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的谬误——人是如何欺骗自己的？
冒险者事竟成
设想你需要做下列两组决策。首先查看全部决策，然后作出选择。
决策（1）：从A、B中作出选择：
A.肯定能赚到240美元
B.有25%的概率得到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决策（2）：从C、D中作出选择：
C.肯定会损失750美元
D.有75%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25%的概率没有损失
绝大多数人都会选A不选B，选D不选C。人们在收益状态下更倾向于规避损失，在亏损状态下更倾向于承担风险。在一次实验中，有73%的受试者在决策（1）中选了A，在决策（2）中选了D，只有3%的人选择了B、C选项。
现在，请继续思考下面的选项问题：
AD.25%的概率获得24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60美元
BC.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75%的概率损失750美元
这个问题很容易！BC选项明显比AD选项更“占优”（即BC绝对好于AD）。你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吧？在第一组决策问题中有压倒性优势的选项AD（在第二个决策问题中）是不被看好的那两个，只有3%的受试者一开始就选择了它们，而现在却有73%的受试者选择（上次）概率不理想的选项BC。
这个例子说明处于收益状态时规避损失、处于亏损状态时承担风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些态度会使你不愿冒险，而愿付出额外的费用以避免可能的亏损。
在同时面临这两种问题时，你的矛盾态度所带来的结果就不会很乐观。
第二个实验，用抛硬币来打赌。
如果是背面，你会输掉100美元。
如果是正面，你会赢得150美元。
这个赌局吸引人吗？你想参加吗？
为了作出选择，你必须平衡得到150美元时的满足感和失去100美元时的失落感。你有何想法？尽管这个赌局的预期值显然是有利的，但你可能还是不愿下这个赌注，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这样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失去100美元的恐惧比得到150美元的愿望更强烈，即“失去比得到给人的感受更强烈”，因此人们往往会规避损失。
那么，如果打100次这样的赌，你愿意么？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答案是愿意，因为从概率上来看，1000次赌博后稳赔不赚。
人们在进行一次赌博时不乐意，但却愿意参加100次这样类似的赌博，这二者矛盾么？
我理解你对赌输的反感情绪，但这种情绪会让你损失很多钱。请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已经活不长了吗？这是你这辈子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小赌注吗？当然，你不太可能再碰到和这个完全一样的赌局，但你会有很多机会碰到吸引人但赌注相对你的财产来说很小的赌局。如果你能将这些赌局看做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并重复念咒语：有赚有赔。这样，你在经济上就会更理性，也能在无形中帮自己赚到一大笔钱。
当然，在说这个咒语时还需记住以下几个条件：当所有赌局都真正相互独立时，它才适用；它不适用于同一行业的多种投资，因为这些投资可能会同时遭遇失败。只有在可能的损失不会使你的全部资产处于危险时它才有效。如果你不想某一次损失成为影响你经济前景的重要阻碍的话，就请注意！若一个赌局中每次下注赢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就不该将咒语用在这个风险大的赌注上。
如果你有这条规则所要求的情绪戒律，就永远不会孤立地考虑一个小的赌注，或是在小的赌注上规避损失，直到你快要进入棺材的那一刻（或许在那个时候还是不会这样做）。
要记住我们一生要面临千千万万个类似这样的“小赌注”，如果我们能够take a chance，总体下来或许结果不差。总是选择保守反而可能慢慢侵蚀你的财产和前景，就像德扑里有的极端保守的玩家，总是选择一次次放弃盘面上的小额赌资，等到局数一多，其财产也可能被侵蚀得差不多了。
不愿意冒险也会使机构受损。理查德·泰勒曾与一家大型企业的25名部门总经理进行过有关决策制定的讨论。他请他们考虑一个有风险的选择，作这一选择，他们可能赔掉自己的大量资金或是使那笔资金翻倍，其中赔和赢的可能性是相当的。没有一位经理愿意接受这个如此大风险的赌局。
泰勒又询问了这家企业执行总裁的意见，他当时也在场。这个执行总裁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想要他们所有人都冒险。”
在这个谈话的情境之下，这位执行总裁很自然地采用了宽框架，这个框架综合权衡了所有25个赌注。就像面对100次抛硬币机会一样，这位总裁可以依靠统计结果来使整体风险降低。
要像商人那样思考，明白有赔有赚，所以对于损失不要过分厌恶和在意，学会冒险。
永远不要孤立地考虑一个小赌注。
什么时候我们会更后悔
想象以下两种情境：
保罗在A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想要将股份转移到B公司，但最终决定还是不那样做。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将股份转到了B公司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乔治在B公司持有股份。在过去一年里，他将股份转移到了A公司。现在，他了解到，如果他当时坚持保留B公司股份的话，可以多赚1200美元。
谁会更后悔呢？
结果很明显：8%的受试者说是保罗，92%的受试者说是乔治。
这很令人好奇，因为从客观上来说，这两位投资者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现在都拥有A股，而且如果拥有B股可多赚同样多的钱。唯一的区别在于，
乔治没能赚更多钱是因为他采取了行动，而保罗则是因为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小事例说明了一个大道理：
人们对由于采取行动而导致的坏结果，会比因不采取行动而产生的坏结果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后悔）。
这导致人们做决策时往往倾向于保守。
马后炮是怎样炼成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太多人说“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就知道这场危机不可避免”。然而事实上，在2008年之前，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声音。即使有人知道有危机，他们也并不知道是何种危机。
有太多这样的后见之明。以近期的一些预测为例。
2018年初的那一波股市下跌前，几乎所有机构和个人都是极力吹捧投资股市是目前经济周期下最好的策略。而在那儿之后，大家纷纷撰文解释股市下跌的原因，而那些原因大多是早就存在的。
在2017年上半年美国原油价格仍然一蹶不振之时，绝大多数国内外的机构都预测美国页岩油能够持续牵制OPEC的减产行为导致油价难以迅速上涨。而在17年底油价持续大涨后，大家马上转而强调供给存在风险，并迅速抬高对未来油价的预测值了。
