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论坛2017年会：创新生态系统——从基础科研到前沿技术开发（上篇）
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中国产学研领域目前真实的生态状况又是什么样子？与硅谷等创新标杆相比，中国最需要追赶什么，又具有哪些独特优势？科学家、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针对目前国内的创新生态系统状况，会有哪些痛点不吐不快？
1月14日下午的未来论坛2017年会上，参加创新生态系统圆桌会讨论的科研、创业、投资、企业、政府、媒体、咨询机构等各界代表，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了许多诚挚意见，热烈的讨论气氛使得会议结束时间一再推迟。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发布圆桌会讨论内容，用文字再度呈现会议现场的思想激荡盛况。以下是圆桌会上篇内容（因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减）：
共同主持人
方方，水木投资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未来论坛理事
朱军，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
讨论嘉宾
陈大同，北京清芯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委会主席、未来论坛理事
陈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务委员，创新评估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丛京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校长讲席教授、特定域计算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千人计划客座教授
黄晓庆，达闼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李柏霖，天使投资人，通邮集团董事长，未来论坛理事
李亚，一点资讯首席执行官，凤凰网总裁
梁雅莉，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行业解决方案集团总经理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药数据中心主任
马雪征，博裕资本创始及管理合伙人、未来论坛理事
Dovi OLLECH，E.merge 创始人，前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主任
齐轩霆，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汤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执行院长
陶匡淳，毕马威中国主席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邢波，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学习系副系主任
易子开（Larry Namer），美天环娱集团总裁
余凯，HorizonRobotic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曦轲，安佰深私募股权投资集团（Apax Partners）全球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未来论坛理事
张醒生，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创始发起人、理事长，道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亚太区首席代表，未来论坛理事
张晓东，俄亥俄州立大学Robert M. Critchfield讲席教授、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周逵，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未来论坛理事
周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埃尔金讲席教授及纳米结构实验室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主持人方方：今天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从基础科研到前沿技术开发互相之间的关系，怎么创造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在座的各位有做基础研究的、有做投资的、有创业的。大家可以就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
作为抛砖引玉，我提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中国的科研、产业和投资这三个领域目前的生态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评估？我们怎么来发现这里面中国的优势和不足？
马雪征：我在中国的科研、产业和投资这三个领域当中的每个领域都做了10年以上，科研是在中国科学院，产业是联想集团，投资现在是在博裕资本，主要是私募基金，投资中国新兴的有成长性的企业。
我自己的经验和经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政府在过去将近30年中，对中国创新的环境给予了很多政策支持。比如说从80年代开始，就支持中国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把自己的产品、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80年代很流行一句话，就是努力把科研成果转变成对国民经济有促进的生产力，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像一些做科技的企业等，所有的研发投入，政府都给了各种政策支持。比如税收的优惠政策，比如研发产品、研发项目的政府优惠贷款，甚至是现金支持。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政府提出的“双创”（创新、创业）概念，使得不仅是年轻人、科研人员，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大地上，都有了非常好的机会和平台，能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努力转化为生产力。
