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生：中国自然保育的践行者 || 绿色中国人物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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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风雨兼程，专心中国自然保育，他先后多次参加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历时10余年，完成了我国青藏高原科学空白区的考察，查清了该地区植被类型与分布规律。

　　率队完成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任务，与同事共同揭示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水汽通道作用，论证了其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重要地位。

　　他主持参与西藏珠峰、雅鲁藏布大峡谷与羌塘等国家级自然护区的始建工作。

　　作为国家林草局森林风景资源评价委员会历届副主任，为我国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贡献了一位科学家的智慧。

　　他曾60余次赴青藏高原考察，6次深入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并于1998年率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探险考察队一分队成功完成了大峡谷的首次穿越任务，为我国青藏高原的植被与自然保护研究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7年，他作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专家，主持了黄山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申报工作，并获成功，使黄山成为我国第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成员。

　　多年来，作为国家林草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的专家，他参与了众多自然保护地晋升国家级的考察与评审工作。近年来又作为国家林草局专家，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严把依法行政关。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国家林草局中国森林风景资源评价委员会副主任李渤生。

1976年，李渤生（右四）参加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藏北分队穿越羌塘无人区

自幼对自然万物充满好奇

　　1946年6月10日，一个男孩在山东省军区115师渤海军分区医院出生了。当时他因脐带紧缠脖颈，脸色铁青，后经护士紧急抢救，终于“哇哇”哭出声来。为纪念孩子濒死复生的难忘经历，其母随即给他取名为李渤生。

　　在他年幼时，父亲就在一场战役中牺牲了。为了便于照顾他，母亲离开了部队留在北京从事司法工作。由于母亲工作繁忙，从4岁起李渤生便开始了学校的寄宿生活。孤独寂寥的生活中是大自然让他找到了无限的乐趣与心灵的慰藉：北海幼儿园鸽笼中破壳而出的雏鸽，园外北海东岸春花烂漫的山桃与嗡嗡振翅的蜜蜂，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和无限的遐想。而坐落在北京西南城墙与清澈护城河边的北京小学集体宿舍则成了他栽花、养鱼、观察虫儿的实验室。学校的图书室更是他的最爱。特别是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海底二万里》等丛书，竟使他将书中许多事信以为真。在小学六年级一篇以《我的理想》为题的作文中，他特立独行地将探险家作为自己的理想。在中学期间，为实现这一理想，他在食不果腹的三年困难时期仍刻苦锻炼，使他从一个孱弱的孩童，成长为一名健壮的少年，并参加了清华附中的短跑队。在1965年“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时，怀着对自然界奥秘的无比好奇，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在北大就学时，尽管他学的是地球化学专业，但出于对自然万物的兴趣，他对老师讲授的古生物学和普通地质学的野外实习十分投入。除此之外，他还买了《北京植物志》，闲暇时在校园里辨识花草树木。在“文革”期间，他借大串联之机从贵阳徒步至大小凉山，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以期更多了解大自然的奥秘。1970年在毕业分配时，他因不满“四人帮”派驻北大军、工宣队的作为，并敢于直言发问，为关进牛棚的老师鸣不平而被发配到河北张家口坝上沽源县大脑包生产队接受再教育。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他学会了御牛耕地，打草割麦，砌砖盖房，后来还成了名副其实的牧马人。在放牧时，他不仅以识遍草原的植物为乐趣，还挖出了一具远古的“真马”头骨化石。1972年，为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他调回北京，分配至师大附中任化学教师。但他始终不忘自己的志向，在那个用人全由组织分配的时代，为实现个人的理想，他竟独闯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动物所毛遂自荐谋求职业，但均被各单位以“不合组织程序”为由坚拒。幸运的是，当时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始建正缺人手，他便到中科院植物所表明要参加该考察队。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他终于在1974年调至中科院植物所，并光荣地成为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队员，实现了寄托兴趣于事业中的最高愿望。

李渤生（右一）在美国与高山研究所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基础科研填补青藏高原植被研究空白

　　“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虽已解放20余年，但青藏高原始终是科研的空白，世界无人知道那里地质、地貌、生物、土壤的种类组成和分布情况，更无从科学制定这块面积占我国领土1/4之强宝地的生态保育及其发展方略。为此，中国科学院从全国抽调优秀科研人员组建了综合科学考察队，承担起填补青藏高原科考空白的艰巨任务。”李渤生说。

　　1974年，成为科考队一员的李渤生开始了对青藏高原植被与植物生态的研究。1975年参加了藏南与雅鲁藏布江江源的考察，1976年参加了自南向北穿越藏北羌塘无人区的考察，1979年参加了云南腾冲遥感考察，1980年参加了西藏墨脱考察，1981年参加了云南横断山考察，1987年-1989年参加了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的考察。1982年-1983年他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队对南迦巴瓦峰地区进行考察。此次考察更创造了我国植物野外科考的多项纪录：连续14个月、两人采集高等植物标本8000号4万份。经鉴定，发现3个新属、30余个新种，新分布科4个、属32个、种151个。

　　1998年，李渤生又参加了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探险科考活动。在科考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处处迎险而上，且吃苦耐劳，被队友们称誉为“青藏队的牦牛”。在此阶段，他还多次赴我国台湾中央山脉以及日本、尼泊尔、缅甸、意大利、冰岛等国外山地进行植被考察。

