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利用全球化新机遇，为稳增长增添新动能

编者按

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会上发布研究报告《Y型路口上的世界——2024年人大重阳宏观形势年度报告》、《荒谬的叙事：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就“2024年宏观形势展望”议题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其演讲内容：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江小涓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利用全球化新机遇，为稳增长增添新动能》。我有这么几点考虑。

第一，经济企稳向好，稳住向好的趋势要靠短期的政策组合，更要靠改革开放提供长期的新动能，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用“新动能”描述了下一步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

第二，我们希望开放提供新动能，这个基本面是否存在？如果全球化萎缩断链后退，这个动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看看全球化是不是在发展。一会儿我们给出数据，看疫情之后，全球化再一次加速，确实是提供新动能的。第三，中国目前开放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下一步我们面临的摩擦、竞争、争斗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某些国家对我们的打压也不会消失，这些都将成为一个常态。面对这种态势不要走极端，说国内市场大产业齐全，我们退回到国内来做内循环，但也不要盲目乐观，说我们再一次可以借助大口径外循环推动经济的增长。我大概讲这三点最主要的观点。

我们2023年全年经济增长5.2%，总体上恢复向好，达到了预期目标，恢复向好的同时也有很多亮点，社零增长，供给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在加速和发力。整个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比如民间投资9月份以来连续几个月去掉房地产以后出现了正增长，这是好的趋势。但总体上看，在经济回升向好的大趋势下，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是存在的。

我们已经进入到疫情后的第二年，不能说所有疫情带来的问题解决以后，经济就会回稳向好，还是要看到一些长期的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以前低成本劳动力的问题，人口红利的问题，低成本技术引进的机会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而大口径的外循环，大口径的技术引进，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都是我们过去多年非常重要的基本面，确实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下一步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和动能。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讲到了“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除了政策面要保持力度和有效组合经济以外，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面。

中央从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有过多次重点强调，2022年提出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每一句提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李强总理在国外时专门讲过一段话，防风险和合作是不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想象一下我们经济向下的压力，经济出问题确实是最大的不安全。

8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那个文件非常实。11月份全面取消了外资的准入。因此可以说中央是有远见、高见和洞见的。背后就是对全球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新动力源的非常前瞻的理解。要不然白使劲，如果这个动力源不存在的话。

为什么强调高水平开放？疫情之后，全球化进程再次加速。疫后时期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GDP增长。贸易的特点是，当经济往下走的时候，一般比GDP下得更深，但GDP回升时，它一般会走得更快。

特别明显，在这次疫情中间，2020年贸易跌的非常深，我们就讲全球化，2022年国际贸易的恢复是非常快的。从全球贸易总额占GDP比重看，2020年跌到52.01%，这是过去26年最低点，2022年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又升到60%。如果以贸易作为重要指标，这表明疫情之后，全球化在加速，外贸确实在提供新的空间和机会。

跨国投资，没有像贸易那样回到历史新高，但止跌回升确实也是非常明显的。世界100强跨国公司有个跨国公司开放指数，每年会通过世界投资报告算这个数字。

我们按照海外资产比重，海外雇员比重和海外销售比重三项的算术平均简单测算，发现过去2012年以来都超过60%，大概在2020年也是跌到了60.5%的低点。好在疫情之后又在稳步向上走，说明跨国公司还是继续在全球布局，因为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员工都是全球布局的标识。所以，疫情之后，全球化还是在快速发展，无论是从贸易还是投资看。

科技全球化发展就更快了。复杂产品专利多国拥有的国家数在快速扩张。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一些最顶级产品都是多国用自己的优势组合起来的产品，科技全球化比刚才讲的贸易和投资其实发展得要更快一些。所以，疫情之后全球化在继续发展。

中国确实和别人的环境不太一样，我们受到的阻碍是比较多的，无论是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竞争诉求还是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给我们带来的打压，使我们和以前都很不一样了。外资在华投资也进入到调整阶段。对此一定要理性看待，努力争取。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让他们稳预期，增强在华经营的信心，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也要看到外资的比重受很多重要因素的影响。