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目前存在的不足有很多。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上看，第一，我觉得“浮躁”是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当中的一个“雾霾”了。这个“霾”在产业、创业、科研当中都起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雾霾”其实是好事，但没有利用好它就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流动性非常高，实际上就是“钱多”，无论是外国的热钱流入，还是中国的资本。这样使得科研成果能够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作用的压力就过大，创造出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就更严重，因此就给了创新、给了科学家或科研人员更短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创造经济效益。这个循环实际上是目前最大的障碍。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只是觉得我们应该给做科研的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做科研的人应该有更多的韧性克服困难，去不断地尝试。投资人在考虑高回报的前提下，也能够给这些创新更多的余地和机会。
主持人方方：谢谢马总。其实这些话也反映了未来论坛的一些宗旨——希望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能够获得长期的支持和社会的尊重。张总，您的高见。
张醒生：大家好，我叫张醒生，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在政府机关、国企、外企、民企、NGO组织以及天使投资人和投资基金从事了不同的职业。
马总的发言触动了我的神经。中国政府支持了很多科学项目，但是最近几年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很多科学家在科学创新或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有一点问题，有可能有学术腐败，被抓起来了。去年我跟咱们科学院的科学家聊，带头人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最大的困惑是国家的科研资金，他们年初、年底最大的任务是找资金、找项目。找到项目以后，您知道第二步是干什么吗？想办法把钱挪出去。否则的话，可能很多钱没有办法完整地被他们自由使用，或者比较好地使用。所以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能不能够名正言顺地把科研的这笔基金真正地用起来。
正好我也投美国的高科技项目，美国在创新科技上有很多是政府资助的项目，转化成了科技成果。美国80年代之前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资助的项目不可以民间化，因为是政府的项目。但是美国提出了一个法案叫《拜杜法案》，政府支持的项目如果不能够被商业使用，可以转化给民间使用。于是美国的大学创新进入一个特别高的高潮，大量的成果就公正地、自由地转化。最近几年你们看有时候一些科学家、带头人突然被抓起来了，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拨款机制，拨下来之后可能很死板，并不能够为科学的转化而使用。
既然马雪征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创新的生态系统里离不开法、离不开制度，所以中国的创新还需要对我们的科技，尤其对体制内做科研的人有一些法治、法规上的保障，允许他们把科技的成果转化出来。
主持人方方：刚才醒生总对比中国的科研体制和美国的科研体制，这方面我们正好有几个从美国飞过来参加这次论坛的教授，还有像英特尔这样的企业，英特尔今天也是我们这场论坛的赞助。先请周教授，您是从普林斯顿回来的，您分享一下。
周郁：我是普林斯顿的教授，另外还是四家公司的创始人，我有200多个专利，我的有些发明现在被工业界广泛应用。所以我今天要用亲身的经历讲一讲。
要怎么发明创造？对年轻人来说一定要走出传统性的领域，要把不同的领域引到你的领域里面来。举个例子，我是纳米压印的创始人，纳米压印实际上是把机械的方法引进去做纳米。在20年前这是一个很先进的主意。第二个例子，现在我们做的新技术，将来所有的验血什么的都可以自己做，拿手机照张相就可以，你觉得这有点天马行空，一年之后就可以用到这个技术。这种方法的产生，要把实验室、大机器用在这个上面，引进四个不同的方案结合在一起才可以有革命性的突破，60秒钟完成所有检验。
不要怕别人说No，实际上你在发明创造的时候，别人都说“不可以”。你的发明越好反对的人越多。你去送论文，他不给你发表，不要怕被拒绝。因为你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定要放弃现有的领域。
主持人方方：周教授是从美国东岸来的，我们想听听来自西岸硅谷，最有名的创新创业活跃基地，给我们带来强大计算能力的英特尔的一些看法。请梁小姐。
梁雅莉：谢谢方总，也谢谢未来论坛的主办方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支持这个环节的讨论。我们支持这个环节的初衷，是因为英特尔作为整个科研成果的受益者，希望能够回馈整个基础科研界，产生一个良性互动。
