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船到瓷，BMW 5系Li福建之旅的“阅美无界”

从船到瓷，BMW 5系Li福建之旅的“阅美无界” | DAY1 厦门-泉州

2017-11-20 出品人发自泉州 汽车有文化汽车有文化

“阅美无界”全新BMW 5系福建文化探访之旅

| DAY1 厦门-泉州

11月18日

10:30-12:00 风景试驾前往泉州

12:00-13:00 午餐（泉州临家闽菜馆）

13:00-13:30 试驾前往洛阳桥

13:30-14:30 参观泉州洛阳桥

14:30-15:00 试驾前往泉州海交博物馆

15:00-16::00 参观海交博物馆

16:00-16:30 试驾前往泉州南音艺苑

16:30-17:30 传承之美-欣赏南音

17:30-18:00 前往泉州商希希尔顿酒店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 往往有得,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11月的八闽大地，秋意渐浓，别具韵味，全新BMW 5系Li福建文化探访之旅启程。这是一场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精心组织的集观于天地、文化探访与思想碰撞的主题试驾活动，让参与者们充分体验了当地文化瑰宝之精，倾听专家学者的深度解析与思想碰撞，追寻全新BMW 5系之大美内涵

泉州，古称刺桐，因其自身条件与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12-14世纪东亚的航运中心。它不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更为中国文明的进展提供过另一种可能性。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最佳注脚，可以让人们重温对于那片蔚蓝色的记忆。

▲图为馆内的郑和船队模型。明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优良的航海传统，造船业兴盛发达，郑和船队中的舰船，有一部分就是泉州所造；而泉州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通事等，也成为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

宛如一艘远航归来、停靠港湾的双桅帆船矗立在东湖之畔，它，就是造型别具一格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11月18日，“阅美无界”全新BMW 5系福建文化探访之旅在厦门开启，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先生，深爱中华文化。魏岚德先生激情洋溢地说：“BMW 5系是宝马家族的中流砥柱，承载着品牌的历史，揭示着品牌的未来。5系既是全球的，也是中国的。我们很高兴在新一代5系的上市之年举办更多富有文化内涵的品牌体验活动，让大家在中国文化的参照体系下深入理解这款集科技与感性于一身的卓越座驾。”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是古代中国桥梁建筑的杰作之一。位于洛阳口，距福建泉州城5公里，北宋皇佑五年至嘉佑四年(1053~1059年)由泉州知州蔡襄主持修造。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长834米，宽7米。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石桥，其"筏型基础"、"种蛎固基法"，是中国乃至世界造桥技术创举，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是古代著名跨海梁式石构桥，在中国桥梁史上与赵州桥齐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中国古代桥梁的状元”

位居东海之滨的福建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善于造舟，从而广泛进行海事活动。泉州的海上对外贸易，起源于南朝，发展于唐朝，至宋则空前繁荣，泉州这个古时的刺桐港，甚至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东方第一大港之名相匹配的赞誉还有一个，即“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2至14世纪，作为世界性经济文化重心的泉州的荣耀，而今可以在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找到见证。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外形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大海船，它是中国唯一以海外交通史为专题的博物馆。

宋代古船：每岁造舟通异域

1997年，电影巨作《泰坦尼克号》轰动了全球。熟稔这个凄美爱情故事的人，一定还记得，庞大的邮轮在被冰山切开船底后，锅炉工从快速降下的一个个水密门下的缝隙中逃生的紧张时刻。多达5个水密隔舱的泰坦尼克，没能逃脱沉没的结局，但水密隔舱作为造船史上的一个经典发明，仍被视做大型舰船安全的守护神，一直沿用到今天。

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大工业时代的轮船上应用的水密隔舱技术，竟可以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设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古船陈列馆中找到原型。这艘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海船，建造于南宋末年，至今已七百余年，当时人类还处于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中古时代。然而当人们从陈列馆二层回廊俯瞰静置于厅中的古老船舱时，却可以清晰地看见12道隔舱板将整个船舱分为13个水密隔舱。万一遭遇意外事故、船底受到破坏进水时，由于水密隔舱之间严密的分隔，使水不会由破损的舱体漫延至整个船舱。这样就使船不至于在受创后马上沉没，为采取抢救措施赢得了时间。