　　10多年艰苦的野外科学考察中，李渤生取得最主要的成果是，基本查清了青藏高原植被组成与分布的情况。他参与编写了《西藏植被》与《中国植被》，填补了我国在青藏高原植被研究上的空白。特别是发现并论述了西藏的高山冰缘植被、高山座垫植被、高寒草原植被与半常绿阔叶林植被。同时他对中、东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坡植被的垂直带谱进行了论述，其后又提出了我国植被分布的极向地带性假说。此外，他还论证了台湾亚高山与高山植被的东喜马拉雅起源，以及北极冻原植被与喜马拉雅高山植被的亲缘关系。1987年，他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逸畴、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登义共同论证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水汽通道作用，并确定了其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重要地位。

李渤生1991年率队参加大峡谷物资漂运试验时，爬溜索过帕隆藏布江

加强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意义重大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际上是对我国具有世界与国家意义的独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性管理的特殊方式，但这仅仅是科学理国的开端。”李渤生坦言，要想依法建立我国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首先必须严格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先编制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地法》，再编制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

　　李渤生还特别指出：我国在科学管理国土上存在着误区。其最为关键点是：对我国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在保护我国生态安全上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他表示，就陆地生态系统而言，其所构成的生命系统均依附于淡水循环系统得以生存。我国是世界少有的典型季风国家，太平洋东南季风与印度洋西南季风是我国最重要的水汽来源，每年水汽净输入量23757亿立方米。我国同时又是高原、山地面积占2/3的山地国家。我国高高突起的山地，阻截了气流所携的大部分水汽，使之化为水、雪及霰等落下后汇为溪流、聚为5万余条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江河，使之成为我国淡水的主要来源，总量达61889亿立方米。但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2238立方米，为世界平均值的27.3％，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均水资源还将减少至1760立方米。淡水资源的危机是影响我国生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我国正处在以极其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维持着14亿人口与日俱增致富需求的危险生态形势下，如遇季风环流的较大波动，必然会出现巨大的生态灾难，进而危及国家的稳定。三年自然灾害、1963年华北洪灾与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灾即是实例。

　　“为此，加强我国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以从源头上增加淡水来源，同时涵养降水防止洪灾；同时，建立全国完善的淡水循环监测与管控体系。这乃是与加强国防同等重要的国家重大战略。”李渤生表示，国家林草局进行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时，应改变仅仅以保护珍稀生物物种为中心的保护观念，在我国各重要集水山地，根据降水的分布，科学设立以国家公园为核心，并与各类自然保护地密切结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而构筑真正能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牢不可破的生态屏障。

1987年，李渤生（右二）参加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察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胜利归来

自然保育工作须在保护中发展

　　由于长期深入对中国植被的考察与研究，李渤生对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维持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多样性的安全与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养的重要地位有了深刻认识。对此，他在认真进行基础科研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热情与精力投入到我国乃至世界的自然保育工作中。1985年，他参与了北京南海子麋鹿苑湿地恢复以及再引进麋鹿种群回归自然的工作。1986年，在美国高山研究所所长泰勒的建议与支持下，西藏珠峰地区的自然保护工作启步。在此期间，李渤生作为中外联合专家组组长，参与了这项工作并提出建立珠峰保护区的建议。1988年，珠峰保护区正式成立。此后，他又组织专家对保护区进行了3年考察，主编了《中国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1990-2000年）》。1996年，他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委托，作为中外联合专家组组长率队赴珠峰地区考察，并主持编制了《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珠峰保护区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实现有效管理的自然保护区。1994年该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4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此之后，李渤生又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科学主任、美国的乔治·夏勒博士等专家共同进行了跨越西藏西羌塘的野生动物考察，参与了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的创建工作。在1998年科考队成功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后，考察队曾向国家林业局建议建立大峡谷保护区。2004年该保护区获国务院批准后，李渤生又与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合作，主持编写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00—2010年）》。这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西藏的自然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多年自然保护经验的李渤生认为，自然保育工作并不是死保护的问题，在确保我国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在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他积极主动地提出两者兼顾的可持续发展建议。2000年在参加青藏铁路的环评工作时，他不仅明确指出了该铁路修建对高寒地区植被的破坏以及对野生动物迁徙影响的问题，还亲自承担了铁道部青藏铁路途经高寒草甸地带植被恢复的研究课题。他率队在预建的试验路基与公路废弃取土场进行了3年艰苦的植被恢复试验，终获成功，为青藏铁路建成高原绿色通道作出了贡献，他也因此获得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成员，李渤生在时任该联盟国家公园与保护区委员会（CNPPA）副主席王献溥的领导下，筹备组织了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区会议暨CNPPA/IUCN第41届工作会议。作为我国自然保护领域与国际接轨的首次盛会，对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该领域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次会议上，李渤生与他领导的实验室因在珠峰保护区与组织该次国际会议所作的突出贡献，而获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授予的弗雷德·帕卡德国际公园奖章。这次会议促进了我国自然保护工作者的国际交流，开创了海峡两岸自然保育学者交流的新局面。随后，李渤生又先后组织了6次海峡两岸自然保育研讨会。这一交流模式在国家林草局一直延续至今。会议还首次将全新的生态旅游理念引入我国。借此东风，1994年他与相关单位共同在西双版纳组织召开了我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其后又与台湾同仁在台北召开了第一届东亚地区生态旅游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旅游事业的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李渤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