01

国内产业成长非常快

2016年之后，我们的头部企业和跨国公司在水平分工基础上处在同一个档次的产业和产品在迅速增加。所以，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和我们头部企业竞争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这个趋势也不是今天开始的，美国、日本的家电企业都纷纷走了，机械工程行业、通讯设备行业都有走的，诺基亚很早就撤走了，那时候既没有信心和也没有预期的问题，就是和中国企业相比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是比较擅长检讨自己的，一有外资走就总觉得我们哪儿没弄好。有时候是很正常的调整。东芝在大连的企业去年12月份撤了，我们就检讨，可是东芝过了几天就在东京股市退市了，这个企业有自己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再加上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军事格局变化等，收缩战场，战略退缩，跨国公司进行调整很普遍，不要把所有的离开都解读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上世纪后二十年和本世纪前二十年，很多跨国公司从韩国、日本挪到中国来，这是不同发展阶段的调整。很多跨国公司到中国时是看重我们低成本劳动力，90年代劳动力才400美元，2000年是大概1000美元多一点，现在是大概1万美元。所以，这时候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工资更低的地方，比如印度、越南，都是挺正常的调整。总的来讲，不要过多地把跨国公司在华的的调整和自己环境是不是好，外资是不是有信心完全连起来。

我们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要好好改，同时要看到整个局面的变化。不少国外电商企业也试过中国本地市场，很不容易与本地电商竞争，发现最好做的就是把中国的商品卖到海外去，因此在线上新开的店60%都是中国的。

对国内好企业来讲，资金不是大问题，如果不能带来好的产品和技术或者所有者权益方面更好的设计，跨国公司只有资金吸引力并不足。所以我们要理性看待，努力争取更多的外资进来，但不要过于从自身找问题，不惜代价留住的成本很高，长期看也留不住。不如找有用的地方下手改进环境，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02 现在“水平分工”比重显著上升

从加持合作为主到合作竞争，竞争为主。过去是垂直分工，跨国公司生产模拟制式手机，我们生产、玩具、服装、箱包，上世纪90年代我们产业不是打架的，各自把自己做好，双方一交换，各自消费者都获益。

2016年之后，水平分工在快速提升，很多国内企业技术提升很快，已经不比其海外同类企业差。有些跨国公司在华合资企业的产品比其海外母公司的技术水平都好。在这种变化下，为什么跨国公司不能做一些战略调整呢？

跨国公司刚进入中国时，我们技术水平低，国内消费水平低，那时给我们的技术都是他们淘汰的技术或者很一般的技术，但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改进，所以它不会吝啬的，那是相互加持、你好我也好的时期。现在我们最想要的技术是跨国公司最先进的技术，有时真的不愿意给，不愿意培养竞争者。但是他们又看我们市场大，又看我们产业链好，因此也不愿意放弃这些利益。

现在跨国公司两面性是常态，到国内来与我们合作，彼此获利，但又希望我们不要在他本土市场或第三方市场和他竞争，所以在本土或海外又说一些不同的话。再加上政治军事方面的背景，国家之间博弈的背景，未来这将是常态，既合作又竞争，合作时不忘竞争，竞争时不忘合作。

03

我们仍然很需要对外开放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产业链最全，这是我们的突出优势。同样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资源能源类产品的需求更多。按人均算我们许多重要资源能源相对短缺，但当经济总量较小时并不是突出限制。

现在经济总量比以前增加了很多，1990年中国GDP只占全球的2%，现在接近20%了，但资源并不会增加，为什么要称为禀赋资源？天生给定的，比如原油、淡水、土地及多种矿产等资源。因此，能更多开放、更多利用全球资源，对我们、对那些资源富裕的经济体是双赢的。

还有我们有优势的新产业新产品，例如电动车、太阳能组件，锂电池等，我们有技术和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上有竞争力，就要多开发利用全球市场。面对当下的国际格局，我们要更多地提加自立自强，对那些被卡被限的技术，要加快自主开发。但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都是存在的。

更多利用国外技术，就能在更高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反之，我国自主创新水平愈高，就愈能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因此，我们要具备平衡这个关系的理念和能力。要摆布好，相互加持来做。高举科技全球合作的大旗，这既符合我国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实现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理念。

除了以开放促发展之外，还要以开放促改革。2022年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个有特别明确的表述。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的是“积极加入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都明确提出对标全球高标准，以开放推动国内改革。对标高标准经贸协定要求国内市场体系向更符合国际相关规则的方向推进，其中大部分也是我们改革的重点方向。

高标准经贸规则、协定涉及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要求国内产业在保护知识产权，绿色生产，劳工保护，政策透明度，规范补贴等方面，都符合相关国际规则。这些都和国内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向这个方向努力是增强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预期和鼓励长期投资的重要保障。

04 小结

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需要政策支撑，更需要改革开放的新动能。外部环境仍然提供多种机遇，也有很大挑战。面对那些企图将我们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动作，“小院高墙”也罢，跨国公司的两面性也罢，国际政治环境也罢，总之有很大的力量希望把我们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减缓我们的增长。

总之挑战很大，前所未有。但是，我们要看到全球化的机遇，参与进去是我们的需求也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需求，就要尽力克服障碍，努力抓住新机遇，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并不断提升水平，继续以开放赋能发展和促进改革。

//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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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CY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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