▲即使从现代船舶设计理论的角度来讲，这艘沉船的船型设计及其稳定性、快速性、耐波性的功能要求和加工工艺水平等等，都是无可挑剔的。

后渚港宋代古船，是世上已发现的最早应用水密隔舱技术的海船。无独有偶，这艘斑驳的古船还是其他多种先进造船技术的代表。V形的船底结构，能增加吃水深度，如《高丽图经》所称：“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保持稳定；船舷及底部“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多层板叠合总厚度达18厘米，坚固异常，足以胜任长时间、长距离、复杂天气情况下的商业航行。此外，用铁钉、麻絮、油灰填塞船板接缝以求防渗漏的方法，也一直沿用至今。宋人吕颐浩有言：“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描述的正是当时泉州造船甲天下的实情。这是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杰出一笔。

▲馆内收藏有数十根船的停泊工具，分别为宋、元、明、清各朝代的木爪石碇、木碇和铁锚。它们组合成的庞大的“锚碇家族”，成为泉州造船业历久不衰的有力证据。

中国古代有许多科技上的神来之笔，使得人类在后世取得的伟大技术成就，仿佛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朴素的初始创意。人们常说，航天登月的壮举，始于明代幻想家万户将自己捆绑在爆竹上一飞冲天的一次莽撞试验；人们又说，对地震的预报，始于张衡在公元2世纪过早夭折而缺少下文的一项闪光成就。然而，眼前这艘宋代古船上所应用的杰出造船技术，绝不能仅仅被限定为稍纵即逝的创意。事实上，泉州人打造的优良船只，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托起了刺桐港自南宋至明初长达二百四十多年的全国航运霸主地位，也铺就了一条“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海上丝绸之路。

其实，在造船技术之外，这条古船还隐秘地蕴含了另一个历史信息，那就是它戏剧性的沉没时间。出土伊始，考古鉴定者依据船上发现的南宋钱币推断该船沉没于南宋末年；而地质学家林和杰进一步运用沉积学原理分析了海船沉没的周边地层环境，认定其沉没于1277年。请注意这个时间—1277年，在中国历史年代表中，这一年既是南宋景炎二年，也是元至元十四年。也就是说，这正是一个南宋风雨飘摇、蒙古大军势如破竹的动荡时刻。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厦门电视台戴泉明先生提供的史料，还原出这艘古船传奇而又沉重的经历。

▲与沉船一同出土的，有船员戴的藤帽（图2）和他们的象棋、铜钱（图3）。而一侧开一小孔的椰壳（图1），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一种计算时间的水时计。

根据刺桐港的传统，商船都会在头年的秋冬乘北风出航，驶往南洋贩运货物，并在来年夏初乘南来的海风回国。此时正是1276年秋冬之际，船员们告别家中妻儿，满怀期待地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出海，虽然北方的战事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至少大宋的旗帜还飘扬在港口，目送他们出航。船驶向南海诸国与阿拉伯海上贸易的枢纽“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上），如愿卖出了当地所需的中国货物。此时，他们遥远的家乡，却在1277年新年之际，被元军攻占，泉州首领蒲寿庚举城叛宋投元，南宋皇室则遁入广东。1277年7月，大船乘着温暖的南风，载着满满一船香料药物急冲冲地回家，却又遇到南宋军队“杀回马枪”想夺回泉州这个顶顶重要的港口。一无所知的船员们离乡不到一年，却已经政权更迭，兵荒马乱。他们不明就里，不敢直接开进晋江靠港卸货，只好将船绕到东侧山后的后渚，只带了随身财物匆匆离去，留下这艘孤独的大船，在战乱的破坏中沉没，一觉睡了七百多年。

▲1974年夏天，后渚港沉船发掘场景。船的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其沉没地点的海水深度在七百年前为7米左右。

“沉舟侧畔千帆过”，古船见证了泉州的繁荣，也目睹了南宋的末日。它一定在遗憾，没有亲身经历接踵而至的元代。在这个新时代中，泉州走到了辉煌的顶点。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神灵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这段文字刻在泉州灵山圣墓的一块石碑上。明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奉旨第五次统系舟师前往西洋。这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福建集结船队期间特意在泉州登岸，前往灵山圣墓行香，祈祷真主保佑其航行顺利。郑和的远航可谓航海史上的昙花一现。还是张光直先生所述的东方文明形态使然，下西洋并不为什么经济目的，而是朝廷为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宣传。这样缺乏底层动力的外交活动，在短暂的风光后，很快随着官方的兴趣转移而归于沉寂。

