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张艺谋票房3亿，贾樟柯30万，还有一部4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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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里，贾樟柯镜头之下，一直在拍时代转折之中小人物的命运。这些小人物倒下的身影中，注定可以找到一个像你我这样的人。
01
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就像小镇里长大的青年总热爱远方。
暴雨落在汾阳的街道上，贾樟柯的眼泪便会不由自主落在纸上。贾樟柯爱哭，拍一部电影，至少要大哭一场，在他每一篇文章里，毫无例外都会写到眼泪。
流泪的时候，他更像一个抒情诗人，情绪饱满，充满忧伤，当面对时代山河巨变时，他比常人更无力。
显然，他唯一的武器——摄影镜头从未追得上眼前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人，就像他故乡汾阳人，在麦浪的包围下，任何人都是一个渺小的黑点。
23岁之前，贾樟柯没出过山西。他出生汾阳，汾阳铁路不通，自行车五分钟就能骑穿，除了汾酒，乏善可陈。
初一时，贾樟柯才拥有人生第一辆自行车。他疯掉了，骑了30里，到临县孝义看火车。他以为能等来一辆客车的。因为客车通过时，他就能见到南来北往去往的人。
可天黑之前，他只等到了一辆拉煤的货车，那辆车通体黝黑，冒着滚滚白气，开过来时，让贾樟柯有不适感——那辆货车太像咆哮的黑水牛了。
直到23岁，贾樟柯才第一次出山西，而他的人生经验，似乎23岁之前就形成了，他所有认知都摆脱不了故乡的约束，故乡就像一块胎记，烙印在他大脑的一块暗藏的神经里。
1993年，23岁的贾樟柯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对他来说是一座未知的城，陌生而庞大，他需要提着一个箱子走下火车，然后在这座城市独自生活。
文艺青年贾樟柯
刚开始的两年，他像一个文艺青年。每周六都要去学校边的迪厅跳霹雳舞，晚上进，天亮出，这似乎和现在的他不太一样，很难将那个跳霹雳舞的青年和现在电影导演贾樟柯联系起来。
贾樟柯进入北影的第二年——1994年，被认为世界电影史巅峰之年，也是世界电影导演才华井喷之年，电影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年头像1994年，最优秀的电影在同一年被陆续拍出。
国外那边，《阿甘正传》、《肖申克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辛德勒名单》、《狮子王》扎堆出现。
而中国这边，张艺谋拍出了《活着》，王家卫拍出了《东邪西毒》，姜文也拍出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一年，贾樟柯终日沉迷在霹雳舞中，霹雳舞让他有堕落的乐趣。对成长乏味的小镇青年来说，任何娱乐活动都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因为他的少年实在太过乏味。
当看着一部部优秀电影呈现在荧幕时，贾樟柯开始反省自己。然后，他像戒掉毒瘾一样戒掉霹雳舞。
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立志要拍出大师级作品。
为了筹集拍电影资金，他替别人写不署名的剧本。曾帮一个熟人写了一个二十集的剧本。那人说：你写吧，钱不是问题。
等到剧本写完了，那个抱着两箱子东西来，说这是剧本的稿费。
那是两大箱卖不掉的杯子，贾樟柯争执时，那个人突然翻脸：你个傻逼，谁让你不跟我签合同？
在金钱面前，人性的底色就这样出来了。至今，那两箱杯子，还放在贾樟柯家的阳台上。每次看到这两大箱“稿费”，他依然会对人性产生深深的怀疑。
青年贾樟柯（右一）
02
1997年，因为香港的回归，中国志气满满，似乎告诉了全世界，强大的中国正在归来。国人活在扬眉吐气的情绪里，小镇上的录音机循环播放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
那年，贾樟柯回老家汾阳，路上偶遇一个老同学。那同学坐在一个大卡车上，神志恍惚眼神失焦，忽然冲他诡异一笑，笑得贾樟柯头皮发麻。
他去打听，别人告诉贾樟柯：你老同学因为抢劫，要被拉去枪毙！
后来，贾樟柯没有再见过那个同学。但那诡异的一笑，却一直刻在他脑子里。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时，总会有人被撞倒。如同那个被枪毙的老同学，根本没人关心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也没人关心他内心经历过怎样的千疮百孔。人们只听到一声枪响，一切都结束了。
