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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们,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栩先生 青春北京 2019-06-15

来源:栩先生(ID:superMr_xu) 作者:李栩然  何欣颜 

 


1919年5月初。


天空微露曦光,北大学生郭钦光起床了。


这一年他才刚满24岁,正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虽然出生寒门,但郭钦光自小成绩优异。


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广东读完了师范学校。22岁那年,在兄长和乡亲的资助下,郭钦光北上求学,进入北京大学预科。


在那个文盲率超过90%的时代,如果没有意外,一个北大毕业生,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都将大有前途,光耀门楣足可期。


但是,意外就在两年后发生了。


郭钦光平时沉默寡言、苦志力学,谈起国事来却滔滔不绝。


他每天都在关注着青岛与山东的局势,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心忧如焚。


于是,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国后,心系国家的他强忍住一阵阵剧烈咳嗽,第一时间跑上街,买来当天的报纸,急切寻找关于青岛形势的报道。


看完了。震惊了。


4月29日巴黎和会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讨论关于中国山东问题。


奇怪的是,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没有让中国参加,却让日本列席。


一天后谜底揭晓,和会决议明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让予日本。


这意味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分享不了任何胜利果实,甚至连自身的权益都无法维护。


然而,仅仅就在几个月前,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战胜国的欣喜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


中国虽然参战,其实只派出了一小部分兵力和工人支援现场,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颇有些“人在家里坐,喜从天上来”的意外感。


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


北洋政府更是自我加戏,不仅决定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还将举行阅兵式。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北大对当时参加庆祝活动的规定很有意思:凡参与阅兵式和庆祝大会的学生,缺课均“不记旷课”,而不参与的人, 则反“以旷课论”。


这类稍显反常的规定,与一再停课的举措,既体现出师生们对战胜的兴奋和热情,也显露出因好消息来的突然而有些不知所措。


当然,清醒的人不是没有。


李大钊曾经反思:这种庆典,有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的意思 。


而陈独秀则明言不准备参加活动,因为他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


一直到巴黎和会召开前。


大部分人都还是一副“战胜国”心态,学生们更是天真地认为这次和会召开,中国就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就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从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就没有得到过任何作为战胜国之一应得到的尊重。


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王正廷说:“我们只被给予了三等国家的待遇。战胜国中,英、美、法、意、日,每个国家都被授予五个席位,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只被分配到两个席位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从出席巴黎和会的开始就处于尴尬甚至屈辱的地位。


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包括废弃势力范围在内的七项提案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均遭到拒绝。


最后,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予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废除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主权。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正当要求,竟然也遭到大会的断然拒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利,竟然在和约中明确规定下来。


一战胜利后,知识界、舆论界一片欢欣鼓舞,曾经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公理战胜了强权”。


到了巴黎和会,大家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


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将这种屡受屈辱的原因总结成了精辟的几个字:


落后就要挨打。


但对当时的人而言,更多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失望与悲愤。


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甚至有人当众热泪盈眶,乃至嚎啕大哭。


无法抑制的爱国救国热情,如沸腾不止的火红岩浆,从华北平原的腹地深处迸发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第一个站了出来,他们在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书里愤而写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 同胞起来呀!

至今读来仍热血沸腾,振聋发聩。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收回山东权利” “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废除二十一条” “抵制日货” “宁肯玉碎,勿为瓦全”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随后,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曹宅。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就在5月3日晚,已经患上严重的肺部疾病郭钦光,不顾同学劝阻,抱病参加了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


5月4日,他又参加了集会及示威游行。


当天,郭钦光参与游行呼号,劳累过度,肺病加重,吐血不止。


3天后,郭钦光抱憾离世,享年24周岁。他留在老家的孩子才刚刚2岁。不知道他在最后一刻,眼前有没有浮现出儿子那张稚嫩而充满希望的小脸。


关于郭钦光之死,报纸有一段报道,如今翻起来看,也令人动容。

“四日之役,奋袂先行。见当局(北洋军阀政府)下令逮捕学生,愤然大痛,呕血盈斗。送至医院已有不起之势。时有人告以卖国贼之狼狈相,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国家濒危……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溘然逝世,英年仅二十有四……求仁得仁,君或无恨。然国贼不死,山东不复,君之目,是终不瞑也。

1919年5月18日。

 

北京学界5000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郭钦光追悼会。

 

会场气氛悲愤激昂,正面供奉着郭钦光烈士的遗像,两面悬挂着“力争青岛” “死重泰山”条幅,以及社会各界挽联3000余幅。

 

学生领袖先后登台演说,慷慨淋漓,掌声不绝。

 

时任全国学联会长段锡明也发表了演讲:

“郭君之死,由争青岛而死,由讨卖国贼而死。故我辈尊敬他,信仰他……若我辈只管念书,则终无争回青岛之日!若群起力争,或有达到目的之日……就当拼命去做,不要徒问结果。望同人本此牺牲,坚持到底!”