郑和远航的终止，也是泉州辉煌的句号。他留下的行香碑，像一曲无奈的绝唱，成了泉州在航海史上最后留下的显赫一笔。元代极盛过后的刺桐港，在明初遭遇“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海禁，承托往来商船的晋江也渐渐淤塞变窄。郑和没能挽救泉州的衰落，在他逝世31年后的成化八年（1472），泉州最终被“摘牌”，市舶司迁往福州。

绿釉军持：涨海声中万国商

1739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抱着打通中英贸易通道的目的，来到如日中天的大清帝国。他认为再正常不过的贸易交换，却在这个沉浸于本土富庶无法自拔的“中央之国”，碰了个大钉子。乾隆皇帝洋洋自得而又不耐烦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乾隆紧闭大门的结局，已是众所周知。但是中国并不向来如此，在宋元帝国时的南方，曾源源不断地输出过中华文明最美的创造，养育过誉满全球的商业文明。

▲图为馆内“中国舟船世界”的展厅，展示了中国舟船的起源与发展、各种航海器具、历代战船大观等内容。

今天，泉州海交馆藏的一件令人感到陌生的器物，透露出那个商业文明曾经存在的蛛丝马迹。这是一件宋元时产于泉州的瓷器，圆润的腹部扁扁地向外鼓出，在上方向内收敛，形成一个窄细的瓶颈，便于持握；再向上，又自瓶颈处向外扩出，形成一个喇叭状的开口，并在开口处有一圈立沿，形成“丰肩、鼓腹、束足”的形象，全身施以深绿的釉色，古朴端庄。这原本像是一件普通的瓷瓶，但在其鼓腹上又直直伸出一段直流口，本来可作为茶壶，却又无手柄。更令人费解的是它身上缠绕了芭蕉、水波模样的纹饰。在另外几件类似器物上，还可见到莲瓣和螭龙纹样，都明显带有浓郁的异域宗教风格。

▲宋元时期的泉州，是南中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和最大的外销口岸。此瓶为宋代青瓷瓶，用于插花或装饰，是泉州东门窑的典型器物。

莲瓣是佛教中意味清净高洁的常见装饰；螭龙与水波则显示佛与法的权威—看来大概是佛教徒的日常用品。可是有些类似瓷器身上竟然又出现了阿拉伯文，似乎是穆斯林使用的器具。所有这些瓷器，无一例外产自泉州的磁灶窑、德化窑等几个有悠久历史的大瓷窑，这似乎让人有些理不清头绪。

▲军持是穆斯林用来贮水、随身携带以备旅途中做礼拜时净手用的器物，图为晋江磁灶窑生产的绿釉军持，色彩明艳，在宋元时期非常畅销。

译过来的，梵语写作“Knudika”，意即“水瓶”，是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的“十八物”之一，最初是僧人携带淡水之用。而在伊斯兰教传播到南洋后，史载“南洋土人自从信仰回教之后，对于传统习惯应用之军持，需要尤多”。于是，穆斯林毫不客气地“拿来”佛教徒使用的军持，烧造上自己的伊斯兰纹饰，作日常拜功时净手之用。军持有趣的身世，让它有了这两种面孔。

▲泉州，是真正的“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13世纪初侨居泉州的犹太商人雅各，赞叹此地雍容大度，将她誉为：光明之城。这样具有开放、包容、进取之品格的泉州，在封建士大夫“坐而论道”的淤塞中，确实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

穆斯林手中的军持，折射出一座东方商业主义之城。泉州在商业上的积极进取，成为其崛起的又一大支柱。“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毫不夸张地说，泉州作为欧亚陆路与印度洋海陆的结点，所引领的中国海洋时代，主导了13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体系。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图。明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优良的航海传统，造船业兴盛发达，郑和船队中的舰船，有一部分就是泉州所造；而泉州经验丰富的水手、舵工、通事等，也成为郑和船队的重要成员

