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刘建军：《神圣家族》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启示
（张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携手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它不仅是科学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献。在当今时代，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相关思想和论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哲学，揭露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为社会主义奠定唯物主义基础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理，并包含着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展开的思想萌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去研究这部著作，发掘其中的丰富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关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关注意识形态影响下人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变化，关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和传播。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研读《神圣家族》，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相关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自我意识哲学”，阐明了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现实的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决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神圣家族》首要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识破自我意识哲学的幻想。被马克思斥为“说教有术”的布鲁诺·鲍威尔一伙的理论错误，首先是夸大了思想观念、自我意识的作用。作为黑格尔思辨哲学变种的自我意识哲学，用“无限的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吹嘘“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认为“‘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的创造者”[1]（P178），一切事物都起源于无限的自我意识并在其中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据。相反，物质世界只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形式，“世界不过是自我意识制造出来的形而上学的区别，是它的以太头脑的幻影和它的臆想的结果”[2]（P178）。其次，自我意识哲学把观念夸大为历史的动力，鼓吹单凭自我意识的力量就能改变一切现存的事物。在他们看来，自我意识“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各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3]（P45）。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全在于批判。“‘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4]（P15），“理论”是“一切事物的起源”[5]（P129），革命实践是毫无意义的。再次，自我意识哲学否认思想观念的现实基础，把思想观念与现实的人对立起来。鲍威尔一伙认为，思想观念的东西是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它们有自身单独运演的历史轨迹和节奏，并不服从于现实生活的安排，相反，现实生活却必须要服从于它们的安排。
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一伙的自我意识哲学予以猛烈抨击。首先，强调了现实生活对于思想观念世界的先在性和基础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我意识哲学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怪物”，其本质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6]（P174）。他们在一切领域贯彻自我意识哲学的结果，只能是同自己臆想的幻影打交道，“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7]（P105）。其次，批判鲍威尔一伙对“纯粹的思维”作用的夸大实际上是遮蔽和扼杀了人的现实需要和利益。鲍威尔一伙认为工人们可以用通过思想意识的变革来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强调“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8]（P66）。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洞察了这些观点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消极影响，明确指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不可能让工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摆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而事实上，工人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9]（P66）。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自我意识哲学的过程中，阐明了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思维是存在的派生物，思想必须立足于现实、从属于利益；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必须植根于实践。这就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虚幻的臆想或空洞的说教，而是扎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改造、创新和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人学基础
对人的看法向来都是世界观的突出反映。[10]（P169）人的问题是青年黑格尔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格尔用绝对精神代替人，鲍威尔一伙把人看做抽象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后，摒弃了黑格尔的理性的人，开始对人进行唯物主义的考量。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11]（P25）也就是说，要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人，就既不能囿于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也不能滞留于黑格尔的“人本身”。而应从现实的人的实际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去揭示人的本质，即“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2]（P295）。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哲学，清楚地认识到宗教、国家和思辨哲学的秘密就在于人，所以他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3]（P177）。同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在费尔巴哈已经“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14]（P118），是“恢复一切陈腐的废物”[15]（P119）。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已摒弃把自我意识看成人的本质，通过对“对抽象的人的崇拜”的批判，开始转向了现实的人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对抽象的人的崇拜”的同时，提出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为历史的基点。他们深刻地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6]（P118－119）当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完全摆脱抽象的人的观点，有时仍然把“现实的人”即丧失了自己的对象和自己的物质生活内容的工人叫做“抽象的人”，而把“抽象的人”即重新获得实物世界、实现了自己本质的人叫做“现实的人”。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没有完全理清人的本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逐渐向新世界观的出发点靠近了。在完成这一著作的几个月后，马克思在“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同时，针对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明确提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P505）的著名论断。至此，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地解答了人的本质问题。
可以说，由《神圣家族》实现的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重大转变，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重要的人学基础。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所形成的生活世界是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一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应该摒弃“抽象的人”，立足和面向“现实的人”。
（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精神”和“群众”对立的观点，阐述了群众与精神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群众史观的基础
“精神”和“群众”对立的观点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中心，是自我意识哲学在历史领域里的贯彻。青年黑格尔派蔑视群众，自命为是精神的代表，把历史看做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史，将历史的进步完全归结于纯理论的进展和纯思想的冲突。而将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看成是“革命剩下来的渣滓”，完全排除在历史之外。他们企图通过宣扬“英雄”和“群氓”理论，来消除存在于普遍自我意识之外的一切东西，而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征讨“群众”。他们认为，精神是同群众毫不相干的独立的本质，是历史进步的唯一的积极因素；相反，群众不配有精神，它只能是“思想的对立物”。如果精神得到群众的“崇拜”，那就是最大的不幸。所以，他们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的敌人”[18]（P105），“精神的真正的敌人应当到群众中去寻找”[19]（P104），“现在精神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中去寻找”[20]（P105）。