在茅台这两年真正大涨前，几乎没有人相信它能站上700。即使是15,16年推荐茅台的券商研报，给出的目标价也远远低于未来半年茅台的涨势。
为什么人们会有后见之明？
首先请牢记一句话：大脑喜欢连贯的故事。大脑倾向于根据有限的信息来拼凑一个看似合理通顺的故事并且执着地相信它。
更可怕的是，大脑甚至会篡改以前的记忆来让自身的记忆变得一致。
也就是说：当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时，我们会立即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以适应这种意外。一旦接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或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就会立即丧失很大一部分回忆能力，无法回想起自己观点改变之前的那些想法了。
这个厉害了，确实不可以低估人类自我欺骗的能力啊。
很多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人们观念发生改变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实验人员选了一个尚无定论的话题，比如说死刑，之后他们仔细测试了受试者的态度。接下来，受试者们会看见或听见一则颇具说服力的信息，这则信息对所选话题持或赞同或否定的态度。然后实验人员再次测试受试者的态度，受试者往往倾向于他们看到或听到的那个观点。最后，受试者要说出自己在实验前的观点。这项任务也许很难。受试者被问到之前的观点时，说的往往就是现在的观点，这便体现了替代理论，而且很多人都无法相信他们之前的观点与现在的不同。
你无法重构过去的想法，这种情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你低估自己受往事影响的程度。巴鲁克。费斯科霍夫率先揭示了“我早就知道”效应，或者说“后见之明”现象，当时他还在耶路撒冷读书。在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和苏联之前，费斯科霍夫和鲁斯。贝斯（我们的另一名学生）作了一项调查。受试者需要对尼克松此次外交破冰之行中可能出现的15种结果的可能性作出评估。毛泽东会同意与尼克松会面吗？美国会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吗？眈眈相向几十年之后，美国还会和苏联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吗？
尼克松访问结束后，费斯科霍夫和贝斯让这些人回想他们对15个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预测。结果很明显。如果一个事件果真发生了，人们就会夸大自己此前作出的预测的可能性；如果可能的事件并未发生，受试者就会错误地回忆说自己当初一直都认为此事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接下来的多次实验表明，人们不仅会高估自己最初的预测，还会高估其他人作出的预测。
普遍存在的后见之明导致，当一件意外发生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当初的决策制定者太过愚蠢，认为当时的工作人员过于玩忽职守。譬如医生做了一门常规手术，期间发生了意外情况导致了病人死亡，实验证明后期人们会更倾向于认为医生当时忽视了应该注意到的风险。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结果偏见”。简单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如果结果是坏的，人们就认为决策制定者有问题；结果若是好的，人们认为应该如此，并不会对决策制定者有所褒奖”。“结果偏见”对于决策制定者极不公平，因为人们更多时候都是“事后诸葛亮”。
结果越糟糕，后见之明的偏见就越严重。遇有重大灾难发生时，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们尤其容易相信那些没能预见到这场灾难的官员玩忽职守，置公民安全于不顾。2001年7月10日，中央情报局得到消息：基地组织可能正在谋划一次针对美国的重大袭击。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并没有把这则消息传达给总统乔治·W·布什，而是告知了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当事实浮出水面之后，《华盛顿邮报》的传奇编辑本·布莱德里（Ben Bradlee）表示，“如果你对即将主宰历史的事件有所了解的话，也许就有机会直接登上总统宝座了，我认为就是这么简单”。但在7月10日这天，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有可能知道，这则消息最终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这种后见之明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成本。后见之明的盛行使得决策制定者不愿意冒风险。譬如医闹事件越来越普遍，导致医生们以多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诊疗程序：要求患者作更多检查，请教专家更多病例，采用保守疗法，即使这些方法未必奏效也要用。这些行为与其说对病人有益，倒不如说是保护了医生，但这也是当前环境下医生们的无奈之举。
后见之明也使得众多的商业案例，成功学书籍盛行。我们疯狂地从一个个成功的企业、个人身上寻找成功的要素，认为知道了这些要素并付诸实践便会成功，但我们忽视了运气在成功中的巨大作用，正如我们永远看不到背后那成千上万的失败案例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故事和书籍往往夸大了个人、管理等在成功中的作用，但是读者们对成功的渴求足以使他们忽略这一点。
大脑会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比现实中的更整洁、更简单、更可预知，且更富逻辑性。认为人类对过去了然于心这一错觉会带来更深层次的错觉，以为人类可以预知并控制未来。
因为我们很难坦然接受世间事物的不确定性。
中彩票与恐怖袭击
买彩票的人总相信自己有一天会中奖，尽管概率微乎其微。一次恐怖袭击足以使一个国家甚至全球在一段时间内都人心惶惶，尽管对单个人来说遭遇恐怖袭击的概率也是微乎其微。
中彩票大奖的心理与对恐怖主义事件抱持的心理是类似的。这两个例子的实际发生概率其实都非常小，但这种可能性却被人们高估了。一个事实是：
“罕见事件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过度重视。”
举个栗子。
若在以下4种情况中，得到100万美元的概率都提升了5%，你认为这个消息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A.从零提升到5%。
B.从5%提升到10%。
C.从60%提升到65%。
D.从95%提升到100%。
依据预期原理来看，每种情况下你得到100万美元的效用都提升了5%。但这么说与你的经验相符吗？当然不相符。
大家都知道：从零提升到5%和从95%提升到100%要比从5%提升到10%或从60%提升到65%更具诱惑力。从零提升到5%意味着情况完全转变，从无到有，产生了赢得奖金的希望，这是一种实质性改变；而从5%到10%只是一种数量上的提升，是将赢得奖金的可能性翻倍，但这种情况下的心理价值并没有翻倍；从零到5%的巨大转变表明了“可能性效应”（possibility effect），这一效应会是我们高估那些出现可能性极低的结果的发生频率。大量买彩票的人表明，他们愿意花超出预期价值的钱来换取赢得大奖的渺茫机会。