如此辉煌的成就，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商业主义的伟力吗？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巨著《全球通史》中指出：“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文明的固有形态，就会知道，在古代的中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

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为东方式的，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靠政治程序完成，社会进展的主要动机是政治、亲族的辨识和宗教仪式；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社会财富积蓄的主要方式是生产技术或商业程序，社会进展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

正因如此，中国的古城多以政治象征作为规划的出发点，礼制的需要笼罩了城市生命的始终。而泉州，这个因商业发展而生长起来的代表性城市，显得尤其可贵，与近代几个相继崛起大国的萌芽状态如此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曾为古中国文明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为这条历史长河提供了一个通畅的入海口。它最终被文化的泥沙淤塞不通，无奈地看着大河义无反顾地向着另一个方向奔涌而去，掀起滔天巨浪。

传承之美：东方不亮西方亮

传承之美在于人类追根溯源的冲动，在于触摸历史的心灵震撼。来到泉州有幸去领略传承千载的“南音”。泉州南音起源于晋、唐时期，又称“南乐”、“南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活化石”。雅致、多情、悠扬，一曲南音古韵可直击心灵深处，令人对无数代艺人的薪火相传充满敬意。

汽车的历史比音乐要短很多，但已经很少有品牌能像宝马一样传承经典不忘初心。5系诞生于1972年，是宝马造车理念最具代表性的传承者之一，它传承了百年宝马矢志不渝铸造高效动力单元的传统，在1970年代前轮驱动貌似主流的时候坚守后轮驱动，以实现前后轴重量分配达到最理想的50:50。

▲5系承载了宝马品牌众多经典设计元素，双圆大灯和双肾形格栅设计可以追溯到1933年，著名的C柱设计"霍夫迈斯特弯角"始于60年代。今天，这些经典元素都以时代语言进行了新的诠释：新5系的前大灯采用六边形切割手法，褪去圆形，但依然保持双灯设计；与标志性的双肾格栅连为一体，强化了车头的立体效果和威严感。传承感是豪华车的基本属性之一，驾驶一辆全新一代的5系，它能带给你的不仅仅是一台豪华商务轿车，它传承了数代设计师和工程师的灵感与热情。

▲南音起源于前秦，兴于唐，形成在宋，南管的演奏上保持在唐宋时期的特色，例如南管中主导乐器——琵琶，未随时代演进，仍保持唐时的大腹短颈，弹奏上还是用横抱拨弹。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

▲南音音乐主要由“指”、“谱”、“曲”三大类组成，是中国古代音乐比较丰富、完整的一个大乐种，是“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南音与唐宋大曲、法曲、宋词、元散曲有着密切关系，“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它保留着唐宋古典曲牌，有浓厚的中原古乐遗风，间或融入某种异域情调

番客墓碑：飘扬过海来看你

2004年，数个阿拉伯国家慷慨解囊，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体楼的东侧修建了一个新的陈列馆，名为“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其中，阿曼苏丹国王捐款20万美元，沙特国王捐款30万美元，摩洛哥政府捐款10万迪拉姆（折合人民币7.8万元），并有多达13个阿拉伯国家的驻华使节参加了竣工典礼。

他们为什么要出资在泉州海交馆展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文化？让我们在这座漂亮精致的伊斯兰风格展馆中走一走、看一看。由杨鸿勋先生设计的展馆建筑，处处可见洁白的大理石和大片的芳草地，敞亮明快，与阿拉伯世界所崇尚的审美观并无二异。而走在展厅内，最能够烘托异域宗教气氛的，无疑是随处可见的线条流畅的阿拉伯文。这些文字并非为了装饰伊斯兰展馆而特意刻写，而是它们本身已经在泉州这块土地上存在了几百年，经历过无数人的注视。

它们是一方方阿拉伯侨民的墓碑。每一块墓碑上，都刻写着墓主人的姓名和生平，不少碑文还同时刻有阿拉伯文和汉文，甚至分别刻写在正反两面。碑不大，却精致异常。站在展厅中央环顾四周，一方方古老的墓碑，记载着一个个鲜活的侨居穆民的故事。被人赋予生命的石头，仿佛都在试图踊跃发言，向我们讲述那些背井离乡而又难忘故土的心路历程。

