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善”真的“最乐”
1“为善”真的“最乐”
2普通人没有杂念的善意：保持27℃善意
3季羡林：为善最乐 能忍自安
“为善”真的“最乐”
（金台随感）
陈平原
清初文人兼刻书家张潮在其《幽梦影》中说：“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此前我关注的是读书与著述，很少顾及“有力量济人”的福气。近年行走各地古民居，发现很多门楣上刻着“为善最乐”，方才意识到此民间智慧之深入人心。
在我的家乡广东潮汕，这点表现尤其突出。因人多地少，早年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已然是常态。于是，所谓潮汕人，本地一千万，国内一千万，海外一千万。这一人口构成，直接影响了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态。我曾专门谈及：“改革开放以后，原籍潮汕的港澳及海外华人回家乡捐赠学校医院，投资办实业等，这同样值得认真研究。这是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除了政府表彰，学界应该铭记与阐释。”（《六看家乡潮汕》，《同舟共进》2016年第七期）四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本地民众生活已步入小康，不再急需远游在外的乡贤资助。再说，那些乡贤也都或凋谢，或年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注意到1919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沙溪乡，1936 年毕业于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的陈伟南先生。改革开放后，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陈先生，经常为家乡做善事，范围包括教育、医疗、体育、文学、潮剧、出版、美食节、潮学研究、历史文化中心等。大凡他觉得是好事的，经常临时起兴，抢着要“共襄盛举”，捐款总额据说已超一亿三千万。老家民众说起陈伟南先生，眉飞色舞。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陈先生可敬且可亲，乃隔壁或邻乡的“老叔公”，不时能见到他奔波的身影，也欣赏其慈眉善目。
三十多年为家乡做善事，项目有大有小，捐款有多有少，但从不间断，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我回家乡，会在公众场合偶遇陈先生，但更多的是听说他刚来过，或刚离去。前年大型纪录片《陈伟南》开拍，接受采访时，我引用毛主席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编导当即打住，说这段不算，因早有崔颢题诗在前头。我马上补充，除了持之以恒，陈伟南做好事还有两点值得表彰，一是承传有序，二是兴高采烈。
慈善家的后代，愿意接着做的很少。或许正是有感于此，陈伟南把出生在香港、曾任香港潮州商会第四十七届会长的儿子陈幼南带来潮州，要他接着往下做。毕竟是新一代，陈幼南组织国际潮籍博士联合会，更多从科技转化与文化创新角度来帮助家乡及全球潮商，这点我很欣赏。
有能力从事慈善事业的，大都是忙人，把钱捐出去，尽到责任与心意，这样就行了。可陈伟南不一样，因年事已高，企业早就完成交接班，可以全心全意做善事了。另外，陈先生很享受行善的乐趣——坦坦荡荡做慈善，既不夸张炫耀，也不故作谦虚，心安理得地接受家乡民众的爱戴与表扬。
虚龄百岁的老人，为做善事不时往返香港与潮州，实在太劳累了。我提醒陈幼南，要他劝劝老爸，好多事没必要亲力亲为，心意到了就行。没想到幼南说，劝不住的，老爸回家乡心情愉快，身体比在香港时还好。
心情好，身体就好，这可是我从没想到的“行善”的乐处。
来源：人民日报
保持27℃善意
（人民论坛）
刘远通
新春之际，情暖人心。浙江杭州的雨夜里，男孩为一位拄杖又拎包的残疾人撑伞，直到对方打上出租车才离开；河南郑州的公交上，残障小伙见义勇为，死死抱住行窃的小偷直至警察赶到；湖北襄阳调休的消防员看到餐厅火情，拉住路人看管自己的孩子，跑过去拔出消火栓的水枪；一位浙江的医生，一把抱住忽然发狂的病人，让他安静下来……唯有诚恳方为善，最是真挚能动人。让人如沐春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没有杂念的善意。
这些暖心善举中的主人公，或者认为自己做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或者直言“当时没想那么多”，一切都发乎本心、源于本性、出于本能，既非刻意造作，也非别有所图。如果不是有心人的拍摄和记录，这些温暖整个冬天的善行不会有人知晓。有人说，这样自发的善心善行，超越了冷漠的寒冰，也拂去了多余的燥热，是最让人感到舒服的27°C。
善意总是最自然的。记得上学时经常到一个婆婆开的餐馆吃饭，她每次都为顾客备好温热的素菜汤。有次问她，为啥不嫌麻烦。她说，学生们上课急，等不得，这样的温度不烫不冷，正好。27°C的善意，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怎么了”，而只是面对“我该怎么做”的问题时，出乎一颗真诚之心的回答。也正是因为“没有多想”，才更能在安危的考量、利益的盘算之外，呈现出人心中的善之端。
现实中，“善意”却往往没有那么单纯。有的人行善，浮夸高调，是为“炫善”。短期看，这样“招摇式”的行善或许是对慈善的另类推广，对于吸引人们关注慈善有些许助益。但长远看，高调“粗暴”的行为，损伤着善的本意；眼花缭乱的外在形式，架空了善的实质。有的人行善，矫言伪行，是为“伪善”。借善事敛聚财富者有之，借善事博取名声者有之，更有甚者，从行善中发现了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于镜头前道貌岸然，向群众大施恩惠，捞取政治资本，却于镜头后卸下伪装，言行相悖、前后乖离，让人颇为不齿。
在人的种种行为中，善行可能是最需要目的、过程与结果统一的。只有善的初衷，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只讲善的结果，也可能让善的价值走偏变味。这也提示我们，善心善念，需如“明镜台”一样光风霁月、坦荡无私，并且“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思考善的意义，掌握善的火候，把善意带进工作和生活中去，对于每个人而言，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份责任。让每一次善举，动机中少些杂质、多些纯粹，过程中少些想当然、多些同理心，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更为可期。
那些温暖了我们的行善之人，大都是普通人，每天面对工作生活、计算柴米油盐。但正是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最自然的选择告诉我们：善念是每个人心底的珍藏，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目标。涵养一点一滴的善念，经由漫长的精神修行，就一定能达到不一样的人生境界。
季羡林：为善最乐 能忍自安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季羡林晚年居家照 吴波摄
偏居一隅，清凉淡泊。赏奥运在即，遥想炙热京城，每牵动人心。
忽收一挂号邮件，北大信封，薄而不知其何。剪开，赫然一宣纸，季羡林先生墨迹，印章得见。大喜望外。“北大回忆”，这是先生给我的未竟之作预写下了题辞。这是7月31日。我心知先生精力很好。
隔二日又接先生秘书杨女士短信，嘱我收看当晚央视播出的温总理探季老。果然得见先生神清气爽，侃侃而谈，言及民族之灾难与进步，语出“恩格斯”，脱口而出。敏捷甚也!