从95%提升到100%是另一种实质性改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那些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现的结果（比如95%概率会出现）受到的重视程度要小于其理应受到的重视程度。
在这“从无到有”和从“几乎确定到完全确定”的事例中，对于小概率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都被抬高了。前者是高估了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后者是高估了“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发生的概率。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尽管我知道飞机失事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是我很怕坐飞机。小的时候，我听闻有天上火球突然落地烧死人的事件，担心了好几年我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火球。当然，这些事件从未发生过，但这些风险产生的栩栩如生的画面都使我高估了其风险。
人们对事件概率的估计还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譬如，对事件的描述方法会影响人们对概率的判断。在一个实验中，有关专业人员需评估让一位精神病患者出院的安全性。这个精神病患者叫琼斯，有暴力倾向。他们收到的信息包括某位专家对风险的评估，但同样的统计数据是用两种方式表述出来的：
评估那些与琼斯类似的病人，专家发现他们在出院后最初的几个月里对他人使用暴力的概率是10%。在100个类似琼斯的病人中，大约有10个人在出院后的前几个月里对他人使用暴力。
看到第一种描述的专业人员让病人出院的概率几乎是看到第二种描述的专业人员的2倍（概率分别为41%和21%）。对相同的可能性，更加生动的描述相对于一个单纯的数字，产生了更高的决策权重。
下次买彩票前，或者幻想好事临头前，要三思了。
心理账户
两个狂热的球迷计划到离他们约64公里远的地方看篮球赛。其中一个人买了门票；另一个人在买票的途中遇见了一个朋友，免费得到了票。现在，有预报称比赛当晚会有暴风雪。这两位持票的球迷谁会更愿意冒着暴风雪去看比赛？
答案很明显，我们知道买了票的那个球迷更有可能会去。心理账户也为此提供了解释。理性的经济人可能会意识到这张票已经付了钱，而且已经不能退换。票的成本已经“沉没”了，这位经济人不应该再在意这张球赛门票是自己买的还是朋友赠的（如果该行为人有朋友的话）。
但是显然，在心理感受上二者是不同的。对于前者开设的心理账户而言，不去看比赛是更大的损失，因为票是他购买的，因此他更会冒着风雪去看比赛。
另外一个例子也能够很好地说明日常生活中“心理账户”的存在：
一位女士买了两张价格为80美元的电影票。当她到了电影院时，打开钱包却发现票不见了。她会再买两张票吗？
一位女士到了电影院，本想要买两张80美元的票，但排到时，她打开钱包却发现用来买票的160美元不见了。她可以用信用卡买票，但你觉得她会买吗？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位女士如果丢了票会回家，不看电影了。而且大多数人相信，如果她丢了钱，她就会赊购票看电影。
其中的解释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这个问题涵盖了心理账户和沉没成本悖论。不同的框架会触发不同的心理账户，且损失的严重性如何要看其指向的账户。
若看某场表演的票丢了，人们很自然地会将损失指向“表演”这个账户。损失显然已经翻倍了，且远超过其应有的价值。相反，丢掉的钱会被记在“一般收入”的账户上：她会自问，自己可支配财富的减少是否会改变自己买票的决定。多数受试者都认为不会，因为买电影票的那部分钱相对于自己总体收入而言显然不算什么。
也就是说，同样是损失了160美元，由于这位女士将其归入不同的心理账户，从而在做后续决策时有了差别。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对于损失，要在大脑中将其引入‘一般收入’的概念，这样你就会感觉好一点！
沉没成本悖论导致人们在不被看好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例如不幸福的婚姻、没有希望的研究项目等。
我发现自己也曾经在不知不觉中应用过心理账户的概念。某一次我损失了一大笔钱，但是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这笔钱在我一辈子的收入中不算什么，而且这笔损失也让我增长了教训，避免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的更大损失。这么一想我就没有那么难过了。
在股市中，心理账户也导致了“处置效应”——人们被套时往往不愿意卖出亏损的股票，因为一旦卖出股票等于关闭了为这只股票开设的“心理账户”，并在其中记录了一笔亏损。相应地，人们更愿意卖出已经盈利的股票，因为这留下了一个成功的心理账户。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对花信用卡和花现金的感受不甚相同。刷卡和刷支付宝似乎比付现金来得更容易，用花呗也比用现时的钱更容易。这是因为虽然同样是钱，但是我们对现金支付和信用卡支付有不同的心理账户。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钱就是钱，并没有多大区别。
框架效应——热心的奥地利人和冷漠的丹麦人
我们在做某个重大决定时，可能依赖于某个微不足道的外界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标题中所说的框架。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器官捐献。
在很多国家，意外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会在此人的驾照上标注。很少有人会质疑是否愿意捐献器官的决定是不重要的，但有证据显示，大多数人会草率地作出决定。这个证据来自欧洲各个国家器官捐献率的对比（此对比显示出临近的且文化相似的国家有着惊人的不同）。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器官捐献率在奥地利接近100%，在德国有12%，在瑞典有86%，而在丹麦只有4%。
是奥地利的人更有爱心而丹麦人更冷漠么？
并非如此。影响捐献率的原因很简单。
高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不捐献的表格，不想捐献的人一定要填上某一项，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了，则被认为是自愿的捐献者。低捐献率的国家要填决定捐献的表格，你必须填上某一项，才能成为捐献者。
这就足够了。预言人们是否会捐献自己器官的最好且唯一的标志是默认选项的设计，这个设计不用勾选某项内容就可被采用。
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会成为某些重大事件的决定因素。
峰终定律——不要相信你的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对过去的记忆的评判来源于“记忆中的自我”。而这种记忆往往是不准确的。
一个简单的实验——冰手实验
分为两个实验——短期和长期。
短期实验情况就是在14摄氏度的水中浸泡60秒，受试者会感到水特别凉，但还能忍受。60秒结束后，实验者让受试者把手从冷水中拿出来，并给他们一条温热的毛巾。
