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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

2014-08-12 曹雅欣 晓东


国学走入生活,

传统成为时尚!

科普国学,

文化健康!

“子曰”,古代指孔子说,现泛指老师说。

“子曰诗云”,就是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子曰文化,团结一批杰出的国学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解读古为今用的经典智慧,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把精英层面独有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上,提出的第一个词是爱国。

爱国,自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始终强调的个人品格,也是中华民族标志性的集体精神。

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但是“爱国”究竟体现为哪些方面、该怎样去做才是爱国,却往往让人说不清楚。如果具体谈到爱父母、爱朋友,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和践行,而那些宏大的词汇,比如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就使人失去了清晰的目标感,心中的这份爱,缺少着一个为之负责的具体对象。

每个人都有拳拳爱国之情,但一腔热情该用到何处?其实对祖国的热爱,从有形到无形,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疆土之爱

首先,“爱国”体现为对一国疆土的热爱。国土构成民族家园,疆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维护领土权益必然是一国公民爱国的最直接反应。所以在历史上,历代政府都重视边防,历朝志士都为国从戎,历数爱国主义的诗歌也几乎都是为国土而呐喊的作品。

军事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关系到疆土、疆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因此在国家领土安全受到威胁时,爱国民众就恨不得奔赴边关、同仇敌忾,这份爱国之心,上至权贵下至黎民,从不设限,就像清代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句话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出处。虽然这句话成型得很晚,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全民爱国情怀却很早就形成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一首《无衣》就坚定地表达出了上下一心、共御外敌的精神,诗里说: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是先秦时期秦国人民抵抗西戎入侵时的一首战歌,诗歌里豪迈地表示,谁说军备不足?一旦有作战需要,同穿战袍,与君共赴战场、共赴国殇!这首诗也便是“袍泽”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喻指军中的兄弟、情谊深厚的战友。

热爱祖国,从热爱国土开始,像爱惜身体发肤那样爱惜每一寸山河、像痛惜生命折损那样痛惜每一分沦丧。正因此,陆游会在经历了金兵侵宋的一生临终时恨道“但悲不见九州同”;正因此,陈天华在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大地上悲愤叩问“好个江山忍送人”;正因此,黄遵宪在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悲痛地说“寸寸山河寸寸金”,他还更加恳切地疾呼“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如果说爱国就从爱脚下的国土开始,那么亡国就从丢掉疆域的寸土开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往往一块砖瓦的丧失,就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的前奏。

因此,爱国之心首先就根植在本土的大地上,寸土必争,因为我们,守土有责。

(二)人民之爱

疆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疆域,疆土是供养国民生存的土地,因此,比土地更重要的,是这地上的人,是组成一个国家的广大人民。对民族团结的维护、对人民生存的爱护,才是爱国的更重要体现。《诗经》中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一城一池、一山一地,都是人民的居住地。

所以《孟子》会斩钉截铁地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心之和睦、民力之团结,是比地缘优势更重要的保家卫国的因素。而《孙子兵法》也说:“上下同欲者胜。”这里说的“上下同欲”,并不仅仅指军队内部的上下一心,更是指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拥有这样的民族力量,就拥有了制胜之道。

但是民族的团结又何其难也!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是我们这些风俗迥异、特征各异的民族先辈们彼此试探着、爱护着一路走来,才成就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四次民族大融合、大交汇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这些历史阶段,往往是各民族因生存迁徙而对抗又对话、而冲突又学习、而摩擦又贸易、而碰撞又联姻的时段,由此逐渐形成了如今多民族和睦共处、和平共存的泱泱大国。这一份多民族的和谐画面,多么来之不易,是用中国历史五千年的时间形成的!所以,所有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主权的阴谋论者,都必将是历史的罪人。

我们的祖国,用五千年的血泪交融才把56个儿女组成的大家庭,培养成今天的家齐国治。俗话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而“兄弟阋于墙”、“祸起萧墙之内”,便是从内部瓦解、外敌不攻自破的开始。