去年10月我进京参加清华举办的“纪念西南联大校庆七十周年”活动，得晤先生。一进病房，先生已端坐案前，白衬衣，脸颊清癯，二目有神;姿态端方，毫无龙钟之象。仿佛又回到北大昔日朗润园中。而我却因目疾戴上墨镜。
我跨前一步，问：“我是谁?”
先生一笑：“不就戴了个墨镜吗?”
杨秘书取了宣纸，先生为我而书曰：
“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曼菱”云云。
我的名字一笔不差，果然，先生心中有我。而这两句话，正是我当前处境所需。我急道：“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能忍自安’啊?”他一笑。
行大义，留祸根。直烈遭危古今同啊。
呈上所携《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先生手抚其书，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当初跬步，始于先生米寿。我问：“您看我做这事行吗?”先生慈爱地凝视我说：“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最合适。”从此踏上艰难与欣慰之途也!
静默片刻，先生问：“你有没有写《北大回忆》?”
我说：“没有，只是零散的文字。”
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
此语如破天机。在先生面前，我又得悟了。
宛如打开心扉，回头看见，历史与时代的瑰宝，也堆积在我走来的道路上。整理与奉献出思考，已是时候了!
多年来在对西南联大的发掘中，对我正是一个锤炼和升华的过程，一个自然的传承之举，正可过渡到我们这代人的历史。
知我者，先生也!
一枝笔重似泰山，扛负道义，岂能追逐落花与流水，更勿俯仰于名利。大道如天，不可不弘毅也!
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风风雨雨，我有缘与北大聚而不散。无论跨重洋，去海岛，没有间断向恩师的汇报。北大，先是我生活的校园，后又成为我事业的平台。
忆昔先生曾两度重托于我，一次是我提出在海南创办一所国际性职业大学，面向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先生立即为我筹得韩币60万，嘱我以教学器材发票来支领。因时局动晃，筹办未果，此资金不敢冒动。又一次是荣毅仁先生托季先生抚恤北大学子之善款，也是当面委我负责。幸持操守未误。
先生观人，可谓巨眼。他常在字间呼我为“小友”，越岁月隔山河不渝之，忘年交也。
一旁的杨秘书说：“《北大回忆》，这可是先生交给你的任务啊!”
我问：“《北大回忆》，千头万绪，我怎么写呢?”
先生说：“像《浮生六记》那样写。”
此乃金石之声，我确实只能这样写。以自我的个性、敏感和气韵，来捕捉北大印象。
《浮生六计》是一本初衷的布衣自述。
先生的叮嘱也是要我回到人本，回到来处，赤子之心，平民襟怀也!
像《浮生六记》那样去写，就是要洗却浮华，我行我素。
文章憎命达。还在朗润园时先生就叮嘱过好几次：“要坐冷板凳”，方成正果。中华民族需要创造文化的人。
秋凉初透时，那天在301医院楼上，先生忽有一语曰：“我那年去昆明，没有找到你。”
杨秘书说：“你哪一年去昆明?”
先生说：“(一九)五七年。”
我和杨秘书不禁相视菀尔。那时我还是孩子。
然此间有深意，相见恨晚矣。
我又想起那年先生在美国，听到一个名字与我相似的人，便急叫人打听，后来知道相差一个字。先生知道我终守故土，没有出去，颇为欣慰。
先生之恩，山高水长。先生，我不会让您白惦念的。来日可追也!
值此先生华诞，素心写笺，焚香祝遥。
2008.8.6于滇
季羡林为张曼菱题写的书名：北大回忆
季羡林为张曼菱题字：为善最乐，能忍自安
茶！！
“年味”
《见字如面》第3期
点击“阅读原文”链接“酒多不仅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