长期实验情况会持续90秒。其最初的60秒和短期实验的情况一样，在60秒结束时，实验者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会打开一个阀门，让温水流入容器中。在后30秒内，水温大约会上升1摄氏度，刚好可让受试者觉察到疼痛感略有缓解。
受试者被告知会进行3次实验，但事实上，每个人只经历了短期和长期两种情况，分别用不同的手。两次实验间隔7分钟。第二次实验结束7分钟后，受试者可选择是否参加第三次实验。而且第三次试验是对前面某次实验的重复，而且使用哪只手可自己决定。
有80%的受试者（在做长期实验时认为最后一个阶段的痛苦减轻了）选择在第三次实验时重复长期实验，称自己愿意忍受后30秒不必要的痛苦。
为什么？
从常理来看，明显短期实验所受的痛苦是少于长期实验的。但为何80%受试者会选择长期实验？
那些选长期实验的受试者并不是受虐狂，也不是想使自己置身于更糟糕的体验中，他们只是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我们问他们：“你是喜欢泡90秒，还是只是前60秒？”他们肯定就会选择短期实验了。然而，我们没有这样问，受试者只是选择脑海中自然想到的：他们选择的是记忆中不那么令人厌恶的实验。
记忆自我保存的记忆是对代表性的时刻的感受，受到高峰和结束时刻的强烈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众多受试者选择了结束时刻感觉相对较好的长期实验。
峰终定律（peak，end rule）：整体的回顾性评级可通过将最糟糕时期和最后时刻的疼痛程度的平均加权而评估出来。
过程忽视（duration neglect）：过程的持续对所有疼痛的评估没有任何影响。
冰手实验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我们的偏向会反映出自身的爱好，即使这种偏向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甚至那些经验的记忆是刚刚才建立的！
品位和决策受记忆影响，但记忆可能是错的。
譬如我们在回望一次旅行时，也往往只记得其中某个亮点的时刻，而忽略了其中迷途的艰辛，不愉快的细节。
因此回忆过去时，不妨想想峰终定律，自己是否以事件的高潮和结局代替了对整个事件的回忆？一件事情的结果不好是否意味着应该对其整个过程都全盘否定？
被放大的幸福错觉
我们往往容易高估自己能从一件事中得到的幸福感。这叫做“聚焦错觉”。
比如下面这个问题：你能够从你的车上得到多大的快乐？
你能立刻得到答案，因为你知道自己有多喜爱和欣赏自己的车。事实上，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这个问题替换成了另一个不同的问题：
“当你考虑自己的车时，你能从车中得到多少快乐？”
诚然，当你考虑到自己的车时，你就能从车中得到快乐（或不快）。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并不会常想到自己的车。正常情况下，你平时开车时是不会花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车的，你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你的心情也由你所想的事决定。你潜移默化地替换了这个问题，这个替换导致你忽略了自己很少想起车的事实。
如果你喜欢自己的车，你就有可能夸大从其中得到的快乐。
这就像女孩子在心情不好时往往会说“我要去购物，买了那件漂亮衣服一定会让我的心情愉快好几天”。但事实上，可能第二天你就忘记了这种快乐。
在追求一些虚妄而短暂的快乐时不妨想想聚焦错觉。
你的行为不受你的控制——概念运动效应
你的行为和感情有时会受制于你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事件。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约翰·巴奇（John Bargh）和他的同事们让纽约大学的数位学生从一个包含5个单词的词组中（例如“发现、他、它、黄色的、马上”）挑出4个单词来重组句子。其中一个小组的学生重组的句子中有一半都含有与老年人相关的词汇，例如佛罗里达州、健忘的、秃顶的、灰白的或者满脸皱纹的。当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时，又被叫到大厅另一头的办公室里去参加另一个实验。从大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是这次实验的关键所在。研究者悄悄地测量了他们所用的时间。正如巴奇预料的那样，那些以老年为主题造句子的年轻人比其他人走得要慢得多。
第一，尽管没有人提过“老年”这个词，但上述那组词令人想到了年迈；第二，这些想法催生了一种行为，即缓慢行走，这个行为与老年人相关。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无意识的。这些学生在回答问题时，谁也没有提及自己注意到这些词有什么共同点，而且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在第一个实验中看到的那些词并未对实验后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老年”这个概念并非他们的自觉意识，但其行为却因此有了改变。这个由概念影响行为的启动效应被称为概念运动效应。
尽管你自己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个效应，但读了上述文字之后，“老年”这个概念肯定对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假设需要站起来接杯水喝，你起身离开椅子的动作就会比平常稍稍慢上那么一点，除非你恰巧不喜欢“老年”这一概念。有研究案例表明，如果对这一概念反感，人的动作就会比平时稍稍快那么一点。
广告的原理——曝光效应
重复能引发放松状态和令人舒心的熟悉感。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曾潜心关注重复某种刺激和这一刺激最终带来的轻微情感波动之间的关系，扎伊翁茨称之为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
研究者在密歇根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这两所大学的校报上做了一个经典实验。
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一个类似广告的板块出现在校报的头版上，上面写着以下某个土耳其语单词（或像土耳其语那样发音的单词）：kadirga，saricik，biwonjni，nansoma，iktitaf。这些词语重复的频率各不相同，其中一个只出现过一次，另外一些分别出现过2次、5次、10次和25次。（在其中一所大学校报上出现得最多的单词在另一校报上出现的频率则最低。）没有人就这个问题作出解释，如有读者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买下这个板块的人不愿透露身份。”
当这一系列神秘的广告结束后，研究人员在校园内散发调查问卷，询问学生对每一个土耳其语的印象，是有“好感”还是很“反感”。结果令人惊奇：
相比只重复了一两次的词，受试者对那些重复次数较多的词更有好感。通过使用汉字、人脸和任意形状的多边形所做的实验也都再次证实了这一发现。