马克思怒斥了对群众“从道德上去加以侮辱”的鲍威尔一伙，并揭露他们编制精神和群众对立的思辨方法，即：首先，给精神赋予绝对权限，把精神作为造物主；其次，把精神视作存在于世界以外和群众以外的信条；再次，把“精神”、“进步”和“群众”变成凝固不动的本质、变成概念，然后又把“精神”和“群众”当做一种永久不变的极端对立起来。鲍威尔一伙关于精神和群众对立的观点，“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21]（P108），反映的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物质的群众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这种历史观：“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22]（P109）在批判这种反动谬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总结以往历史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3]（P10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作用的论述，从总体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目的、任务和内容。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群众和精神是统一的。群众既从事物质生产，也从事精神生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思想政治教育是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事业，是教育群众、说服群众、掌握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的，它的主题就是帮助人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有实效性，就必须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既要善于深入群众实践，汲取群众智慧，厚植群众基础；又要善于掌握群众需要，开展思想教育，提高群众觉悟，推动社会进步。
《神圣家族》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直接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精辟论断。这些论断说理清晰、蕴涵丰富，对于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现实启示。
论断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在《神圣家族》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将“精神”和“群众”对立的反动观点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4]（P103）。这就是说，思想不是某种空洞的抽象物，世界上不存在脱离人的现实利益的纯粹的思想，也不存在所谓的完全抽象的“普遍利益”理论。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从一定的利益出发，基于一定的利益并为一定的利益服务的，不受任何利益因素干扰的理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对重要范畴——“思想”和“利益”的关系，也提出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物质利益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自己世界观转变的关键，也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教育对象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转变的关键。
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应关照的问题。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曾提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5]（P187）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用“利益”分析了历史的和群众的活动，理清了物质利益与思想动机的关系问题。思想是由物质利益和阶级利益决定的；思想要变成现实，就要掌握群众，但思想要掌握群众，就首先必须反映群众的利益。这就告诉我们：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要依据群众的现实生活来建构思想理论，另一方面要切中群众的利益诉求开展宣传教育，而不能脱离群众的物质利益来进行空洞说教。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要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
论断二：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无限夸大“精神”、“思想”的作用时，还第一次阐明了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原理。马克思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6]（P152）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思想的本质及其作用原理，而且它实际上也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萌芽。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从当时社会的物质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超越性，但是，这种独立性和超越性都是有限度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7]（P550）思想本身不能够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只能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物质生产和阶级利益的反映。但是，先进的思想是有预见作用的，它能够超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范围，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28]（P599）。当然，先进的思想要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还要有以其为指导思想的革命群众。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社会传播其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工作能否取得实际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不是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存在，是不是代表了先进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29]（P320）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告诉我们，要准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作用，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性和实践性，防止和克服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万能论”的倾向。思想政治教育应当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服务，为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服务。
论断三：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
马克思在概述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说明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时，对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持的“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30]（P165）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基于这些唯物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指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31]（P334－335）他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环境与人的辩证关系。环境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的思想和行为与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环境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思想和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人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人能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造和变革环境，使之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也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32]（P504）人永远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发展的。
马克思对于环境与人关系的论断，是指导我们正确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积极创建以人为本的教育环境的基本原则。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教育活动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环境状况对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以及思想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思想教育环境是一个外延宽泛的“生态圈”，既包括社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大众媒介环境等宏观环境，又包含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区环境和同辈环境等微观环境，这些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于教育对象，并对其思想品德产生影响和教化。创造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使其产生更好的正效应，传递更多的正能量，具有基础性意义。马克思的论断实际上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标准或原则，那就是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创造环境、优化环境。社会环境只有符合人性、切合人的本质、契合人的需要、统合人的利益，才能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正向的引导、积极的教育作用。
论断四：自由、正义、美德只能是“人民”的生命表现，只能是“人民大众”的特性。
针对“绝对批判”把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提出的“自由人民”思想描绘为一种“矛盾”的反动观点，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予以了抨击，指出“绝对批判”的言词是“绝对的空话”，同时明确提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所主张的自由、正义、美德只能是‘人民’的生命表现，只能是‘人民大众’的特性”[33]（P322）。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既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精神”与“群众”对立的错误观点的有力驳斥，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主体原理的形象阐述。与鲍威尔把群众视为精神的敌人的观点截然相反，马克思认为群众不仅是精神生产者，也应是精神占有者。崇高的精神、先进的价值，只有是“人民”的生命表现时，才能被人民所认同和践行，只有“以质朴平淡的方式”体现“人民大众”的特性，才能得以实现。这一论断对于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特别是对于我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由、正义、美德，是人类社会恒久追求的意义和向往的价值。这些价值理念，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些理念，都曾在不同的时代被宣扬过，也被不同的阶级所标榜过，但终究在人民群众推动的历史进程中暴露了其虚伪性和局限性。真正能强基固本、凝心聚气的价值观只能是具有“人民大众”特性的价值观。我们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大众”特性，也即“人民性”。一方面，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价值理念来说，每一个价值理念都是维护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利益、体现当代中国人生命表现的，是“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34]（P169）。另一方面，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要使其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遵循，就必须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形式和方式，而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实际，空喊口号。