回到硅谷这边，我觉得其实硅谷的崛起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是来自于时代和地域的背景。比方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整个电子学社区的崛起是在美国的东海岸，美军在太平洋的战争行动带动了西海岸相关社区的发展。“二战”推动了电子学真正走向产业化，“二战”之后的欧洲重建再到冷战时期，来自军用市场的长期需求，以及美国国力的强大，才促进了所有电子产业的崛起。大量的电子消费促进西海岸的电子行业持续壮大，同时也促进了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第二，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础科研的突破。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发现，固态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成为整个产业崛起的技术基础。这些科研发明成功转化成了生产力，从而给整个产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其实英特尔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路易斯博士就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之一。二十世纪的九大发明当中，无论是PC还是互联网技术，其实就是把之前很多基础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持续的产业红利的最好写照。
第三，一个产业或者说一个生态圈的发展，不仅仅关乎时代背景、科研技术突破，同样还在于组织和文化。加州和硅谷远离东部的经济和权力中心，硅谷早期的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是“草根”出身,所以他们推崇以人为本、民主平等，简约高效的管理理念。这些理念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英特尔在这方面是杰出的典范，如今风行全球的开放式办公室格子间最早就是英特尔共同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博士首先提出并采用的，英特尔所有员工包括CEO在内都没有自己的封闭式专用办公室。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这才是吸引人才来帮助我们做持续创新的一个基础。
第四，我觉得是产业配套。在座的各位投资大咖，实际上正是你们给产业持续创新、给基础科研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最后，无论一个什么样的产业，都离不开人，硅谷周边聚集了很多世界顶尖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周边产业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才。当基础科研成果能很好的迅速够转化成产业，产业为学界的基础科研领域提供反哺，无论是产业，还是基础科研，都能够同时有产业界的视角和科研的视野，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所以，硅谷的崛起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因素，用中国人的老话来讲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谢谢！
主持人方方：今天在座的都来自产业界、学术界、投资界，只有一个是律师，我想先给律师一个机会。
齐轩霆：今天在座的都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包括科技企业的领袖，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谦卑。我叫齐轩霆，来自方达律师事务所，我们给很多科技企业、TMT的投融资提供服务。我想就我自己的本业，谈一谈中国创新法律环境方面的看法。我谈两点，一个是IP，还有一个是IPO。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从源头上保护创新。中国在IP方面的立法方面其实已经相当先进了，基本跟国际接轨，甚至某些地方还有所超越，关键是具体执行和落实的问题。IP往往是一家企业的灵魂，一个官司的输赢涉及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价值，但是往往法院倾向于只在法定范围内判赔你所能够证明的有限的直接损失而不是包括成本、对方获利、间接损失等全部，到最后有可能只会判几十万上百万。这里面存在很多原因包括缺乏先例。另外，很多专利、商标、著作权案件，判得不及时，这无疑跟很多新商业现象层出不穷有关系，当然也跟法院的工作量有关系。每年浦东新区一年的案子量可以达到十几万个以上，对于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一年365天需要判300个以上的案子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复杂的经济现实是个挑战。
此外还难免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只要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还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有些造假企业就有机会骗取地方政府的保护或创收鼓励政策。因为从地方税收的角度，很容易看出哪一堆钱更高，但很难看出哪一堆钱更合法更高尚。不过我们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专门在各地成立了知识产权的法院，为了克服地方的保护主义国家还成立了六个跨省市的巡回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到各个地区去落地了，这都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现象。在具体判例方面，方达去年办了两个影响较大的IP案子，一个是在最高法院为真乔丹赢了侵权案，一个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推翻了原来对苹果不利的裁决，这些都是知识产权拥有方权益得以伸张的案子。