曝光效应并不依赖对熟悉程度有意识的体验，事实上，曝光效应完全脱离了意识：当重复的单词或图片迅速闪过，快到观察者根本没有意识到看见它们时，观察者同样还是更为喜欢重复率高的单词或图片。现在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大脑能对意识不到的那些事的印象做出回应。事实上，当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看见了刺激物时，其曝光效应会更强。
安全即合理。扎伊翁茨声称，这种只要不断重复接触就能增加喜欢程度的现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生理现象，可推及所有动物身上。要想在一个危机层出不穷的世界生存，一个有机体对新奇刺激应该谨慎回应，随时保持警惕和逃离的状态。若一种动物对新奇的事物没有心存戒备，其生存概率就会很低。然而，如果了解到这个刺激物是无害的，最初的谨慎便会渐渐消失。扎伊翁茨称，曝光效应的产生是因为一个刺激的重复曝光并没有产生不好的影响，这样的刺激最终会成为一个安全信号，而安全的就是好的。显然，这样的观点并不只适用于人类，同样适用于其他物种。为了证实这一点，扎伊翁茨的一个助手给处于孵化状态的鸡蛋放不同的音乐，随后，孵化出来的小鸡在听见孵化期间所听到的音乐时，发出的哀鸣要少得多。
也就难怪广告如此盛行了。不过我们也要停下来多想想，是否广告打得多的产品，就一定好呢？ 50 57404 50 29186 0 0 3413 0 0:00:16 0:00:08 0:00:08 5459我们的决策是否很多时候受一些我们未曾意识到的因素影响呢？
锚定效应——不知不觉跟你走
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一些任职经历平均为15年的德国法官先是读了一份案例，讲到一个妇女在商店顺手牵羊被捉住的案例，然后他们开始掷一副骰子，这副骰子被人提前做过手脚。因此，每次掷骰子的结果不是3就是9。骰子一停，实验人员就问这些法官是否会将那位妇女送进监狱，且其服刑的时间应该比骰子上的数大还是小。最后，实验人员问这些法官，他们给这个行窃的妇女判定的服刑期具体是多少。平均来看，那些掷了9的法官说他们会关她8个月，而掷了3的法官说他们会关她5个月，锚定指数是50%。
锚定效应可以测量，测量结果证实这一效应影响超大。有人曾经问过那些参观“旧金山探索馆”的游客下面两个问题：
最高的那棵红杉树是高于1200英尺还是低于1200英尺？
你认为那棵最高的红杉树有多高？
这个实验中的“高锚定值”是1200英尺。而另外一组受试者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则用了一个180英尺的“低锚定值”。两个锚定值相差1020英尺。
不出所料，（关于那棵最高的红杉树有多高）两个组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平均评估：844英尺和282英尺。两者的差距有562英尺。锚定指数就是两个不同答案的比率55%（562/1020）。
千万不可忽视锚定效应的威力。
专家预测不如简单计算准确
直觉和公式计算，哪个更加准确？保罗·米尔（Paul Meehl）是20世纪最有才华的心理学家之一，在他的一项典型的研究中，经过训练的辅导员预测了新生在学年末的成绩。他们与每个学生进行了45分钟的谈话，还参考了他们高中时的成绩、几次能力测试加上一份4页长的学生的个人陈述。数据统计的方法则只采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信息，即高中成绩和能力测试。然而，应用数据统计方法得出的结果要比14名辅导员中11个的预测都准确。米尔综合其他多种预测结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预测包括违反假释程序、飞行员的成功训练以及刑事累犯情况等。
这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专家预测比不上简单运算准确。
奥利·阿申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喝葡萄酒。对于简单的统计学方法的力量可以胜过世界著名学者的观点，阿申菲尔特曾经作过一个引人注目的论证。
他想通过波尔多酒生产年所提供的相关信息来预测该酒的未来价值。阿申菲尔特通过天气的三个特征，夏季生长期的平均温度、丰收期的降水量以及上一个冬季的总降水量，来估测出葡萄酒的特质及特定的年份，再将这些常识性知识转化成数据公式来预测葡萄酒的价格。他的公式给出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准确价格预测。这个新的“米尔模式”向那些为前期价格定位提供建议的专家的估价能力发起了挑战。阿申菲尔特的公式非常精确，预测价格与真实价格的相关系数超过了0.9。
为什么专家预测不如简单运算准确？米尔猜测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专家试图变得聪明，总想跳出思维的框框，在预测时会考虑将不同特征进行复杂的结合。
复杂化对稀奇古怪的事情是有影响的，但十有八九会降低其正确性，将这些特征简单地整合在一起反而会更好。
专家判断不可取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复杂信息的最终判断很难达成一致。如果有人要求这些专家对同一信息进行两次评估，他们通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没有想起许多预测文章里模棱两可的表述？）
这项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要提升预测的准确度，最终的结果应由公式给出，在低效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中，心理学家罗宾•道斯指出了婚姻的稳定性可以通过一个公式来预测：
做爱的频率减去争吵的频率
一项拯救了千万婴儿的简单运算法堪称对于这项研究的经典应用。妇产科医生清楚地知道，如果婴儿在出生后的几分钟内无法正常呼吸的话，他（她）就会有很大的脑损伤甚至夭折的风险。在1953年麻醉学家弗吉尼亚·阿普加（Virginia Apgar）介入之前，内科医生和接生人员一直在用他们的临床经验来判断婴儿是否处于危险状态，不同人员的依据也不尽相同。一些人侧重于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另一些人则观察婴儿的啼哭频率。由于没有一个标准，人们经常错过危险信号，导致许多新生儿不幸夭折。
一天早饭后，一个住院医生问阿普加医生如何对新生儿作系统评估。她回答道：“这很简单，你可以这样做。”阿普加快速写下了5个变量（心率、呼吸、反应、肌肉强度和颜色）以及3个分数（0、1、2分别代表各个变量的稳健度）。阿普加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所突破，而且这一突破还可能被应用到所有的产房中，她便开始用这种方法评估每一个出生一分钟的婴儿。一个得到8分以上的婴儿一般是肤色粉红、蠕动、啼哭、面部扭曲并拥有100次以上的脉搏，这样的婴儿外形很好。低于4分的婴儿一般是浑身青紫、肌肉松弛、不爱动且心跳微弱，这样的婴儿需要立即救治。应用了阿普加的评分原则后，产房的护士们终于在判断婴儿情况是否危险的问题上有了一套标准，人们认为这个公式对减少婴儿的夭折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阿普加的方法依然应用于每一个产房中。
连日常中许多惯常采用的做法都有问题。譬如司空惯见的面试。面试官需要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某一岗位的合适人选，而面试受到诸如光环效应等心理效应的影响，其准确程度其实并不能高过随机的投掷硬币。
《思考，快与慢》的作者卡尼曼年轻时曾奉命为以色列国防军全军每个新兵的作战适应性打分。这项任务曾经是由兵营内的面试官通过15~20分钟的面试来完成的，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日后的评估显示，这种面试结果对预测新兵日后成功与否毫无用处。