《神圣家族》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而且就整部著作的历史地位、理论重点和写作风格而言，对我们做好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有着重要启示。
第一，《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的里程碑，首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对当前确立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基础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尖锐而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35]（P20），“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36]（P56）。通览文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闪闪发光，很多理论问题在这里实现了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其一，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的概念，揭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认识某一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37]（P191）。尽管这里的“生产方式”概念还很笼统，但是已经被作为认识历史时期的标志、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其二，第一次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并将其视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精神生产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需要考虑生产该产品所必需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精神生产的内涵和特质，但是将其与物质生产并列，是重要的理论突破。其三，开始从“现实实物世界”中观察人的本质。对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此之前已有过精妙的论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提出：“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38]（P245）在这里，他把人的本质同历史的发展、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考察，为之后提出科学的人的本质概念奠定了基础。其四，提出了“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39]（P322）观点，强调“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40]（P312），潜在地包含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其五，理清了“群众”和“精神”的关系，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初步论证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
尽管《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一部著述，一些理论观点还不尽完善，但是，深入挖掘和准确解读这些重要的理论突破，对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弥足珍贵的。如上所述，《神圣家族》中阐释的人的本质理论、精神生产的观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理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理论等等，无一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完整准确把握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是当前确保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
第二，《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思辨结构的秘密”的力作，彻底揭露了思辨哲学及其研究方法的荒谬本质，对深化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神圣家族》不仅从本体论上说明了整个世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而且还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思辨结构的秘密”，颠覆了思辨哲学及其方法。马克思以“一般果实”和个别水果的关系为例，具体地分析了思辨创造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先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中抽象出“果实”这个一般概念；第二步，想象“果实”这个抽象概念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本质，是苹果、梨等的真正本质，并且“果实”是苹果、梨等的“实体”；第三步，就是宣布苹果、梨等具体水果是“果实”这个实体的简单存在形式，是它的样式。马克思以清晰的逻辑和精练的语言，描述了思辨唯心主义的“逻辑推理”，并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指出：这实际上是把思维的过程看成“造物”的过程，“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41]（P280）。它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即把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做独立存在的本质，并把它看做是客观事物的创造者，而客观具体事物只是一般这个独立存在的本质的简单存在形式。
《神圣家族》中对思辨哲学及其方法的批判，是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由思辨向实证转向的集中表现。当然，这种转向最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的，马克思对实证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2]（P526）马克思实现的从思辨向实证的研究方法转变，对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但其科学性、实效性依然踯躅在艰难的改善和提升之路上。究其缘由，与研究方法的择取和应用不无关联。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不足就在于，马克思所批判和超越的思辨方法依然被一些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所运用，他们善于炮制一些“乌托邦的词句”，经常做出没有事实根据的臆测、臆断，或是发表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空泛议论，不仅不能解决真问题，有时候还惹出新麻烦。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就必须摒弃玄学思辨方法，坚持科学实证方法，从“观察”和“事实”出发，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以及“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研究人、教育人、引导人和塑造人。
第三，《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发表的首部论战性著作，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思潮的文风话风，对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和艺术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起从理论上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这股“荒谬而有害的思潮”的一部论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对《文学总汇报》的鲍威尔一伙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辛辣的、无情的、致命的批驳。论战性是这部著作一个鲜明的叙述特点。一是从批判的对象来看，批判的是一伙人，而不是一个人，批判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分支——以鲍威尔为首的“神圣家族”，因而在出场上有先后顺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叙述方式是从一般人物到重要人物，即先从赖哈特、法赫尔·荣格尼茨到第二号人物埃德加·鲍威尔，再到一号人物布鲁诺·鲍威尔。二是从批判的内容来看，整个批判是由几个分批判组成的歼灭战。战役从外围作战开始，然后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从批判《文学总汇报》的一般文风，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从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到揭露思辨结构的秘密；再到揭露它的认识论的根源和理论来源。[43]（P26）三是从批判的话语来看，幽默中隐含着嘲讽，犀利中充溢着辛辣，从标题表述到借喻说理，整部著作针锋相对、鞭辟入里。如以“订书匠”称呼赖哈特的拙劣文风、以“磨坊主”嘲讽法赫尔的遣词造句水平，以“认识的宁静”来指代批判把一切现实的斗争变成思想斗争，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基本上都是在同各种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种种错误观点、方法和作风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神圣家族》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论战性著作呈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面对错误思潮和观点时的态度和应对策略，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现实中的理论困惑，疏导人们的思想问题，是需要一定的宣讲策略和叙述艺术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面对错误的思潮和观点，要敢于亮剑搏击，敢于讲理论争，找准切入点，掌握话语权，特别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勇于运用批判方法讲道理，使用有“辣味”的话语做工作，从而取得说服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实效。（编辑：李园园 校对：龚春燕）
[1][2][3][5][6][7][8][9][13][14][15][16][18][19][20][21][22][23][24][26][30][37][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11][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陈先达：《陈先达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27][31][32][33][39][40][41][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5]《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3]高光：《科学世界观形成中的里程碑——〈神圣家族〉的学习与探讨》，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
（文章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