贾樟柯暗下心来：我想用电影去关心那些被撞倒的人。
第二年，电影《小武》开拍。贾樟柯到宣武区柯达店，买下40盘16毫米胶片后，就只剩下了十几块钱。为了养活自己，就到北京电视台的一档儿童节目里演猴子，每周演一天，能撑一礼拜。
拍摄期间，贾樟柯每天工作17个小时。只用了21天，《小武》就完成了。
电影里的小武，戴着粗黑框眼镜，不怎么笑，歪斜着头，爱用舌头顶着腮帮。他说自己是手艺人，真实身份是一个小偷。
在变化的时代里，小武无所适从，不会适应社会，脸上全是麻木的表情。小武是个边缘人，每天无所事事走在即将被拆掉的街道上，他所相信的忠诚、义气，都在商品化社会里被瓦解。
《小武》拿到国外参展，观看这个电影的影评家都很意外，居然有人拍一个社会边缘人的理想主义覆灭。
当所有人都在关心社会前进的车辙时，居然有一个28岁叫贾樟柯的导演，关心的是车辙在小人物身上碾过的伤痕。
拍摄《小武》时的贾樟柯
这一年，《小武》替贾樟柯拿了8项大奖。法国《电影手册》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几年后，在戛纳电影节，贾樟柯见到一个矮小的老人，当他出场，全场人像追巨星一样追了过去。助理告诉贾樟柯，眼前的老人是著名导演马丁·西科塞斯，他走过来时，你要和他握手。
马丁走过来时，贾樟柯木讷伸手手臂，发现身边有几十个人齐刷刷也伸出了手。
戛纳回来后，一天贾樟柯收到传真，竟然是马丁发来的：我后来才知道你是拍《小武》的导演，我喜欢这部电影，希望你到纽约，我们能见一面。
八月，贾樟柯去纽约拜访马丁，他忐忑不安，准备大谈电影、谈艺术创作、谈电影理想。可马丁见他说的一句话却是：
你拍摄的小武，非常像我的叔叔。有一年暑假，我跟他说我要挣钱，他发了一把手枪给我，让我去给他追债。
马丁说，当时他拿着枪直打哆嗦，没敢去，不然我也是小武。
不久后，《小武》在意大利放映时，一个大胡子男人坐在贾樟柯后面，看到一半时，突然掩面大哭。他说他就像电影中的小武，这部片子让他想到了自己。
其实我们谁不是小武呢？看着时代的瓦解，自己只能一天比一天麻木。挣扎在自己命运的边缘，却始终找不到命运的窄门，最后只能走到更加边缘人的境遇。
中国的艺术家，历来喜欢记录宏大的故事，皇帝、宰相、六部如何兴衰，却很少有人关心小人物的命运。
当新时代浪潮席卷而来，一切秩序重组，古朴的真诚和善意被利益取代，大家眼里只有聚光灯下的英雄和主角。却没几个人去过问，那些彷徨在社会边缘的，千千万万个小武该何去何从。
电影《小武》剧照
03
1999年，《小武》的版权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大卖，贾樟柯的银行卡自然就多出了500多万。而当时的北京二环房价，每平两千二。
贾樟柯不无得意地说：终于买得起胶卷了。
但是很快，贾樟柯却得知自己的电影被禁了。罪名是：私自拍摄《小武》并赴国外参赛，严重地干扰了正常对外文化交流。
贾樟柯被禁五年。这位在国外得了大奖的导演，在国内却只能以地下导演的身份拍摄。
个人命运在制度面前就是个蚂蚱。蹦跶对了，金杯银杯，蹦跶错了，只有墓碑。
2000年，贾樟柯以地下导演的身份拍了《站台》。
依旧把镜头对准那些被时代撞倒的人，在拍一场70年代的戏时，贾樟柯一恍神，想起年轻时的父亲，突然哭得说不出话。
70年代，他的父亲写日记被发现，被抓去挖防空洞。回到家后，父亲一个人默默把所有日记烧掉了。
有一次父亲带他爬城墙，在无人的城墙，父亲流泪不止。当时，年少的贾樟柯不能理解。当自己把镜头对准父亲的时代，就懂了父亲内心的压抑。
父亲也是被时代撞倒的人，连他的眼泪都没有人怜悯。
春节，贾樟柯把《站台》录像放给父亲看。三个小时的电影，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一直看。看完之后转身就回到自己房间。
第二天吃早饭， 父亲一直低头吃饭，也不看他，边吃饭边说：
这电影要放那时候，你会被打成右派的。
电影《站台》剧照
04
徐浩峰说：电影是贫贱之道。
看上去浮华满地，却是悲惨人生。卓别林，晚年为了不在火车站卖热狗，像戒赌般戒掉了电影，才守住了养老金。香港电影导演胡金铨去世之后，连墓地都是吴宇森帮忙买的。
在中国拍独立电影，更是贫贱之道。投进去多少钱，就亏多少钱。独立电影需要独立人格，而在中国，独立人格就如登天。最后只能戴镣铐跳舞，凭借甘美的绝望，过尽自鉴自适的一生。
2006年，独立电影人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首映，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比王超更惨的，还有李杨的《盲井》，金荻翔的《花山道口》，拍完就压着，只能拿到大学自媒体教室放一放，相当于自己掏钱做艺术公益。徐童拍了半辈子独立电影，在国外拿了一堆奖，在国内，一部也没上映过。