卡尼曼于是乎开发了一个简单“算法”，这个方法就是无需面试，只给新兵的各项表现打分并加总得到一个分值。卡尼曼列了一个表格，其中包含与作战表现相关的6个特点，包括责任心、社交能力以及男子气概等。之后再针对每个特点整理出一系列关于他们入伍之前生活的问题，例如之前做过几份工作、工作和学习时是否准时、和朋友交往的频率，以及他的兴趣爱好和参加过的运动等。这便使卡尼曼能尽量客观地从每个角度对新兵进行评估。
通过这些标准化的真实问题，卡尼曼希望能够排除光环效应，排除人们喜好的第一印象对判断结果的影响。
采用这种新方法数月后，结果显示，这种新的测试过程比原来的过程有质的飞跃，6项指标整合起来作出的预测比之前的面试评估要准确得多。此后这个方法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兵营中继续使用。
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于用简单算法来做决定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并且总是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或者专家的直觉判断。对通过数理统计来作决定的厌恶情绪影响着人类，这种厌恶源于我们本身对自然事物的偏好以及对人工合成产物的否定。譬如选苹果时，如果有人问我们喜欢有机的苹果还是商业种植的，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全天然”的那个。
不过这一现象也在慢慢有所好转。就像我们现在能够接受音乐软件为我们推荐歌曲，也能够欣然接受信贷额度是根据一系列数字决定的，我们也越来越习惯那些以简单的运算法形式出现的指导方针，比如说我们应该努力将有益和有害的胆固醇水平维持在什么比例。再比如，量化投资的精髓也在于，通过固定的算法来投资，从而克服人性中贪婪怯懦的天性对投资的干扰。
当然，有些时候可以相信专家的直觉，但只有在两个前提下：这些专家处于一个可预测的、有足够规律可循的环境。专家具有通过长期训练学习这些规律的机会。譬如对于医生、消防员等需要长期习得技能的职业，还有下象棋、打桥牌等有规律性的活动，这些行当里的专家由于经历过无数次对不同情境的练习，适应，他们的判断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是对于一些更为复杂的预测和情境（比如经济和股票分析哈哈），由于缺乏这种规律性，预测有效性便大打折扣了。
很多时候，简单算法比我们或是专家的直觉判断更值得信赖，也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
威胁大于机遇
曾有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向受试者展示两幅图片，左边的图片是一双受到惊吓的人的眼睛，右面的图则是一张较为愉悦的脸庞。他们把这两幅图拿给做脑CT的人看。每幅图展示的时间都不到0.02秒。也就是说，这些观看者中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曾看过那幅眼睛的图片。
但他们大脑的一个部分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部分即为小脑扁桃核，这个部位的主要角色是担任大脑的“风险中心”。脑部影像显示，小脑扁桃核对观看者无法识别出来的有威胁性的图片有强烈的反应。关于威胁的感觉很可能是通过一个非常快的神经通道传递的，这种感觉会直接传到大脑处理情感的区域，绕过产生“视觉”意识的视觉皮质。
同样的通道还会使得生气的面孔（一种潜在威胁）比快乐的面孔更快、更有效地得到处理。有些实验人员描述道，生气的面孔在众多快乐的面孔中会“凸显出来”，但快乐的面孔在众多生气的面孔中却不会很突出。
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动物的大脑都包含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总会优先考虑不好的消息。譬如，将察觉掠食者所需的时间减少百分之几秒，通过这种做法，提高了动物的生存概率，使其得以繁衍生息。
威胁仍然优先于机遇，而且也应该是这样。
即使是对纯粹象征性的威胁，大脑的反应也很迅速。充满情绪的字眼会引起注意，而不好的字眼（战争、犯罪）比好的字眼（和平、爱）能更快地引起注意。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威胁，但只是提一下不好的字眼对大脑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保罗·罗津（Paul Rozin）是位对厌恶很有研究的心理学家，他观察到一只蟑螂可使一碗樱桃不再诱人，而一个樱桃对一碗蟑螂却不会起任何作用。他指出，负面情况在众多方面都可战胜正面情况，而且损失厌恶是负面占优势的典型例子之一。
研究婚姻关系的著名专家约翰·葛特蒙（John Gottman）曾言，他观察到长期健康的婚姻关系不仅仅依赖于寻求幸福，更在于避免负面的情况出现。葛特蒙预测一种稳健的关系需要良好的互动与不好的互动间的比例至少为5：1。其他社会方面的不协调则更吸引人，我们也都知道，也许一件事就会毁掉数年时间培养的友谊。
股市可以预测么？
在股市中真的有专家么？
波顿·麦基尔（Burton Malkiel）的著作《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中表达的核心理念是，一只股票的价格包含了关于公司价值和对股票前景的最佳预测的所有信息。
这一观点类似于金融学理论中的市场有效性理论。这个理论是说：假设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那么，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其中包括企业当前和未来的价值。也就是说：
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在弱式有效市场下）、基本面信息（在半强式有效市场下）、内幕信息（在强式有效市场下）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所有投资者，不管专业还是非专业，都不比一只扔飞镖的猴子做决策来得更强。
类似的证据有很多，然而人们依旧不愿意去相信。
特里·奥登（Terry Odean）对一万名投资者的收益账目中体现出来的长达7年间的交易记录进行了研究，他分析这些投资者通过那家公司进行的每一笔交易，总共有接近16.3万笔交易。奥登对投资者卖掉的股票收益和买进的股票收益进行了对比，这项对比是在交易完成一年后进行的。结果明显很糟糕。平均来说，个体交易者卖掉的股份比他们买进的走势要好，而且赢利空间相当大：每年约有3.2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两种交易的执行成本。
对于美国对冲基金50多年交易记录的研究中得来的证据是：对于大多数基金管理者来说，选择股票更像是掷骰子，而不像是玩扑克。任何一年中，往往每3只对冲基金中至少有两只的表现要比整个市场的整体表现差。
在《漫步华尔街》中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它说假设我们挑选一群大猩猩来当基金经理，只要这一群的数目足够大，那么从概率上来讲，总有一只大猩猩可以获得连年盈利的好成绩。也就是说，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明星投资人总会出现，但那其实只是一种运气和概率规律罢了，而我们却往往赋予了这些人太多的光环。