另一个是IPO，IPO是来源于资本的力量，相信各位对资本是又爱又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作用。创新企业在资本市场退出，无论是IPO还是借壳或者把自己的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卖给上市公司，跟创新企业这个话题最有联系也最不足的一点是：无论是上市批准的条件，还是批准以后的对赌，都是以利润来作为指标的。但是很多创新型企业可能是高增长企业而未必是一个盈利企业。另外上市以后，一般证监会过会以后，让你首发的IPO允许估值是23倍，如果借壳的话一个壳可以装进去的估值也不能超过20倍，这就产生了和上市或借壳前PE/VC轮融资倒挂的估值。当然允许非盈利企业上市、审批改注册制、估值市场化等改革虽然有波折，始终有希望。证监会跟市场之间博弈这么多年，怎么样达成一个平衡，既完成国家任务，又培育好一个市场，是个艰巨的任务。
总的来说，学法律的人都知道有一对基本矛盾叫做公平和效率，政府监管永远要掌握好一个平衡，怎样既规范好市场，又要鼓励创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些措施，跟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支持科技进步和发展的政策是一致的。监管和促进的固有矛盾，也只有在不断的实践动态当中跟市场之间形成良性的反馈，才能达成一个动态平衡，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更好地塑造一个创新环境的法律。
主持人方方：谢谢，有请陶先生，毕马威中国主席。
陶匡淳：KPMG是专业服务机构，近年来做了很多帮助中国创业者树立企业形象的事情，也在帮助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转型，面对一个新的市场。今天我不说业务上的看法，说说我个人看法。创新有非常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看美国，在硅谷当地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很多中国人和印度人，不同国籍的人都在那边创业以及创建他们的家园。我听说在纽约这么多的中学里，有超过一百个国籍的学生在那边学习，我相信人才的多元化应该是创新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回到中国，哪怕中关村也好，深圳也好，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才多元化。5年、10年、20年之后，中国会不会成为全球最顶尖的人才最渴望来学习、创业的国家呢？在这些方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国家的政策关注一下，人才政策方面是不是可以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没有答案。
主持人方方：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创业的环境再到人才，大家发表了很多的观点，下面是不是谈一谈在基础科研到技术生态的发展当中，中国有没有可以总结的经验，大咖们有什么样的观点，过去的30年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刚才马总提到了政府做了一些很大的推动工作，这届政府也有很多大的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各类的投资基金也非常多，也有很宽松的环境，有没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可以吸取的教训。
陈大同：我叫陈大同。20多年前我在硅谷创过业，也成功了，后来回到国内创业，最近8、9年的时间在做风险投资和一些产业投资，一直是围绕着创业这方面来 57 31478 57 18110 0 0 3830 0 0:00:08 0:00:04 0:00:04 3830。我在这20多年中看到一个变化，首先硅谷跟中国创业环境最大的差别，在于硅谷有一套成熟的以风险投资作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包括法律、估值、融资以及退出。在这套体系之下，不管任何的潮头来了，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大数据等，任何创新机会来了它都能抓住，但是中国是缺乏这套体系的。
2000年我回国的时候，这套体系几乎没有，当时没有任何的VC。但非常欣慰的一点是，这十几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创新体系的变化非常大。从10年前开始有了美元基金，最近又有了人民币基金。中国的特点是没有就没有，一有就是一大波，现在我们基金数量已经上万了，到处都是基金。表面上有点乱，但实际上是好处，总归是从无到有了。说一点好事，在美国完全没有的条件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政府资源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地方政府，我们看到许多人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创业机会根本不可能有。特别是海归，回来之后第一笔钱落户落在哪儿得到的支持，从无到有开始做起来，这个在美国是完全没有的，没有任何政府会给你投资，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因为地方政府有一个考核的要求。
我说一下不足的地方，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退出机制。投资之后，总得想办法退出，中国的VC跟美国的VC差不多，规则全都差不多了，但是上市的监管这方面千差万别。我们投资一家公司按照美国的标准应该是6—9个月就肯定能上市，但是在中国等了3年半，大家怎么等？刘主席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堰塞湖，700多个公司在那儿等着，要等2、3年的时间，这是对创新一个最大的障碍，即大家怎么退出。
排队是一件事，还有一大问题，本来定价是市场的行为，但是国家对股民负责任，非得弄一个PE，变成多少倍。我们股票上市时要是抽签能抽到就跟中彩票一样，绝对能赚钱，这是全世界没有的情况。最近半年多我们看到了一种变化，包括审批制到注册制的变化，实际上是有一些苗头的，正在改变。
说一下科研成果转化，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家现在非常有钱，国家现在给的科研经费，给大学的是大概是10年前的几十倍。原来我能拿到几十万的项目就挺高兴了，现在像清华这样的学校，一个教研组哪个项目不拿一千万，他都看不上眼。有了这么多钱，资金给了之后权利跟义务应该是相等的。怎么花？你会发现规定的那些科研项目，完全跟产业或者跟中国现实是脱离的。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现象，很多人拿到经费以后，任务就是出一个科研成果通过验收，我就没看到一个项目是科研成果不能验收的，验收项目最后应该能够实现产业化，但是凤毛麟角。实际上，政府主导的资金的体制，跟我们的产业需求和创新需求之间有巨大的差距。