走出馆外，在露天陈列场的草坪上，漂亮的伊斯兰墓盖石，疏朗地静静睡着。这些高鼻梁蓝眼睛的侨民，在生命终结后，仍然可以用这样的石头化身使后人赏心悦目。

为什么这么多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生命，选择在泉州安身立命，又托体于这里的山河？

▲这方1315年的墓碑，双面刻阿拉伯文，因其混合有波斯文字，可以判断死者是一对来自波斯的夫妇。他们虽是第一代“番客”，但男的已取“黄”为姓，女的取“百”为姓。宋元时刺桐的外国侨民喜欢取一个中国姓，已经成了一种风尚和时髦

这正是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处浓墨重彩。只要你来到泉州，就一定会在山水之间、寻常巷陌，找到伊斯兰文明的深深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启泉州梯航万国时代的钥匙，正是掌握在这些侨民手中。

阿拉伯人有经商的悠久传统，伊斯兰文明自萌芽时期就诞生于浓厚的经商传统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借着伊斯兰教对整个社会体系的巨大维系力量，阿拉伯半岛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同时也将他们的生意带到了任何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东方的丝绸和瓷器之国，当然也进入了他们的海上商路。至迟在唐代，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已遍及中国沿海诸港及西太平洋上诸岛国。可以说，泉州的崛起，除了其自身地理位置的缘故，也得益于他们的刺激。

▲图为泉州发现的用古叙利亚文雕刻的墓碑，至今还无法解读其内容

随着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这几乎是文化碰撞地带的一条铁律。而泉州这个商业主义发达的都市，又是宽容和热情的。它敞开大门迎接来自各地的商品，也毫不拒绝来自异族的文化传统。阿拉伯人不但可以在此地传教，而且如果他们能在族人中招徕更多的贸易量，还可以加官进衔。你看，这块下部残缺的墓碑，它的主人当上了永春县的“达鲁花赤”（知县）；这个取潘为姓的阿拉伯人，还当了军队的“总领”……阿拉伯侨民在此经商、为官、通婚、繁衍，渐渐融化在文明大河中，他们的后代作为今天所称的“回族”，仍然继续着几百年前弃舟登岸时秉持的信仰。

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元代末年周致中“曾使外番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风俗”，其所撰《异城志》，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爪哇、麦加、西西里岛、的黎波里……这些今天的国人都不一定能说出多少所以然的地方，竟在宋元时泉州人写下的多部书中都有记述。历史学家常将林则徐称作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殊不知我们在中古时代早就好奇地向世界张望过。

其实，泉州的外来宗教文化，又何止伊斯兰！看看海交馆一层东侧的宗教石刻陈列馆吧，这儿的石头上刻着基督教的十字架、刻着印度教的毗湿奴，八思巴文、古叙利亚文、波斯文和拉丁文都在向你讲述安息亡人的身世。一个典型中国式脸庞的背后长着天使的翅膀，印度教舞王的造像被村中百姓当作观音供奉……正如戴泉明先生所言，这都是多民族在漫长而又嘈杂无序的接触中由于相互间“文化误读”而产生的变异。

▲马可·波罗曾亲眼目睹印度许多富人来到刺桐的情景，泉州迄今已发现了数百件印度教寺的神像雕刻和建筑构件。图为泉州出土的印度教主神之一的毗湿奴雕像

泉州，是真正的“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13世纪初侨居泉州的犹太商人雅各，赞叹此地雍容大度，将她誉为：光明之城。这样具有开放、包容、进取之品格的泉州，在封建士大夫“坐而论道”的淤塞中，确实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

▲在旧城改造或考古发现中被迁移的伊斯兰教墓盖石，被集中收藏于馆内草坪，在静穆中诉说着这个城市逝去的一段历史

也许有人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纪录片《河殇》，曾引起过有关“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亦即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大讨论。当我们的视线掠过海交馆的一件件藏品时，就会发现，我们曾路过一个两种文明的交叉路口。但最终，高度内向的自给自足模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导致了明清时期一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大陆帝国。它成了一个步履沉重的老者，在自己的阡陌田园度过一生，对来自远方的声音没有丝毫兴趣。由于固执，他的田园上演了一部苦痛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