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一带一路”改变国际规则书写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意味着中国书写国际规则时代的到来？雄安新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意味着什么？日前，在北京召开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就这些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际协定、计划相比独特性在哪里？

郑永年：西方以及国内一部分人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不是那么科学。“一带一路”是“发展”导向，而不是“规则”导向，也就是说，不是写好规则，让别人去遵守，因此，“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不一样，计划就是美国制定好了以后，你来接受。

中国强调“一带一路”是“倡议”，不是“计划”，也不是“规划”，“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通过大家参与来制定规则。它不是不需要规则，它也需要规则，但这个规则不是中国制定好了要其他国家接受。

现在国际上的问题不是缺乏规则，是规则过多。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这个革命是deregulation，就是减少规则，现在特朗普在美国也要做。

但是在国际上，大家一直没有减规则，而是一直在加规则，都是强国大国做好了规则让小国家接受，都是发达国家做好了叫欠发达国家接受，这样导致了规则过多，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发展中国家要接受比如国际和平组织等资助的话，都要接受它们的规则，比如人权、民主。

但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中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它们发展到高收入水平后制定的规则怎么能应用到低收入的国家呢？这些规则阻碍了低收入国家的发展。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规则怎么制定呢，就是大家讨论，一起商量来制定。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它一方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都参与进去以后“共享规则”，如果从共享经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将改变书写规则的方法和过程，这是一个开放、包容、参与的过程。

记者：有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的定义并不清楚，比如包括哪些国家、投入多少资金等等都未明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永年：这都表明“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而非计划。如果是计划，比如马歇尔计划，一切都很清楚。我的理解，中国是刻意这样做的。这是一个模糊、开放的概念。“一带一路”也欢迎美国、日本参加。

我们有时候画两条线，说这就是“一带一路”，其实不是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项目，不局限于特定的线路。现在有个不太好的倾向，人们常常这样做：传统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了哪里，画一条线。这样太机械，没有与时俱进。

不是说丝绸之路以前经过了哪些国家，现在“一带一路”也要经过这些国家。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一带一路”从哲学层面借用这个传统概念，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过去做过的事情。

记者：你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郑永年：因为全球化，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共同体。以前，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不消费什么跟世界有什么关系？那是一个自给自足、和外面很少发生联系的社会。

现在中国消费者消费什么，什么就变得很贵，反之亦然。美国、俄罗斯也一样。我们担心欧盟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因为即使是一个小国家，比如希腊，也会影响到全世界。从经济上说，就是一个地球村。

不是说中国要去凭空造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的命运已经息息相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做，这是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全球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事实上，全球化在19世纪已经开始。鸦片战争就是当时全球化的产物，资本主义从西方扩展到东方。

记者：对雄安新区、和北京通州副中心建设，你如何看？

郑永年：我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我一直对两种现象持批评态度：一个是大城市化，一个是大城市群。北上广深都是2000多万人口，这就很危险，很难有持续性。

另外一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城市有行政级别的国家。中国有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城市的资源分配是根据行政级别来的。

如果所有的优质资源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其他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如果所有最优秀的大学、最优秀的医疗资源都在北京，医疗改革怎么改，教育改革怎么改。大家拼命都要往这里挤，怎么赶也赶不走，这是人性使然。

所以像雄安新区这样的“副都”、通州这样的“副中心”可以分散行政资源、优质资源，也利于社会公平。这一点光靠市场是不行的，必须通过行政手段。这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城市几千年来一直是行政主导。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激进的观点，能不能再来一次“三线建设”？现在北上广深房价居高不下，而三线四线城市却有大量空置商品房，那里房价便宜大家为什么还不想去呢？因为没有其他资源。所以要走分散的路线。你看美国联邦政府多分散，每一个城市都有联邦政府大楼，安全也好、税收也好。

行政资源过于集中不利于国家建设。以前由于交通、通讯不方便，很难协调、管理、控制。而现在，空间和距离的障碍已经大大削弱，很多条件都具备了，我们可以走一个相对分散的路线。

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要方向对，城市化是不用着急的。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有50%以上了OECD（经合组织）也只有70%，中国只差十几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质量的城市化，而不是数量的城市化。数量城市化得来的GDP是附加值很低的GDP，也不可以持续。

雄安新区、通州副中心是有可复制性的。

记者：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学者，你认为中国城市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向新加坡借鉴？

郑永年：新加坡比较小，学习新加坡不是把它整体复制过来，但它的有些精神是可以借鉴的。举个例子：新加坡560万人口，只有一级政府，最多一级半政府，而珠海市200万人不到，却是三级政府四级管理。中小型城市需要那么多级政府吗？能不能只设一级政府？

再如新加坡的混居政策。各个民族都要混合居住，不可能整栋楼都是华人或者印度人或者马来人，因为要种族和解，要互相了解。

上海车牌拍卖政策就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很多技术性细节都可以学。不是“描红”，不是完全复制过来，但精神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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