不管是业余投资者还是专业投资者，都会固执地认为他们能比市场做得更好。这种过度自信往往很危险。
概率即主观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在纽约的地铁里阅读《纽约时报》，下面哪种情况与读报者更吻合？
她有博士学位。
她没有大学文凭。
往往大部分人倾向于A选项。然后这个选项不一定是明智的，因为纽约地铁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远远多于拥有博士学位的人。
“当人们得知具体信息后，往往会忽略基础比率。”
另外一些容易想见的事例是：
尽管婚姻幸福的概率在现实中微乎其微，每天仍然有无数对情侣们踏入婚姻的殿堂，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婚姻一定会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彼时的具体信息是“我们对彼此都那么好，我们一定会长长久久”，幸福让他们认为自己会成为少数的幸运儿，而忽视了不幸婚姻的基础比率那么高的概率。
谁会在幸福满溢的结婚之时还想得起“七年之痒”这样的前人之鉴呢？
在股市中也一样，大家相信自己手中的股票会赚钱，却忽视了每年绝大多数的股票都在跌的事实。在行为金融学里这叫做“过度自信”。
哪怕是专业的投资人或者研究员，在调研中看到一家公司有一个有魅力的老板，员工看起来很精明能干，公司装潢精美，也难免在心里给公司打一个过高的分数，却忽视了大多数这样表面华美的公司最终还是会倒闭的概率事实。
我们的大脑很懒，过分关注“典型形象”，往往高估了自己对概率的判断能力。
在很多时候，“直觉”会打败“逻辑”。
大脑的这种特性也被许多人所利用：在法庭上律师往往攻击“弱点”，即想要推翻某一案件，他们往往会去质疑支持此案的最有力的证据，或者找准证词中最薄弱的地方，让目击证人变得不值得相信。这种关注“弱点”的策略在政治辩论中也很常见。
要学会“像统计学家那样思考”，努力控制自己把“典型性”看做“基础概率”的倾向。
墨菲定律
转眼间，2018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也就是1/6了。
朋友们，你们那些年初立的flag执行得怎么样了？
想想自己每每制定的计划里，有多少是没有成功的？有多少是从未起步的？自己给某项任务预估的完成时间是不是总是容易偏短？对于任务难度的估计往往在一开始估计过低？（参考著名的墨菲定律）。这些都是我们过度自信的佐证。
不过“放心”，不只是你过于乐观了。
1997年7月，爱丁堡规划中的新苏格兰议会大楼预计的最高预算是4000万英镑。到了1999年6月，建楼的预算就变成了1.09亿英镑。2000年4月，规划者将“成本上限”修改为1.95亿英镑。到2001年11月，他们又将“最终成本”预估为2.41亿英镑。这个最终成本在2002年年末的时候又上涨了两次，成为2.946亿英镑。到2003年6月，预算又增加了3次，达到3.758亿英镑。这栋大楼最终在2004年建成，最终耗资约为4.31亿英镑。
2005年的一项研究对1969~1998年全球范围内的铁路项目进行了检测。其中，超过90%的项目都高估了新线路的乘客数量。尽管这些乘客的差额曾被广而告之，这30年间对乘客数量预测的准确度却没有什么提高。设计者对新铁路项目的乘客量的平均高估率达106%，平均成本超支45%。尽管收集了越来越多的证据，那些专家却并没有利用这些证据。
2002年，针对改造厨房的美国有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预估的厨房改造费用平均为18658美元，但实际上他们最后的平均花费是38769美元。
在美国，小型企业能够生存5年以上的概率是35%，但创立此类企业的人并不认为这些数据适用于自己。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家容易相信他们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他们对“任何类似你们企业”的成功概率的平均估值为60%，几乎是正确数值的一倍。当他们评估自己企业的胜算时，偏见就更为明显了。有81%的小型企业创办人认为他们的胜算达到70%甚至更高，有33%的人甚至认为他们失败的概率为零。
这类现象有一个官方的名字，叫做“规划谬误”。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68 57404 68 39322 0 0 4449 0 0:00:12 0:00:08 0:00:04 8487，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真理后来被归结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即是说：幸福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能够导致婚姻不幸的理由有千千万种。
当然。乐观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许多企业家也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低估失败的概率，冒更多的风险。乐观也使人能更快地从挫折中恢复。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在做规划时还是永远要记住：
在一件事，尤其是大事中，有某个细节出错的概率是很高的。
只认因果不认概率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他的学生尤金·博吉达（Eugene Borgida）在密歇根大学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叫做“帮助实验”。他们将实验受试者分别带入房间，并要求他们对着麦克风谈论自己的生活和烦恼。他们轮流叙述两分钟，每个房间的麦克风只有在受试者讲述时才会出声。每一组有6位受试者，其中一位是他们派去扮演受试者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是第一个叙述的人，他是按照研究人员准备的稿子说的。他说他很难适应纽约的生活，并十分尴尬地承认自己很容易抽搐，在紧张的时候尤其如此。接着，所有受试者都依次叙述。
当那位工作人员再次对着麦克风讲述时，他变得焦虑和不连贯，他说他感到一阵抽搐，希望有人能帮助他。他最后几句说的是“有没有人……能……救救我……（喘气声）我……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气哽声，然后安静了下来）”。此时，下一位受试者的麦克风被自动打开，人们再也听不到那位有可能濒临死亡的人的动静了。
你认为这个实验的其他受试者会做些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受试者知道他们中的一员癫痫发作并希望得到帮助，然而他们觉得可能已经有几个人冲出去并提供了帮助，所以自己可以安然地待在隔间中。实验结果是：15个受试者中，只有3个人立刻对请求做出了反应。6个人没有踏出过房间，另外5个人在“癫痫患者”明显气哽时才冲出房间。
这项实验说明：当某人知道其他人也听到了同样的求救信息时，就会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变小了。
这个实验在现实中也有案例，就是那个某女子被歹徒谋杀，呼救N次，邻居们都听到了却没有一人营救的案子。
尼斯贝特想知道学生们是否能够从这个实验的结果中得到“基础比率”的启发，从而改变自己对于人的行为的一般看法，于是他又继续做了一个实验。
为了弄清这一点，尼斯贝特和博吉达给受试者播放了一些简短访谈的视频，被访者是在纽约所作的那项研究中的受试者。访问简短而平淡，受访者看上去都是友好而正直的普通人。他们描述了各自的爱好、课余活动以及对未来的计划，这一切完全是老生常谈了。在看过其中一个采访视频后，学生们需要猜测那个受试者会在多长时间后为陌生的发病者提供帮助。
