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6日，第二十八届（2024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应用经济学评论》编辑部特别支持。在主旨演讲与主题访谈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发表第二轮主旨演讲，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2024年，甚至包括今后若干年财政的扩张就是笑挤牙膏，就是要以“挤牙膏的方式”实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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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做主旨演讲
大家上午好！虽然是同行，可是我从心里特别敬佩吴晓求教授，能把这样的论坛从上个世纪90年代办到今天28届，而且还有38届、48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刚才吴晓求和褚琳的对话中提出一个表述“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表述是在20年前，好像有一个主题，股市是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大家肯定都对2024年中国资本市场充满期待，从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的表述来讲，不管是长期的相关还是短期的相关，我们都会把对资本市场的期待转化为对整个国民经济恢复进程的期待，我们强烈的期待着2024年的中国经济恢复进程能够加快，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我们知道经济的恢复进程和资本市场的恢复进程都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支撑，少不了宏观调控。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论坛，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起码在资本市场业界对宏观政策配置当中的财政政策的配置是高度期待的，总有一些批评之声认为当下财政扩张力度不足。我作为今天论坛上午最后一位发言人重点回应一下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问题，不久前闭幕的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要对202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配置及其实施做一个比较清晰的预期。讲到当下财政政策的权衡我想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面临的有关财政政策的因素考量既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其他国家，而是有着特殊的因素呈现在我们面前，立刻能提到的第一个因素就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财政政策。我们都知道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不仅仅限于产业政策和其他方面具体的经济运行的考量，当然也包括财政政策。所以财政政策的配置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凸显的，作为中心的是质量和效益，而不会也不可能以量取胜，而是要聚焦质来加以谋划，要突出质量和效益，要算账，要力求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这是一个因素。十年前，2013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一个表述，叫“三期叠加”，一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前期刺激政策站在2013年的时间节点上肯定指的是2008年-2010年宏观政策，如果讲财政政策就是那个时候讲的4万亿的投资，当用到“消化”二字的时候，显然针对的是负面的作用，绝不是要消化它的积极的作用。我们知道2008年-2010年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快速推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也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前车之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总有一根弦在我们脑子里，无论是如何做财政政策的配置都要设法避免再次落入另一个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人不能在同样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当我们提到2008年-2010年的4万亿投资的时候，它所撬动的是当年的经济增长，当年的GDP的总规模是多少呢？大家可以查一下，2008年的时候大体上不足30万亿，2010年的时候不足40万亿，我们往多处说40万亿，以4万亿的财政扩张撬动40万亿的GDP的体量，我们收获了当时的政策扩张的效果。立足当下我们现在的GDP是多少？按照2023年5%多一点的增速，至少是126万亿，以126万亿的体量，10比1的比例去撬动经济的恢复进程，至少需要12.6万亿的财政扩张规模。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进程，我们需要有多大的财政扩张？算一算财政的总账，2023年讲财政收入是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加总20万亿，财政支出24万亿，以20万亿的财政收入，24万亿的财政支出试图撬动126万亿GDP的规模，能够拿出的余钱究竟是多少？这得算总账、算细账。我在多个场合听到大家说，2024年的经济恢复进程能够加快，就看一件事情就是发钱，发钱无非就是发消费券。类似这样的提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账，以今天的中国财政实力，实施消费券方面的举措需要多少钱，14亿人口一人发一块钱，就是14亿人民币，我想那是不管用的，一人发一千块钱也是不管用的，因为只是发一个月，下级月就没有了，我想撬动不了，至少发一年，一年一万块钱，需要多少财政收入，需要的是14万亿，大家说不需要给每个人都发，只给低收入阶层发就可以了，低收入阶层越收入一千块钱左右的群体大概是多少？我记得有一个数字是6亿人口，6亿人口一人一万块钱是多少钱？我觉得这个账我们要算清楚。还有提到提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疫情三年每年数万亿的降税降费，2024年我们还有多大的空间，我说的是进一步减税降费的空间。