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文人周作人
他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最富争议、同时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无法回避的一个人物——周作人。
说起周作人，这至今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有关他的各种争论，学术界是此起彼伏、从未停息。面对他，至今仍有许多困惑和问题。周作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一生所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我们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是颇有启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正式宣战，华北局势日益紧张。“走”与“不走”成了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人生选择。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9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宣布南迁。同日，胡适、叶公超、梁实秋等一大批文化名流纷纷南下。但周作人始终未动。此时的周作人对当时中国的两大政治势力都持不信任态度，他既不愿南下随国民党，也不肯北上跟共产党走。这让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不免为他感到忧心忡忡。不久就发生了周作人出席日本人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事件”。消息一出，全国舆论哗然。1938年5月14日，《抗战文艺》一卷四号上发表了由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组织的18位作家联名写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如下：
作人先生：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过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矛 盾 郁达夫 老 舍 冯乃超 王平陵 胡 风
胡秋原 张天翼 丁 玲 舒 群 奚 如 夏 衍
郑伯奇 邵冠华 孙罗荪 锡 金 以 群 适 夷
信是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改。署名的作家当时有的不在武汉，就由楼适夷代署并事后通知。同年8月，胡适从伦敦寄信一封再次劝说周作人。或许是朋友们的劝说产生了作用，此时的周作人尚能保持头脑理智与清醒，一再坚持辞谢日伪的各种劝诱。这从他这一时期的日记就能看出：3月22日，辞伪满州大学之邀。4月至8月，再三辞伪北京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大学之聘，并劝友人勿加入文化协会。6月12日，辞不入留日同学会，退还捐册。8月15日，辞不入“东亚文化协议会”。9月18日，辞不受任所谓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此外，还辞谢日伪各方宴会、约稿，邀访多次。看来周作人似乎是要下决心躲入书斋作乱世之中的隐士了。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发生了1939年元旦的枪杀事件。据周作人自己回忆说：“那天上午大约9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赴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旧历新年，门房里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以脱逃；而帮忙的车夫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穿过。”经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周作人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
枪杀事件虽说是有惊无险但却加速了周作人的投敌叛国。周作人认为客观形势已不允许他再作犹豫，否则他就有性命之忧。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受命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1940年12月19日，汪伪中央委员会31次会议正式任命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月4日周作人赴教育总署举行就职典礼并向全体职员致训词。至此，周作人“完全下水”。
周作人充当汉奸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其中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家室之累”的客观原因，也有“趋利避害、贪生怕死”的主观因素。但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周作人目光短浅、缺少远见，仗着自己出身水师过于相信日本海军力量之强大，而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以至于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持悲观的“必败论”；二是安土重迁和贪图享受的惰性使得他不肯放弃北平优越舒适的生活；三是家庭影响，其妻信子、妻妹芳子起了很坏的作用。要说周作人毫无爱国之心那是不客观的。远的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也曾多次著文批评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由此可见，周作人并非没有正义感。不过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在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有时甚至会变得很出奇。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沉稳有余，魄力不足。这一点在周作人的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他性格的软弱动摇、怯弱怕事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判断和抉择。时也，命也！正是周作人的性格造就了他的人生悲剧。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理周作人。在此后法院的取证调查中，以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出函证明北大复校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原北京大学校长（时任行政院秘书）的蒋梦麟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北大曾确派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四人为“留平教授”，保管校产。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诸人也一再证明周作人曾对他们有所掩护。与此同时，沈兼士、俞平伯等15位大学教授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引述了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对周作人的攻击，以“证明周氏在伪组织中言行有于敌寇不利”，“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称“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推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俾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兼寓为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情理实为两尽。”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周作人的命运。1947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最初为14年，后改判），剥夺公民权10年。”此后，周作人便一直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直到1949年1月26日被保释出狱。
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一开头即是一番表白：“我写这封信给先生，很经过些踌躇，因为按照旧的说法，这有好些不妥当……有些是拍马屁，有些是丑表功，说起来都是不很好听的。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现在的时代既与从前的不同，旧时的是非不能适用。我们只要诚实的说实话，对于人民政府，也即是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不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信给先生。”接下来，周作人大谈自己对共产党的好感。据说，这封信后来转到了冯雪峰的手里。冯看完信后，很生气地说：“周作人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冯雪峰的这一举动是不是预示着周作人此后的命运呢？
1952年3月18日，周作人突然收到《亦报》来信，通知其已发表了一半的《呐喊衍义》被“腰斩”。文章腰斩，译书合同中断，这不仅在精神上给周作人以巨大压力，同时在经济上也构成极大威胁，“财源枯竭”对周作人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此后，周作人几乎每月都要向友人借款救急，每次借30元左右，等稿费一到又赶紧去偿还人家。年近古稀，还要为生活奔波，此番情景确实也够凄凉。
然而这一切还仅仅只是个开头， 1966年“文革”开始，周作人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4月16日，周作人翻译的《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这是他最后的遗著。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4月26日，周作人写好了遗嘱的“定本”，交代后事：