一位女士登台演讲时,因激动过度,竟放声大哭,引发全场悲恸。

 

5月24日,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为郭钦光举行追悼大会,不仅数百名学生悉数到齐,全体教职员工亦均列席。

 

各班女生都为郭钦光烈士制就了大气磅礴的挽联:


“捐躯报国,杀身成仁。”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

“痛烈士已死,恨国贼还生。”

“舍个人生命,争国民权利!”

 

天津、上海等地也相继为烈士举办追悼会,各界人士无不热泪盈眶,慷慨激昂。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郭钦光为革命烈士。

 

北大也于1998年5月4日将郭钦光的英名补刻进“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

 


就读于清华大学的“90后”青年徐曰哲,出生于1899年。


他是江西官宦子弟,家世优越。

 

“天资聪颖,得天独厚,为人和蔼可亲,慷慨好义,同学数百,无不亲善。”

 

1919年5月,就读于清华高等科的他,由于在烈日下接连发表爱国演讲,忧思劳碌过度,感染风寒,不顾休息发展成疾。

 

1919年5月22日,徐曰哲不幸病故于清华医院,时年20周岁。

 

“80后”广西青年周瑞琦,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平日温顺敦厚,有礼有节。

 

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大游行。当目睹“还我青岛” “取消21条”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目标难以实现后,为激励学生群体与北洋军阀政府抗争到底,他竟愤然投水,殉义而死,并以北大学长的身份留下一封爱国遗书:

大学诸学友并转学界诸君鉴:我闻得诸君开会力争,决一死以作诸君之气。勉为一语,为诸君及国人告:“此次毋再贻讥五分钟热心是幸”。余不多言。


瑞琦绝笔。

据资料记载,除郭钦光、徐日哲、周瑞琦三位青年外,还有多名爱国学生为争取五四运动的彻底胜利,以不同方式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00后”山东青年刘运增,得知周瑞琦殉国殉义身亡的消息后,悲恸流涕,大为感慨:

 

“人家身为广西人,却舍得为保全我山东而为国捐躯,而我身为山东人,青岛都要被日本割去了,难道却还不知道痛痒哉?

 

遂投海自尽。

 

16岁的他留下8字遗书:“命投渤海,为国尽忠!”

 

数百年前,顾炎武曾奋笔写下一首诗: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顾炎武

 

百年后,终得到了回响。

 

随后又有汪世衡、李鸿儒、张儒林、胡书农等青年学生为国捐躯。

 

至于“咬指、割指、断指等方式写血书以表达爱国、救国之热切心情的学生,更是难以尽数。”

 

北大预科一年级的刘仁静,在5月3日北大法科大礼堂,拿出一把菜刀当场想要自杀,想要以此激励国人,但立即被劝阻。

 

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铿锵大字。

 

这让人想起,五四前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已不算年轻、但仍血气方刚的徐特立在学校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

 

什么是年轻人?


不是因为学历,不是因为年龄,不是因为时代。

 

有那么一腔孤勇,有那么一身正气。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就是年轻人。



然而,年轻人的激愤行为,在腐朽的北洋政府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眼里,却只是一种“叛逆”。


5月8日,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徐世昌慰留曹汝霖指令,污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流言诋毁,致酿事端” “扰害秩序”。


在北洋政府的施压下,支持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愤而离职。


山东军政两署于5月27日下戒严令,明令“凡属学生所撰论说,如主张激烈及排斥日货等类概不准登”,同时派部队分住到各学校,稽查学生出入。


不仅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是很多长辈,也将学生们的行为视作“大逆不道”。


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目无师长,此端一开,做官也做不来了,做校长教员也做不来了, 做父母也做不来了。


《大公报》上甚至认为青年学生是受人鼓惑利用, “自误其终身” “名曰爱国,适以祸国”。


千言万语,像极了那些顽固长辈们每每“恨铁不成钢”时说的话:年轻人们,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是啊,作为年轻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呢?