在中国古代,因当时的民族冲突而产生过不少抗战英雄,他们立马横刀,为那时的民族矛盾而冲锋陷阵,名垂青史。然而在民族不断融合的大进程背景下,令历史感激至今的,是那些为民族交流、为促进交融而做出了和平贡献的人物,他们那些举止平和、化成天下的沟通方法,润物细无声地惠及了各族人民、惠及到千年之后的今天。

靠刀剑厮杀都难以解决的纷争,也许靠一条丝绸之路、一段茶马古道、一次成功的联姻,就缓解了血光之灾的态势,就软化了血脉贲张的敌视。用和平团结民族,比用武力征服民族,更为英雄。

让生活在这个国土上的各族人民更加幸福安康,这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所以中国的儒家信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是出自《大学》中的话,儒家文化认为,没有人的存在,何来土的必要?疆域,是为护民而存在。

正如《荀子》中所说:“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人民齐心协力就强大,人民不齐心就弱小。所以,对民众的共同爱护、和平守护,是历代政府的治国之要;而每个国民的爱国之情,就体现为与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同胞之情。

因此,爱护同胞手足,守护民族团结,就是爱护国家安定,就是守护家园兴旺。

(三)文化之爱

中华民族有着三道万里长城,这三重意义上的长城,共同护卫着我们国家的久存:

第一道,是那座实体的、肉眼可见的、由一块块青砖砌成的万里长城,它在中国古代守护着疆土的完整;第二道,是由中华民族血肉之躯筑成的万里长城,每当我们国家到了危难时刻,这道长城就凸显出来,众志成城,民族之魂守卫着家国和人民闯过灾难、自强不息;第三道万里长城,就是由方块字累积而成的、由中国文化构建出的不朽长城,这道文化长城,虽无形却无处不在,虽古老却历久弥新,守护着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中断。

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诞生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诞生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都曾拥有辉煌的古文明,然而却在历史进程里逐渐式微而中绝,与之相比,只有中华文明屹立至今,从未倒塌。

中国的文化史并非是一帆风顺、太平无事的,相反,少数民族建立起的中央王朝,都极大地冲击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汉人之所以曾异常激烈地反对元朝、清朝入主中原,最主要的心理原因,就是恐惧文化的变异,而在其他汉民族王朝新兴建立时,却没有激起民众的极大对抗。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民族融合,朝代政权的更迭、民族文化的冲突,在中华文明的成熟、圆融、包容、博大的特性面前,渐渐彼此吸收和同化。

不同文化碰撞时,新鲜血液的注入,使汉民族原有的文化更鲜活、更具生命力,没有成为一潭死水、封闭僵化;而少数民族的政治思想又在文化角力中逐渐认同、接受、臣服于汉文化。本来是汉民族被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最后少数民族却被汉民族的文化所征服,文化以春风化雨的韧性,战胜了疾风暴雨的武力。因此,坚守主体思想又吸收异族成分的中国文化,一路坎坷又一路壮大,最终发展为守护着中华民族完整性、独立性和丰富性的文化万里长城。

朝代会变迁、历史会发展、时代会前行、制度会改变,但是在潮起潮落中始终不断流的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经久不衰、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也是一个国家独具特色、屹立世界的精魂所在。倘若抛弃了自身的文化,人人都是亡国之徒,丧失了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这才是最为可怕的流离失所。

如果说古人的爱国观,更主要表现为对有形疆土的重视,那么在当今、在未来、在“地球村”的全球视野下,我们当代人的爱国观,更多是表现在无形层面,更重要的,是去爱护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和国际影响。

而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又绝不是要一味排外的,中国文化的兼容并蓄,就决定了它能包容中外而又不失自我;对中国文化的坚守,也并不是一味复古的,历史不能倒退,这是客观规律,我们今天的文化形态就是时代的选择,不能只求摹古而不谈创新、固步自封。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现代公民:立足当代,不忘过去,传承昨天,面向明天,多元文化并存而独具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份“守土有责”,守文化的根基不断、守精神的土壤不灭,用我们个体的文化修养,构筑中国文化这道万里长城的绵延不绝。

陆游曾有一句诗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就是爱国,爱我们的疆土完整、爱我们的民族团结、爱我们的文化精神,这既是公民责任,更是历史担当。守土有责,守住家国的土,守住人民的心,守住民族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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