独立电影人在国内是三无导演，无院线、无票房、无收入。
用DV、16毫米胶片拍的电影，因为摄影器材低级，都被禁止进影院。就这一条，就把很多独立导演拦在电影工业之外，逼得他们不得不走影展。中国电影一年600多亿的票房总量，留给独立电影的，估计连六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所谓的中国大片，制作基本上都在国外完成，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整天喊着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跟中国电影工业没有任何关系。
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而现在却是铜墙铁壁。有才华的导演，在商业的夹缝里只能活得苟延残喘。呕心沥血却只能拍一部一个观众都没有的电影。
没有观众，是电影导演最大的耻辱。
贾樟柯也经历过没有观众的时期，2002年一天，贾樟柯走进小西天的一家盗版店，老板拿着一盘碟问他：最近有一个“贾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这时候的《站台》，已经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在国际上获得盛名，却只能在地下盗版店流传。连导演的名字都能被人念错。现在，很多影迷还会调侃他叫贾科长，大概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2004年，当贾樟柯筹备拍第四部电影《世界》时，他得知自己被解禁了。
4月，新片发布会，贾樟柯说：我拍了八年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映……
话没说完，贾樟柯像他站在城墙上的父亲一样，哭了起来。
05
2004年之后，贾樟柯才算成名，获得一些世俗上的成功，上了不少访谈节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识。
在北京时，很多人约他，有的约采访，有的来结交，也有就想看看贾科长长啥样，他好像从不拒绝，陪脸陪笑陪聊。王朔写文章批评过他，说贾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访谈已经超过了他的电影。
身边朋友也说他，哪有个名人像你这样，大报小报，你都要上。
贾樟柯不无无奈：
像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外地人，报纸、报社、电视台，我能得罪得起谁？
也确实如此，哪个报社记者都有可能因为一次不顺利的采访，就会依靠背后的权利，炮制一篇稿子打垮他。
但贾樟柯并非仁善。2006年12月，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同一天，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上映。北大首映时，贾樟柯说：
我就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这次“撞片”，贾樟柯并没有“绕道”，头破血流就撞上去了。两天后，《三峡好人》在长沙影院票房只有950元，王府井影院只有500多元，最终票房也只有30万。而《黄金甲》，总票房接近3个亿。
即使放到票房翻了几十倍的现在，《江湖儿女》也不过《流浪地球》票房的七十分之一。
贾樟柯宣传《江湖儿女》
和张艺谋合作了16年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张伟平发稿讥笑，用语轻蔑：一部收入只有20万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
这让贾樟柯十分生气，每次跟人笔仗，贾樟柯都会是获胜一方，因为他是中文系，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回道：
以金钱作为艺术的尺度，是这个时代的病态。
反观张艺谋，进入商业电影时，屈从权利的基因也开始复苏，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反过来却为权利辩护。一个拍过《红高粱》的导演，却在《金陵十三钗》里灌输妓女的性命就贱人一等的价值观。
更可怕的是，当艺术工作者碰到权利，手里有刀时，比手握权力的人还变本加厉，对弱势的人冷嘲热讽，围追堵截，甚至拳打脚踢，这是非常堕落的行为。