1-11月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状况，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中的税收，虽然总体上我们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以上，算总量是4%以上，具体到税种只有增值税是正数，44%以上的增速，但是其他的税种都是负数，这考量我们在谋划2024年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时候要考虑一下有多大的实力和底牌加以支撑。刚才讲到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的时候总要说一句话，它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是统一体，绝不会只盯经济，不盯风险，不盯社会大局的稳定。讲到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层面的风险时，我们经常说的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地方债的风险，金融方面的风险，事实上最后的一道防线是财政风险，只要财政风险能够有效控制，只要财政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前几个方面的风险不能说绝对不构成风险，但是我们是有保障的。所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要持续有效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底线就是金融风险也好、其他方面的风险也罢，绝不能转化为财政风险，绝不能继续传递到财政风险里面去，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
退一步，有人说可以冒一点高通胀的风险，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疫情期间物价上涨速度如此之高，换来了经济今天的恢复局面，但是站在财政的角度我想提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能够拥有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能够容忍高通货膨胀的社会环境。从这些角度来讲，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一道关卡。每当提及财政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两个指标，一是3%的赤字率，二是60%的债务率时，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它是有特别的中国国情的，不能拿这两个指标和国外、和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历程做简单的对比。我在这个领域耕耘了46年的时间，拿3%来说，我们知道3%在欧盟是怎么回事，既不是经验数字，也不是科学论证的结果，而是一个妥协的数字，甚至知道在欧盟内部也不是完全照着执行的，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主要的欧盟国家都不是照此做的。我们深知3%是如何引入中国的，在中国又是以怎样的一种认识给大家讲解的，大家注意政府工作报告，总结去年成就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财政赤字没有突破3%，我们守住了3%这样一个防线，类似这样的说法大家都有，这是其一。二是国债，讲到60%债务率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的国债可是从0开始的，1958年-1979年20年期间，我们举的旗帜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短短40多年的时间我们走到了今天债务率是50%多一点，这是40年累计的结果，其他国家说有100%，甚至200%，甚至更多的时候你看一下它的举债历史，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也不能轻易的说，我们现在的债务率不高，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两件事情。即便说到赤字率，也要注意中国的财政赤字是有名誉财政赤字和实际财政赤字之别的，起码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不计入赤字，我们动用历史上的结余不计入赤字，大家知道赤字是当年流量的压差，不能说今年收入十万块钱，花了二十万块钱，我动用了积蓄十万，就说今年没有赤字，赤字是当年收支流量差，还不算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说赤字率多高的时候不能止步于名义赤字率。财务部谈国债的时候用到一个概念是“法定债务”，说法定债务的时候一定有非法律债务率，法定债务率没有到60%，如果加上非法定的债务呢，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从这一点来看，我特别想说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讨论债务率，讨论赤字率，绝对不能做简单的对比。当谈到当前经济恢复当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总会拉出一个清单，但是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有困难和挑战中，我们总要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我们还要在分类过滤之后进一步的区分什么是病灶，什么是病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突出的战略部署的变化，我以为就是把过去的三稳，我们称之为老三稳转换为新三稳，过去老三稳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新三稳有两点调整，用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没有稳物价了，然后稳预期先后跨越了稳就业，稳增长，而跑到了三稳之首，这样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整，而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图。在当前的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信心问题和预期问题。表面上很多问题是需求问题，但是深究一下背后是预期问题，表面上是投资问题，是供给问题，再深究一下背后还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这是核心，我们不用做很多的展开，大家去调研一下身边的消费品市场，再和企业家做一些访谈，问一问需求何以不足，问一问投资何以不足，最后讲的都是信心问题，都是预期问题。如果说信心问题和预期问题是病根，是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那么围绕着信心问题，预期问题去做抉择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问财政政策也好，其他方面的政策也罢，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多大的作用，对症下药的道理我们是懂得的，不对症下药或者隔靴搔痒的效果我们也是深知的，所以对于财政政策在解决预期问题、信心方面的预期，我以为不宜过高。