主持人方方：陈先生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陈锐：我是来自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陈锐，刚才仔细一看体制外的同仁很多。科协虽然也在体制内，可是我们是独立的第三方，是中立了，代表中国8100万科技工作者的利益，我想耽误大家三分钟时间表达几个观点：
关于“双创”，全国的第三方评估是我具体牵头的，我们做了两年“双创”第三方评估之后，形成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精英创新引领大众创业的浪潮。大家如果有幸参加过今年10月10日左右在深圳湾召开的“中外创客领袖峰会”，李克强总理专门有一个重量级的发言，特别谈到了很多规律性的共识，大家可以在网上搜，我不再重复了。可是有一点我重申一下，“双创”正从传统的利益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在座诸位有很多海归的精英，坦率地讲，本人从北大毕业就立足中国科学院工作学习21年，去年调入中国科协，所以我是一个纯正的“土鳖”。虽然也多次赴国外访问，可是我劝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言必称希腊。我希望在座不管是华裔的还是外籍的科学家、创投的相关同行，你们能主动发现中国的潜在改变，同时积极地善待中国的一些规律性的共识，最终能一起来引领全球创新步伐。
围绕这个我想说几句真话。
第一，“双创”的过程中，我们由纯粹以政府主导的创新，正在变成由政府引导、企业或者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叫“三导机制”——政府引导、企业市场主导和社会督导。这个机制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深圳前海、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乃至内陆地区的西安西贤新区都可以看到。在座的各位，我说的一半以上的地区大家都没有到过，建议大家在进一步了解国内状况的时候还可以走走看看，知道我们最新的改变在哪儿。我们在尊重全球创新创业浪潮的时候，更多是理性地寻求全球共治下的系统解决方案。
第二，我们刚刚完成了全国的全面创新改革实验的第三方评估。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科普，全面创新改革实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科技创新。今天在座的，包括王贻芳院士是我们的科研所的所长，我作为政策组的组员为党组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刚刚发布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规划中的四个前瞻布局，涉及到很多需要在座的创投界同仁关注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在改革中我们看到科技界、产业界和教育界形成了一个新的价值共识的改变，是什么？就是科技这个词，我们真正从两个维度上去重新认知它。科学要跟教育融合，而技术要与产业协同，所以我们的科教观要发生深刻的改变。上个月我去了日本，跟日本前文部科学省大臣以及重量级的顾问会面。他是2015年国际友人最高奖得主，也是一个华人。他谈到为什么日本人能在过去17年里拿17个诺奖，最大的关键是发现了企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主动性。如果要谈到中国科技创新30年的变与不变，改变的是我们日渐看到的环境，不变的是我们所谓“砥砺前行”和保持创新的热度。
陶先生提出的人才问题我特别赞同。中国科协也牵头完成了全国“引进全球高精尖缺人才的引才目录”，中组部发布的10大人才引进计划，最重要的举措是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今天这个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应该真正地树立“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为人才”的观点，我觉得后面站立的很多年轻人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依赖的对象，我们看到真正引领创新的这批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平凡人生，没有什么非常显赫的经历，也不存在情景故事，成功了我们就把它美化、勾勒，变成英雄追寻的梦境。可最重要的，是尊重每一个人成才的路径，每个人的路是不可复制的。
我代表中国科协欢迎各位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中国科协各项学术活动以及智库论坛，共同推动中国科技界的繁荣和发展。谢谢各位！
主持人朱军：非常感谢各位大咖精彩的发言，我觉得很多观点都非常独到和犀利。我在抛出下一个问题之前，利用一点主持人的特权。刚才我无意中“中枪”了，陈总谈到了清华，张总也谈到了体制内，我刚好两边都占了，我在清华当老师。我简短回应一下，刚才说我们清华看不上小于1000万的项目，我觉得有一点误解，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我们还是非常看重的。第二，关于经费。我们国家的经费体制改革现在都在做，我们都在积极努力地把这件事做好，作为科研人员，我们也希望这个项目不光是拿国家的钱还要用好。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国家的钱拿过来以后有很多的限制，我们自己也不是很容易花掉的，但我们希望花在好的地方。最后，关于创新，我想我们清华也有很多的教授是跨几个领域的，从教学、科研到创业创新，最近国家也有体制上的鼓励，鼓励老师走出去创业，也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就不具体讲了。
（未完待续，请关注明日发布的未来论坛2017年会圆桌会-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