不安于学习,偏要去关心国家,偏要去救国。


不安于现状,偏要去大声疾呼。


不珍惜身体发肤,偏要去自毁自伤。


但在那个时代,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早已休戚相关。


国都要亡了,还能独善其身吗?


看看当时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打倒卖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 “据理力争” “保我主权” “头可断青岛不可失”。


有哪一句是为年轻人自己说的?


不冲动,不热血,难道就仍由青岛被日本割去么?


不牺牲,不抗争,就任由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么?


最怕的,不是年轻人们干了什么;而是他们一个个精致利己,瞻前顾后、贪名图利,什么都没干。


蔡元培被迫出走后,临时接替校长的蒋梦麟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五四运动。


就在五四前夕, 蒋梦麟还认为“吾国青年最大之恶德有二:一萎靡不振,一依赖成性”。


但现在他则明显感到“五四以后青年的态度,和从前大变了。这个态度的变迁,和中国将来的事业很有关系”。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面前,有无数人的爱国之心被唤起。


当时的一本叫《太平洋》的杂志上,曾有人这样写道:“为什么我们作壮年父老的不先直接行动,反要那些青年子弟来发起呢?所以,我对于这回的运动, 第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应该愧死。”



就在北京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愤的时候,徐特立的一个学生也在密切关注着北京发生的一切。

 

他就是这年春天刚刚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的毛泽东。

 

1919年,湖南青年毛泽东26岁。


在听闻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新民学会的众人开会,决定响应五四运动。



2个月后,毛泽东在湖南创立了《湘江评论》。

 

在创刊词中,他大声疾呼: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写下这几句话的两年后,毛泽东乘船到了上海,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一场年轻人的会议,13人平均年龄28岁,最年轻的只有19岁。

 

遥想当年,他们何等热血沸腾,要以年轻人的心气,去改天换地。

 

几年后,已成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毛泽东,决定放弃大城市生活,去广阔农村,上山结交绿林。

 

并从此几乎在高山深沟、草莽密林中奔波了半生。

 

在江西,他们建立了中央苏区。

 

苏区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就是那时由共青团员和青少年组成的。

 

全师一万多人,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

 

大家血气方刚,高唱《少共国际师歌》:“我们是少共国际师……坚决地果敢地上前线……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又过了数年,毛泽东和老师徐特立一起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和他们一起行进在路上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9岁;

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28岁;

左权,红1军团参谋长,30岁;

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28岁;

邓萍,红3军团参谋长,27岁……

而少共国际师师长肖华,这一年才19岁。

《苦难辉煌》中曾这么写道: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这一群年轻人从中央苏区走到了延安,又从延安走到了抗日前线,从抗日战场下来后转战南北,一路走到了西柏坡,走到了香山,走进了北京城。

 

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大门前。

 

1949年,已经不再年轻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从1840年以来,一切不平等条约终于被彻底终结,屡次加之于中华民族的屈辱终于被彻底洗刷。 

 

年轻人们,终于干成了那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你可以闭上眼,看看是否能够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忧心如焚、报国无门,以死明志、牺牲前行的倔强神情与姿态。

 

那一次次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炽烈与悲壮,如黑白电影幕幕回放。

 

你要问“以死明志”这件事到底好不好?

 

不好,不好。

 

不论何时,生命都是独一无二、最珍贵的。

 

但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他们只能挺身而出,宁可放弃这条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生命。

 

正因为他们义无反顾地去干了,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切。

 

100年后的我们,可曾还记得他们曾经青春鲜活的脸庞?可曾还记得他们渐行渐远的姓名与生平?

 

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预科国文试卷作文题是“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

 

有个学生问监考老师:“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哪一年的事?”。

 

等到走出试场,其他监考的老师都在议论:“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

 

考试中把五四运动当作“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的,也有好几位。

 

这还仅仅在五四运动过去后的第4年,这还是在北大!

 

今天是五四运动整100周年。历史需要铭记,更需要珍惜。

 

站在100年后的今天往回看,共和国先驱们走过的漫漫长路,一路上充满各种自我奉献与慷慨牺牲。

 

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可不是凭空得来的。

 

起码有整整2代人,在五四前后长达30年的时间内,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热血与生命。

 

他们如果还活着,应该也有了第3代,第4代后人了吧。

 

屹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没有斑驳,但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开始“精日” “美分”,开始嘲弄着自己的国家,嘲弄着自己的英雄。

 

没有这一路走来的历史,没有一百年前那些年轻人的决绝和牺牲,哪有我们现在和平安定的生活?