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与此同时，周作人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将身边的“长物”分赠故旧，留作纪念。他的老学生张中行得到了周作人赠送的寿石工刻的一方长形石章，文字是杜牧句“忍过事堪喜”。
5月17日夜，周作人开始尿中有血。6月25日经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8月23日他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
1967年5月6日早晨，儿媳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下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了玉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周作人吃的干干净净，未见任何异常。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赶紧给张菼芳打电话，把她从学校叫了回来。张菼芳回家后，发现公公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阖然长逝了。
纵观周作人一生之思想，主要有三个要点：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周作人是一个真正有着独立思想的人。他认为，无论用什么名义去强迫人去侍奉社会，都不行。他强调，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表现个人的情思。他反对艺术上的功利主义。他认为功利的批评过于重视艺术的社会意义，忽略原来的文艺性质。
周作人一生致力于反抗专制，包括反抗专制的性道德。1924年周作人在《语丝》第5期发表了《女裤心理之研究》一文。某教育会联合会郑重通过一项关于女学生制服“袖必齐腕，裙必及胫”的议决案。周作人一眼看穿，一语中的：“教育会诸公之取缔‘豁敝脱露’，正是畏惧肘膝的蛊惑力，怕窥见人家而心荡神摇。他说，人们“重礼教”“最大的（理由）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的过薄”，极端的禁欲主义掩盖着的正是变态的放纵欲求。周作人认为，对性过失过于严厉的社会制裁，以至对两性关系（关注）过多的社会，恰恰是社会不发展，还停留在原始阶段的表现。真正现代文明社会要尽可能地减少对属于个人范围的事情的干预，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只要不因此而生添痴狂低能以贻害社会，其余都是自己的责任，与公众没有什么关系。出现了性过失，也仅仅关系当事人双方，即使第三者可以从旁评论，也当体察而不当批判。周作人对建筑在个人责任感基础上的两性关系的这种自由与宽容的态度不，不要说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就是在今天也依然是惊世骇俗。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的散文艺术家。冯雪峰说：“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能相比。”林语堂说：“周作人的散文闲逸清顺，是散文应有的正宗。”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好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朱光潜在读了周作人《雨天的书》以后这样谈他的感受：“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情趣，……在读过装模作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的小说以后，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看院子里花条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吃食’，20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姑一类的故事，却是一大解脱。”
周作人的散文重情理、有见识、行云流水、冲淡平实。在他冲淡的笔调下，谈到苍蝇的传说，也谈到水乡的乌篷船；谈到江南的野菜，也谈到北京的茶食；谈到埃罗先科，也谈到希腊的哲人；谈到被屠杀的尸体，也谈到平安的接吻。读他的文章，好像一个久居北京的人突然走上了西山的路，鸟声使他知道了春天，一株草，一塘水使他爱好了自然，青蛙落水的声音使他知道了动和静，松涛和泉鸣使他知道了美；然后再回到了都市，他憎恶喧嚣，他憎恶人与人之间的狡狯，他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他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呵，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旅行，充满了隐逸和叛逆的一个旅行。每个“寻路的人”，请你走到你的终点之前，分出一点时候，只要一点就够了，去走一走这条路，并且看看那路上的一切，如果你不是那么急急的赶路的话。周作人现身中国文坛60余年，写下了大量堪称经典的散文。这些文章返璞归真，中有含蓄，如“苦茶”一杯，颇堪回味。
周作人是一个拥有人生智慧的人。周作人说，人除了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总要有些无用的游戏与享乐，这样生活才觉得有意思。例如，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无用的装点”，却体现了生活的另一种意义。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好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在《喝茶》一文里，周作人又将这种“生活之艺术”归结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的生活哲学”。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周作人是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他生逢乱世，一生追求自由理想，追求“生活的艺术”，但最终却落了个“汉奸”的罪名，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气节。凡是出卖或背弃了自己过去一贯持有的信念，为了卑鄙的个人目的，或投降敌国，或在邪恶面前屈膝，卖论取官，不知羞耻，都会被人视为变节而遭到唾弃。周作人附逆一事，完全违背民族大义，丧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是无法取谅于国人的。周作人是汉奸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反面人物”。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与其兄鲁迅并肩作战，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即使是在出任伪职后也曾做过诸如救助李大钊家属、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等有益工作。
对于周作人，曹聚仁曾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指出周作人“十余年内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同时，他强调周作人“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周作人一生奉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趣味主义、闲适主义，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周作人一生向往不问世事、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一生想住在不闻鸡鸣犬吠的书斋，吃苦茶，读闲书，写幽默闲适小品。在那样一个乱世里，周作人的作法显然是违背时义。
1929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但即使是闭户读书，周作人也无法排遣他内心的寂寞。他读书“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慨，圣贤教训之无用武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在浊世中”，“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到寂寞”，“知识也总是有些苦味”。由此可见，“闭门读书论”这里既有面对历史循环的无可奈何，又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既不敢说话，却不能“忍耐着不说”的选择的两难。此后，周作人又提出“苟且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的命题。周作人把个体生命价值置于第一位，这是处于“乱世”之中“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选择，这包涵着浓厚的屈从于现实的意味。
周作人一生深感寂寞，内心隐藏着难言的孤独与悲凉。在时代的漩涡中他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然而他的努力是徒然的，历史大潮有它自身客观的逻辑，挟裹其中，如同一片树叶，身不由己，顺流而下，直奔某种归宿。周作人一直试图“超越政治”，可这怎么可能呢？他原本是站在一旁“看戏”的，但时代却无情地将他推到了“台”上，扮演了一个历史的丑角。他一生尽管苦苦挣扎，但始终逃不出时代的漩涡。周作人的悲剧，是现代知识群中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周作人悲剧的意义在于在那样一个“不是死，便是生”(鲁迅语)的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怎样艰难苦痛的自我嬗变。舒芜曾说：“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这话实在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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