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忧思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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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葛剑雄
当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各项数据公布后，专家学者以此为根据对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中收录了蒋正华、兰曙辉的《中国人口发展预测》和张为民的《中国人口未来发展的预测》，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前景做出了各自的估计。他们对1995年中国人口数量提出的目标方案（理想方案）分别是11.88亿和11.92亿，2000年分别为12.44亿和12.53亿。但去年底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1.6亿，实际人口可能还略多些，看来都将突破他们的两种预测目标。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人口总数很可能达到12.8亿左右，虽然高于他们所预测的理想方案，但还是大大低于他们提出的高方案（警报方案）13.54亿和13.49亿。这些数据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人口政策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的增加还存在现实的困难。
但21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数量这一方面，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方面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人口增长率不平衡产生的后果。这种不平衡的存在已经通过各种统计数据反映出来，人们甚至凭直觉也感觉得到。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大大降低，有的已接近或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多年来已低于美国、日本等国，与原联邦德国相近，也已低于人口更替生育水平，近年人口已开始负增长。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却居高不下，这些地区的农村中妇女的生育率更高，生二胎的相当普遍，生多胎的也不少。由于漏报严重，实际增长率比官方统计数究竟要高多少还很难估计。
在这些地区，文化技术水准较低的人口一般又比文化技术水准较高的人口有更高的增长率，其中的近亲通婚、先天缺损性婴儿的出生率也比较高。在原籍和寄居地都不管或管不了的流动人口中，早育、多胎的现象相当严重。经济发展较快地区人口的性别比一般接近正常，但一些偏远地区和农村的性别比很高，有的甚至超过120。这些不平衡增长如果长期得不到调节，势必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城市、文化技术水准较高人口、定居人口的增长率一直低于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农村、文化技术水准较低人口、流动人口的增长率，前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渐下降，而后者将日益增加。这必然导致我国人口总体素质的下降、地区间经济文化差距的扩大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困难。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大幅度变动引起的问题。中国人口既不是静止人口，也不是稳定人口。由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强烈干预，常常造成人口的剧增和剧减，各个岁数或年龄段间经常出现很大的差别。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例，如以当时9岁的人口数为100％，1岁的就只有69.27％，4岁的只有74.25％；如以19岁为100％，20岁至23岁的（出生于1959－1962年）都在57％以下，其中21岁的（出生于1961年）竟只有39.00％。这样大幅度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教育、劳动就业、结婚生育、医疗保健、住宅、商品供应、公共设施的发展和维持带来很大的困难。如当低出生年份的人口进入学龄时，小学可能会产生40％以上的富余；但等下一轮高出生年份人口进入学龄时，往往又得全部恢复。小学至高中这种大幅度的起落至少要持续到20世纪末，而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变化无疑要影响21世纪，就业高峰与劳动力不足会交替出现，又会在不同地区间并存。一般操作人员和初中级科技人员还能依靠较长的年龄段之间的调节来保持大体均衡，需要特殊技艺的人员和高级科技人员间就会出现断层。“文化大革命”和新的弃学厌学风已经或者必将加剧这些断层，21世纪初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造成严重影响。上海等地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1世纪初，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7.5％左右，2020年将达到约12％，2050年将可能接近24％。无论是老龄化的速度，还是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在认识上和行动上似乎都缺乏应有的准备。
第三，一代一孩家庭的后遗症。70年代后期及以后的独生子女将在21世纪初进入结婚和生育阶段，他们必定会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继续执行只生一个的政策，那么人们预言的四二一家庭──两对老夫妻、一对小夫妻和一个孩子──就成为事实。这种家庭模式的缺点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对社会和家庭的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利影响外，还会造成伦理道德、心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如“兄弟姐妹”将在这两代人中消失，对他们来说，兄弟、同胞、手足之情既不存在也无从体会。但如果改变政策，允许或鼓励他们生二胎，那又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一对夫妻既要抚养教育两个子女，又要照顾或赡养四位老人的局面。如以27岁为平均代差的话，一对42岁的夫妻在抚育两个15岁及更小的孩子的同时，必须照顾4位69岁的老人。在计划生育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地区，尤其是在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占90％以上的地区，这一矛盾是无法回避的。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也看到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希望，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21世纪将成为中国人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要解决上面这些矛盾当然要有具体的措施，但首先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政府的决策人确立正确的人口观，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正确的、长期稳定的总政策，以往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必要性所做的理论阐述基本是正确的，但存在着片面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宏观决策。