在狭窄的空间之内，在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的约束下去实施扩张，就只能把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用在刀刃上，务求精准，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怎么做到精准？我特别想借用业界对于财政政策配置的批评之语叫做“挤牙膏式扩张”，我认为财政政策是不挤就不扩张，不挤就不发力，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达我的判断，我认为2024年，甚至包括今后若干年财政的扩张就是笑挤牙膏，就是要以“挤牙膏的方式”实施扩张，挤牙膏是生活中的现象，挤牙膏的常识我们很清楚，有三条，第一挤牙膏的时候要对准牙刷挤，不能空中喷，要对准牙刷挤。第二是要刷牙的时候挤，不刷牙的时候不用挤。第三，不管怎么挤，要把牙膏挤到牙刷之上不溢出牙刷之外，这三条把握住了，我以为就有助于把有限的财政扩张资源用在刀刃上。要有别于以往所说的扩张，我们以往曾经有过开闸放水式的扩张，容易导致大水漫灌，挤牙膏的扩张可以避免这样的效果，我们曾经说过像拧开水龙头式的扩张，拧开水龙头人走了水流不止，挤牙膏可以避免水流不止的扩张，我们曾经用过喷灌、滴灌和浇灌的说法，那样的扩张也有可能导致水流外溢，挤牙膏式扩张也有助于避免水流外溢。这样的扩张结果一方面保障好钢用在到刀刃上，另外也有助于实现我们心理的预期，这个预期是什么呢，这个财政赤字率可以上下波动，可能超越3%，甚至跑的再远一点，也可能是低于3%，甚至再低一点，不管怎么样就像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样，价格无论怎么波动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这是基准，所以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也要围绕着3%而上下波动，这是一条。国债，我从来以为国债的规模不是问题，多大的财政规模占GDP的多大比重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债务的利息负担，因为国债从来是不需要偿还的，就没有需要偿还的国债，总是借新还旧，可以无限的循环下去，但是利息是躲不开绕不过的紧箍咒，只要是按期偿付利息，利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发生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的所有风险，集中体现在是不是能够按期付息。这是一个关键词精准。财政政策在财政扩张问题上只能做配角，财政本身可以在改革问题上充当主角。历史上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大家记得40多年前，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撬动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减税让利的改革，是财政的减税让利为全面的改革开放铺路搭桥的，90年代中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类似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谋划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我建议大家，如果希望财政在加快中国经济的恢复进程、中国资本市场恢复进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更多的去研究财税体制改革方面的举措，其实这方面的举措我们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比如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发动机，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地方政府，要撬动企业的活力，从财税体制改革上一个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把企业的税费负担前移至居民的税费负担，我们知道任何税收在企业那里都只是中间过路阶段，我们总说企业税负，只限于统计学的意义，真正税收的归属一定会归到个人，企业转嫁了渠道，或者向前转嫁了消费者，或者向后转嫁给了劳动力要素和原材料要素的提供者，或者最终转嫁给股东，它只是空壳。税制的改革中如何让企业的税负转化为公开透明，转嫁的空间相对较少的居民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整个税收70%是流转税，流转税肯定要转嫁的，20%是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也是可以转嫁的，加起来是90%的企业税负，如果从企业的身上适当的通过间接税改直接税的办法转移到个人身上，这是需要考量的问题，转移到个人的身上不是个人的税负，而是要把居民通过转嫁渠道承担的税负转化给居民直接缴纳的税负，这个问题说的相对复杂，我不再深说。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不移的一个改革方向就是施行真正意义的分税制，分税制大家知道不是分税收，而是分税种，前提条件追求的是确定性，变不确定为确定性，回想起来90年代初期搞分税制财政管理改革的时候，当时主要的参照系今天说来大家立刻可以理解，就是农村的改革。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那时候不是不分，照样是分的，分的是一年劳动的成果，或者是粮食，或者分的是货币，农村改革只不过是把分的对象由分劳动成果改为分劳动资料，提前分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下的庄稼收获的成果是归自己的，所以才会有今天农村的改革局面，分税制当时走的也是这样的思路，是把当时的若干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所以预先分了地盘，才有地方之间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今天我们也要按照本来分税制的要求来进一步的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改革。说到这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作为结束语，对于2024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的恢复进程，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思考，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资本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绝不能简单搬用以往应动周期性波动的老的思路、老的套路、老的做法，应该在此基础上拿出契合当下经济的实情，资本市场的实情，并且能够做务实管用，契合实际的对策和思路。（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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