再多算一点，也只占广州整体人口的1%左右，绝大多数人口仍处在未感染的状态，而以中国台湾地区到一年近40%的感染比例看，病情冲击高峰远没有到来，特别是老年人还没有开始暴露在疫情前。这些天有些医院的急诊和发热门诊已经出现医疗资源挤兑，按照当前的准备情况，相当于一个月内直接从清零变成放开，相关医疗资源恐怕没有准备到位，亟待加强；
再次，放松疫情管控措施并非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当前疫情防控现在占据了主要目光，一些适龄劳动人群“毫无收入”是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但就算没有疫情，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也在快速下降。中国经济结构有两个深层次的矛盾，即劳动时间过长以及收入差距较大，这两个问题在2019年就已经有所表现，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其暂时被掩盖，但实质上没有被解决。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眼下可优先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高净值阶层在国内多多消费、加速消费，高净值阶层在疫情期间尽管利益同样遭受损失，但相较于其他阶层仍然有较强购买力，手中货币资金储备较充足，推动其在国内消费有助于打通内循环，最终能够实实在在地增加劳动阶级收入与储蓄，补偿三年来损失最惨重阶层的利益，也有助于社会整体上的公平，进而更有利于未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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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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