 

之前,一名来自土耳其的“网红”Ugurgallen在网上分享了他拼贴的照片,刺痛无数人。

 

同样的年龄,有的孩子在幼儿园里无忧无虑地搭建乐高;而这个阿富汗的儿童在贾拉拉巴德的煤场工作,他娴熟地挥动榔头的样子,俨然对这份苦工习以为常。


左边的新闻图片曾获得2015年法新社年度图片奖,一名叙利亚男子看着他在空袭中丧生的女儿欲哭无泪。而右边的图片,是和平国度的孩子,在睡一个安稳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和平幸福的生活是理所当然,有的只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918年,曾任清朝内阁中书的梁济,在决定投湖自尽前3天,问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想了想,回答:“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最终还是选择在60岁生日前夕投湖自尽,它留下了一封《敬告世人书》,遗书中说:

“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后来,梁簌溟成了一代国学大师,他一生都在思考和践行自己给父亲的答案: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100年过去了,这个世界没变,但我们已经变了。


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那么好,在阿富汗、在叙利亚、在埃及、在巴勒斯坦,在那些不能民族自决的国家里,连好好活着都是一种奢望。


但今天的我们,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和忧虑了。

 

再也不会担心,有人来北京城寻找走丢的士兵了;

 

再也不会担心,有人指责我们“妨碍自由贸易”并且把军舰开进长江了;

 

再也不会担心,有人以“保卫使馆”为理由在我们的首都驻扎军队了;

 

再也不会担心,有人以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炸毁了铁路为借口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再也不会了……

我们不要忘记了曾经的历史,更不能辜负了那些曾经的牺牲。

 

学术界一直有一个说法,叫“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但现在看来,真正更应该强调的是:没有五四,何来今日?

 

一百年前,这些年轻人的热血,他们的牺牲,他们的精神,开创了新中国的未来,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100年前的青春之歌,原来是这样写就的,原来是如此经天纬地,慷慨激昂。


100年前的年轻人,可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是眼神炯炯如炬。


在“国将不国”的危难时刻,他们终日思考的,不是一走了之,也不是鸳鸯蝴蝶、偶像崇拜,而是领土完整、民族大义、国家未来。


他们与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国家的宏观命运紧紧联系,时代的风云变幻、世界的博弈格局,都与他们休戚相关。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梁启超的这段文字,至今读起,仍让人心生激情与责任。


因为年轻人才是国家的未来,年轻人如何,国家就如何。


希望每一代年轻人都不要过早失去那一身不苟且、不妥协的锐气,或主动丢掉热血沸腾的翅膀。


这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年轻人们不那么听话,不那么世故圆滑,还有一些理想和热血,才会越来越好。

 

4月30日,习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中讲到:


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

 

“五四”青年节,谨以此文献给100年前的年轻人,也献给我们这一代的所有年轻人们,希望我们都能继承百年遗志,不要忘了这个民族曾有过的精神内核。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参考文献资料:

《“五四”前后中国学生运动之考察》;社会科学评论 岳谦厚

《五四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年轻学生》 史海钩沉 王文佳

《政治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 开放时代 冯筱才

《“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历史研究 罗志田

《五四时期青年社团的楷模——新民学会》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杜秀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 人文天地 刘一皋

《五四运动及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沙健孙

《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 近代史研究 马建标

《一枝独秀前的百花争妍——论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误读》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曹露丹

《关于五四运动若干问题评析》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杨军

《“悲观”与“绝望”: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武汉大学学报 宋剑华

《地方历史中的五四——民国时期湖南的五四纪念》 现代中文学刊 凌文岚

《蔡元培:力挺爱国,进退有据》 新京报书评周刊 叶胜舟

《100年前,年轻人在干什么?》云掌财经网 水木然

《“五四”思想论战:弥漫在纸上的火药味》 新京报书评周刊 林贤治

 

编 辑 | 魏晨旭   校 审 | 刘  青

来源 | 本文转自有匠心的原创公众号:栩先生(id:superMr_xu)。作者李栩然,知乎个人成长、职场干货等领域50万赞大V;微信上最会写毛泽东的人。特别擅长将个人成长干货与历史人物故事相结合,观点独特、内容有趣,每一篇阅读都是十万+。喜欢他的文章,推荐同步关注他的个人公众号“栩先生”,后台回复“个人成长”或“毛泽东”。一定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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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五四,何来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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