五六十年代人口政策的失误固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人口问题，但把一切困难都归咎于人口太多是不公正的。应该承认，我国的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快，甚至出现徘徊倒退，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不高，一部分人甚至还不能温饱，主要原因是路线和政策的失误。最明显的例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有些年份的人口增长率高于70年代后期，但无论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比那时提高得快。同样，像珠江三角洲这样走在改革开放前面的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并没有降低，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世界上比中国人口增长得更快的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比中国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例子也不少。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1978－1990年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就有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我国的台湾，都高于我国同期的7.7％；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多比我国高，其中韩国、我国台湾的人口密度分别为432和574，大大高于我国大陆的117。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学界流行一种理论，要保持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不降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大致应维持1∶3的关系，即人口的年增长率如为1％，经济的年增长率至少要达到3％才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这一比例关系是建立在我国原来计划经济的统计指标上的，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往往带有很高的水分。如果是真正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就不必要保持如此高的比例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按这样的比例，在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预测的最高方案），只要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5％就能维持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至降低，高于此数就能使之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形势看，这样的增长率是完全可以超过的。当然要长期维持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困难的，但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也只会在短期间内出现。
毛泽东认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说法是有片面性的，但一味夸大人口的消极作用同样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我们不仅应该看到人既有一张嘴也有两只手，还要强调人有一个脑袋，有体力更有智力。一个身体健全、受过良好教育培训的人一生中所创造的财富，完全可以大大超过社会对他的供给量。这类创造甚至可以在基本上不消耗物资和能量的条件下实现，如软件和信息资源的开发、统筹优选方法的推广、实用遗传工程的运用等。据预测，即使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等最发达的国家，未来对高科技人员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人”是指体力智力素质都高、又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的人，那么对他们数量的增加是无须悲观的。当然，在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中，高素质的人口所占比例毕竟有限，但我们如果能使这个比例不断提高，所起的作用至少不在控制人口数量之下。
我们强调国情，强调人均指标，使大家从“地大物博”的假象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困难，自然有其必要。但因此而把责任都推给了地不大物不博，甚至对中国的前途悲观失望，就适得其反了。中国的人口密度居于世界前列，而人均资源低于中等水平，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得多、人均资源又比中国少得多的国家中，却不乏比中国发达富强或者高居世界前列的例子。如果用“比较密度”的概念，即单位农用土地上的平均人口数来统计的话，1978年的中国是551，同年比中国高的国家主要有：印尼676，孟加拉国910，日本2 219，埃及1 426，原联邦德国632，荷兰1 106。可以肯定，目前中国的数字还大大低于日本、荷兰。
这里不妨把中国与日本做一个更全面的比较：据联合国和日本的统计资料，1990年日本的人口有1.23亿，人口密度是327，农业用地占国土的14.1％，森林覆盖率达到66.5％；农产品的自给率分别为：谷物30％（其中稻米100％），豆类8％，蔬菜91％，水果63％，肉类70％，鸡蛋98％，牛奶78％，水产品79％，脂肪油87％。同年中国（含台湾）的人口是11.4亿，人口密度是119，农业用地占国土的43.2％，森林覆盖率为13.2％；（如不计台湾，人口密度为117，其他两项都要低1％左右。）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能达到日本的水平，那么就完全可以在适当减少耕地面积的条件下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能大量出口农产品。日本几乎没有发展工业的自然资源，对进口的依赖率极高，1989年几项主要原料分别为：能源85.5％，煤92.1％，石油99.6％，天然气95.6％，铁矿石100％，铜98.8％，铅93.0％，锌82.9％，锡100.0％，铝矾土100.0％，镍100.0％。除铅、锌两种外，都比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要高很多。而中国的工业资源尽管也需要一定量的进口，却远没有那么高的依赖率，有些还自给有余。
对于资源，当然首先要立足于本国，但也应该着眼于全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可以合理地共享资源，互通有无。日本基本没有石油和天然气，但不仅建立起了大量耗用石油的汽车和能源工业，而且还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石油化工业，1991年仅化工产品出口额就达174亿美元，间接用于其他出口商品的更多。世界上类似的“无米之炊”还很多，中国为什么不能利用别国的资源来为自己，同时也为全人类造福呢？如果我们发展了两头在外的工业或智力型的产业，或者进一步把产业办到国外去，扩大输出熟练劳工和智力人才，那就能在基本不消耗本国资源的情况下供养大量人口。或许有人担心这样做会缩短地球的供养极限，其实我们既不必杞人忧天，也不应在人类竞争面前做谦谦君子。地球的供养能力固然取决于客观存在，也取决于人类的利用方式和水平。如果超导技术一旦实现了工业化，现在用于发电的资源就能提高无数倍的效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源的利用率必定会不断提高，人口的压力会转化为科技进步的动力。而且你不利用，别人照样在用，甚至在掠夺。已经用控制自己人口数量的实际行动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参与国际竞争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人口政策，能使中国的人口得到更合理的控制。在人口适度增长的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够有较快的提高。到21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将达到顶峰，然后逐渐有所下降，最终维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数量。21世纪将使我们对人口的忧思成为过去，而将希望变为现实。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适当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改为“鼓励一胎，容许二胎，杜绝三胎”，在推行中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如税收、福利方面的优惠和限制；对一胎率高的地区更应该及时转变，以避免一孩家庭的后遗症；在本来就要鼓励人口迁入的边远地区或垦区还可更灵活些，以保持人口的稳定发展和合理分布；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人口的素质，制止目前人口素质“劣化”的趋势。尽管这样做会使中国人口达到顶峰的时间有所推迟，人口总量也会比原定目标多一些，但对中国人民有长远的利益，是值得的。
摘自《我们应该有反思》，葛剑雄著
中信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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