即使取得了票房成功，那又谁胜谁负呢？票房每一年都会刷新一次，历史上票房再好的电影，还是会被新的商业片打败，票房再好，能好过好莱坞吗？票房应该是最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三峡好人》的镜头里，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在两年内就要完成拆迁，在拍摄《山峡好人》之前，贾樟柯对中国社会是乐观的，但拍摄《三峡好人》时，他显得很悲观，当他面对一座城的命运，一些人的命运时，很显然他的镜头从没跟上时代，他的镜头太过无力。
他不无感慨地说道：
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一开始，我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到北京再返回现场后，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
电影《三峡好人》剧照
06
中国电影像一个道场，我也不想过多苛责，一个有十几亿观众的电影市场，十年之内，却没有贡献出几部拿得出手的电影作品，只以一次次票房创下新高来证明中国电影进步，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最壮观的试验场。好莱坞模式猛砸中国电影市场，商业电影一个个再创票房奇迹。
一觉醒来，那个熟悉的世界坍塌了，在这种坍塌中，很多人看似改变了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不过是消费习惯改变带来的票房，跟电影优秀与否并无太大关系。
每个导演都选择自己的生命赌注，做出了各式各样的讨好，各式各样的妥协，其实也为自己的选择支付了昂贵的价格。
如果没有那些坚持电影理想的独立片导演，银幕或许会是怎样的堕落。
大多数导演面对沉重的现实题材，选择了放弃和跳过。我无法苛责他们，因为没有谁会跟人民币过不去。
倒是镜头里像小武那样的人，他的命运，总会让人觉得很伤心。
小武
07
2015年，来北京20年后，贾樟柯决心离开北京，搬回故乡汾阳。
父亲已经去世了几年，去世那年，北京有位朋友陪贾樟柯回老家奔丧。贾樟柯故乡那边有个习俗，去世的人，需要晚辈守灵，贾樟柯的好友对这种的习俗感到害怕。
最后陪着贾樟柯守灵的，是一帮从小长大的朋友。那些朋友不会聊太多理想，也没有那么多国际视野，但是和他们在一起，贾樟柯觉得很舒服、很自在。灵柩停了9天，那些朋友就陪他守了9夜。
在北京混了20多年，贾樟柯在北京结交了很多朋友，最后自己却义无反顾地选择返回故乡。
汾阳是个巴掌大的地方，自行车五分钟能骑穿，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高粱发酵后的酒香气。在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贾樟柯，邻居家的老奶奶依然会摸着贾樟柯的头，叫他“赖赖”。赖赖，是贾樟柯的小名，尽管赖赖已经49岁。
贾樟柯住在一个村子叫贾家庄，800户人家大部分都是贾姓。贾樟柯在这里开了个饭馆，拿自己一部电影名给饭馆取名：山河故人。
贾樟柯在他的“山河故人”里
不拍电影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每天下午两三点开始写作，会写到天黑。有时候也会写一些天体物理学论文，他兴趣总是很广泛。他把自己一共9部半电影串成一个蹩脚的对联贴在酒店门上：
小武别二十四城，随江湖儿女任逍遥
站台聚三峡好人，慕山河故人天注定
横批是：东海上传奇世界
念起来好蹩脚的感觉，但这些电影不俗，都是现实主义题材，与你我有关。拍了无非也是两样东西：人道和命运。
作家史铁生生前写过自己的故事，说自己小时候没坐轮椅之前，只关心赵子龙这样的英雄，崇拜那百万军中取敌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后来瘫痪在轮椅上，视线便跟着轮椅变低，让他关心的却是那些被赵子龙踩死的小兵，他们都有家庭，都有感情，都有灵魂，都有别人毫不关心的命运。
所谓好的时代，就是不只关心英雄，也关心小人物，关心那些被列车撞倒的人。愿意从泥泞中扶起他们，包扎他们身上碾伤的伤口，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被车轮撞倒的人。
牛皮明明，诗人、作家，曾在西藏流浪多年。擅长写民国人物，写那些被遗忘的故事，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够让人热泪盈眶！微信公众号：牛皮明明，ID：niupimi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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