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减税难是因为要为计划生育还债
大智论道 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建章
尽管减税呼声强烈，但中小企业将在明年面临更重的社保缴费压力……梁建章表示，加征社保是不得已而为，计划生育下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负面效应才刚刚开始。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减税呼声很高。最近通过的新个税法，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月。
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项重要改革，那就是明年1月1日以后，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费。
这就意味着，原先那些按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参保的中小企业，未来在社保方面所需支付的费用将增加，据此计算，对于有些企业和部分职工来说，在改革之后的总体支出不降反升。
之所以会出现强化社保征收的改革，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社保急需补充。近几年，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规模虽然在不断增大，但是总收入同比增长的速度，却明显慢于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例如，2016年，我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5.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1%；总支出4.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3%；基金累计结余为6.6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5%。
社保收入慢于支出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毕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迅速提高。至于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均寿命提升，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减少。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4亿，据预测，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5亿。在同一段时期间，相对应的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则从9.02亿减少到8.24亿。其结果就是每个劳动力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即所谓老年人抚养比）迅速增加。
下图是1982-2050年老年抚养比：
（注：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 15-64岁人口*1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未来五十年我国社会抚养比预测及其研究》
在现代社会，私人储蓄和公共养老金是供养老年人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支付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等养老保障。这些用于养老的公共开支，其实通过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征税来筹集。因此，在老龄化社会，随着政府养老支出的增加，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
下图显示了老龄化和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正如预期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抚养比越高，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越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年
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政府只能提高税收或者减少福利（包括延迟退休年龄。）
减少福利包括延迟退休年龄，这可能引起人们的不满。
提高税收将会降低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年轻人的活力。
增加赤字只是拖延问题，因为赤字最终需要由更高的税收偿还。
中国经济的宏观税负已经非常高，所以这次增加社保负担会引起如此这样大的舆论反响。
但加征社保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计划生育下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负面效应才刚刚开始。随着年轻人口不断减少，未来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减少福利或者加征社保的压力只会与日俱增。这些都是在为低生育率还债，责任很大程度上是以限制生育为特征的计划生育。正如独生子女面临抚养四位老人如此沉重负担的根本困境，是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帮忙。
现行过重的税收和社保负担只是结果，要降低总体税负，只能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缩减政府行政开支及减少外援和低效投资等。虽然对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援助和投资，对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扩大中国产品的市场，乃至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有现实意义，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鼓励生育来提升未来中国的人才规模、市场规模和创新力更是当务之急。
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威胁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
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这一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2016年少了63万，比卫计委预测的最低值还少了整整300万。
由于人们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即便在2018年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口锐减的趋势也不会有所改变。
为了防止今后的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需要提高目前过低的生育率，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巨大的财力投入。如果不能扭转出生人数下降的趋势，中国未来的形势只会更严峻。
由于中国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最高的，
中国的育儿成本也在世界上位居前列，
再加上中国妇女的工作压力也最大，
所以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可能是世界最低之列，
这就需要至少用GDP的2%到5%来补贴生育，
才能有效提升中国的生育率。
具体可以通过个税和社保改革来辅助生育。比如，可以通过减免社保的方式给予多孩家庭补贴。现在的社保各地的缴纳水平略有不同，但是一般是个人部分在10%左右，单位部分在20%左右。如果多孩家庭能够免交社保，就可以增加10%的收入，企业就可以减少20%的负担，企业也可以把省下的部分返还给个人或者提供产假等更多的福利。除了社保减免，财政补贴还可以包括其他的税负，比如所得税的减免和现金奖励。
给多孩家庭免征社保，虽然表面上加重了社保入不敷出的困境，但是这可以鼓励更多人愿意多生孩子，长远来说有利于社保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社保的未来投资，可以由中央财政以鼓励生育的拨款名义来代为支付这部分社保。这种措施可以减少抚养小孩的负担，短期可以提高生育率，长期使得社保平衡。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总体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但是由于人口结构恶化导致社保负担增加，综合税负减轻的空间有限。而且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社保支出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公共财政必须把每一份税收用到回报最高的地方。
来源 | 梁建章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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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
至少要用GDP的2%-5%来奖励生育
《新华日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出生率面临断崖式下跌提出相应对策，其中设立生育基金的建议引发关注。
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并领取生育补贴，如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强制缴费刺激公众痛点。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指出，用个人缴费来互助共济生育津贴，无异于“强制生育”。包括央视网在内的不少媒体指责“这种建议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
携程联合创始人、人口学家梁建章表示，无论是“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还是对丁克征收“社会抚养税”，都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思维的延续，这是不能接受的。他指出，现在应该通过奖而不是罚来解决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现在的中国经济急需减负，因为总体税负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总体税负占GDP收入比还在快速上升。所以这种征收生育基金的加重整体税负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
在人口结构出现倒挂之际，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实际上，上述《新华日报》文章也建议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文章提出，从人口结构来看，1986-1990年回升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梁建章则提出，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和这个国家的生育率成正相关。“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5%来奖励生育，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本文作者：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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