尼斯贝特和博吉达叫两组学生看了这些视频并要求他们判断两名受试者的反应。第一组学生只了解到“帮助实验”的流程，并不知道实验的结果。这组受试者的预测结果反映了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以及对情境的理解。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他们作出的预测是两位受试者立刻都冲出去帮忙了。第二组学生对实验的流程和结果都有所了解。
对两组受试者作出的预测进行比较，可以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组学生是否从“帮助实验”的结果中得到了一些信息，从而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思考方式？答案很明显：他们其实什么信息也没得到。第二组学生对这两位受试者所作的预测与并没有见过实验统计结果的第一组学生所作的预测没什么区别。
尽管知道视频中被抽到的这个受试者所属小组的基础比率，他们还是相信自己在视频中看到的人会很快为陌生的患病者提供帮助。
可见，人们即使知道了一件事的基础比率（15个人里只有3个会立刻冲出去帮助患者，比率为20%），仍然难以改变对于人性原有的想法（人们都是正直的，会去帮助患者的）。
显然，在这个实验里，即使知道了20%这个基础比率，学生们的想法仍然没有丝毫改变。
另外，他们找了一组新的学生，向他们描述了“帮助实验”的流程，但没有告诉他们实验的结果。他们播放了那两个视频，然后只是简单地告诉学生视频中的两个人没有帮助那个陌生患者，然后，他们要求学生对所有受试者的行为进行猜测。实验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学生们的猜测十分精确。
可见，我们对于数据的想法以及我们对于个体案例的想法存在很大的差距，活生生的“案例”的冲击性远远大于“统计数字”的冲击性。因为案例能说明显著的“因果关系”，而单纯的统计数字并不包含“因果关系”。
令人惊讶的个体案例影响甚大，相较于统计数字能更好地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看法。难怪心理学课程里会有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案例。
这个实验可以看出，人们的直觉和自我欺骗有多么地根深蒂固，即使有人在耳边反复像你强调了基础概率，你也会选择忽视，并相信你和你的朋友（甚至是，那个视频里你看到的看起来友好而正直的陌生人）会是例外。
对不起我只是均值回归了
均值回归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规律，然而“均值回归”很容易与具有一定“相关性”混淆，因为我们的大脑总是渴求两件事情之间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并极力对事件的走向做出解释。
我们的大脑不喜欢随机。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体育画报的诅咒”，凡是登上《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这本杂志封面的运动员都会在接下来的赛季中表现欠佳。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过度自信以及人们对其期望过高的压力造成了这些人表现不佳。不过，这个诅咒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能够成为《体育画报》封面人物的运动员在前一赛季一定表现极为出色，也许这种出色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运气，运气是善变的，接下来他就没那么走运了。
另一个案例是，假设你已经知道某个高尔夫球手第一天的得分，并且要对其第二天的得分进行预测。你很有可能会这样说：在第一天表现很好的高尔夫选手在第二天也会表现得不错，但还是会比第一天稍差一点，因为他在第一天碰到的好运气不一定能在第二天再次碰到。在第一天表现不佳的高尔夫选手在第二天也许得分还会低于平均水平，但是会有些提升，因为他第一天的霉运不一定会持续。
但事实上，对选手第二天的表现最准确的预测通常是最保守、最接近平均值的，而不是基于第一天分数的预测。
也就是说，均值仍然是最准确的预测值。
很多并无相关性的事物，人们可能强行对其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从而导致了错误。这一点在股市也屡见不鲜。一家企业在公布当年经营业绩大增后，可能有无数人将之归因于其各个板块业务的稳健发展，包括专业的股票分析师，但有时往往这只是均值回归在起作用罢了。
再比如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朱莉现在是一名州立大学4年级的学生。她4岁就能流畅地进行阅读。她的平均绩点（GPA）是多少？
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人都给出了诸如3.7,3.8之类的高绩点，仅仅因为他们觉得4岁就能进行流畅阅读的朱莉会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然而阅读得早和后期发展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高的关联性。
直觉总是倾向于“极端化”从而导致预测误差。
那么在生活中如何降低直觉的影响？有一个简单的tip:
按照以下4个简单步骤来做，我们就可以进行无偏见预测：
1.先估测出平均绩点的平均值。
2.根据你对证据的印象算出与之相匹配的平均绩点。
3.对你的证据和平均绩点的关联作出估计。
4.如果关联度是0.3，则从估算出的平均绩点的平均值中抽出30%，放到与之匹配的平均绩点里。
步骤1为你提供了基准线，即在你除了知道朱莉是个快毕业的大学生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预测她的平均绩点。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预测其为一般水平。步骤2是你的直觉性预测，这个预测将你的估计和证据进行了匹配。步骤3使你离开基准线靠向自己的直觉，但你能离开的距离取决于你对关联性的估测。在步骤4中，尽管你最终作出的预测还是受到了直觉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力已经小很多了。
这种预测方法很常见。在你需要预测一个定量数值时，就可以运用这个方法，例如在预测平均绩点、投资效益、公司发展的业绩时，这个方法就可以派上用场。这个方法以你的直觉为基础，但是削弱了直觉的影响，使它回归到平均值上了。
希特勒喜欢狗和小鸡
心理学里人人皆知的一个词是“光环效应”。我们的大脑喜欢一致性和连贯性，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拥有一个好品质的人也会拥有其他好品质，而不会相信一个坏人有好品质。许多人的印象里认为：“好人只做好事，坏人全都很坏。” 而“希特勒喜欢狗和小鸡”这种说法，不论你听过多少次，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因为根据光环效应，如此坏的人是不会有任何善意的，而这句话却违背了这一点。
一致性使我们的想法有些固执。
——以上案例均来自《思考，快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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