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炮火中的玫瑰:女性在战争中的多元角色(一)
“观点”栏目旨在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相关学者对于国际人道法以及人道政策与实践等问题的立场与观点。本栏目中的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而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立场无关。
文 | 梅迪娜•哈埃里
纳迪娜•皮埃什吉巴尔
译者 | 廖凡 *
编者按 :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女性通常被认为是软弱且易受伤害的。但事实上,女性在面对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创伤时,往往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坚毅。她们作为一家之主、社区领袖以及武装战斗人员,在战争中的不同经历使得她们扮演起了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新角色,并承担起让人意想不到的新职责。
1914-1918年战争,法国埃塔普勒(Étaples)。一名救护车司机在出发前检查车的发动机。
帕特里克·卡马特少将,联合国东刚果维和部队前司令曾经说过:“在武装冲突中身为女性也许已经比身为士兵更危险。”不可否认,男性和女性存在生理差别。差别之一就是女性的体格比男性弱。尽管这种差别同睾丸激素水平和肌肉质量有关,而同女性的智力、能动作用和能力无关,但它却经常成为让女性的贡献和能力靠边站的借口,特别是在传统的力量就等于权力的武装冲突中。
事实上,冲突性质的变化已经使体力与军力的关系越来越小。正如美国学者乔舒亚·戈尔茨坦所述:“与古代的肉搏战不同,现代战争强调机械工具(坦克、战斗机等)的速度和灵活性。现在,胜利和生存更多是取决于迅速执行一系列小动作的能力,而越来越少会依靠上肢力量。”然而,尽管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武装战斗,并且已有足够证据表明脆弱性是一个相对的字眼,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而非生理因素的结果,但人们通常还是认为女性是软弱无助的。
1918年至1920年,阿塞拜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的妇女志愿者在苏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的红十字明信片现如今已成为收藏品。当时这些广受欢迎的明信片被各国红十字会在全欧洲和美国散发,用于告知公众战争动员情况并激发民意。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展出的这些明信片,其中很多描绘的是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正在照顾伤兵的身着洁白制服的漂亮红十字会护士。一些明信片甚至有清楚的浪漫暗示,将护士作为对从战场凯旋的英勇士兵的另一枚“奖章”。另一些明信片则更多地将护士描绘成母亲的形象,印证了当时对于女性承担抚育角色的普遍观念。很多明信片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女性绝不能被野蛮的战争所玷污,而应该在远离战场的地方照顾男性士兵,不管是作为爱人还是母亲。
但现实情况却是这些护士中很多人都在前线与男同事们一起做着那些“肮脏、危险、令人厌恶并且极为艰苦和紧张”的工作。事实上,美军虽然努力让女性志愿者远离战斗,但这难度很大,因为“女性们总是对要求她们离开所照看军队的命令置之不理,被送往后方却又突然出现”。
拿起武器
1999年,哥伦比亚,北桑坦德省。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EPL)的女战斗员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的推广国际人道法课程。© ICRC
女性想要破除其本身就是软弱或脆弱这一观念,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积极参加敌对行动。最早挑战该观念的一个国家是苏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力短缺,它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女性执行战斗任务。尽管准确数字难以统计,但官方数据称苏联招募了80万名女性参加红军,另外20万名女性参加非正规部队。这些女性中很多(约25万)接受了军事训练,据报告有50万人在前线服役(一般是在医疗和防空单位)。尽管上述数字很可能有所夸大,但“苏联的例子凸显了这一教训……即女性可以被组织成有效的大规模军事单位”。
目前,军事人员中的女性人数还在增长。例如,在美国,女性约占现役人数的15%;在伊拉克——在那里美国女性作战和死亡的人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所有战争——十分之一的军人是女性。事实上,最近的报告显示,尽管官方禁止女兵加入军事战斗部门,但伊拉克和阿富汗当地的情形却是“女性在战斗中跟男性同胞做得几乎一样多:端着机关枪巡视街道、在车上担任炮手、处理爆炸物,驾驶卡车通过布满爆炸物的道路”。
2006,苏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女性工作人员在朱莱达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一线医院里,为一名孕妇进行检查。ICRC
女性在非国家武装团体中尤为活跃。例如,在尼泊尔,据报道女性占毛派战斗部队的三分之一。女性在泰米尔武装团体中同样发挥着关键的战斗员作用,特别是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中(据估计她们占到该组织核心战斗力量的15%至三分之一)。女性也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苏丹内战中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塞拉利昂冲突中,战斗部队的10%至30%是女性。诚然,隶属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女性经常承担非战斗任务,如制作食物、搬运物品和提供卫生保健,但她们通常是在履行前线作战职责之外承担这些任务。例如,一份关于在塞拉利昂伴随武装团体的女性的研究称,接受访谈的女性中有44%受过基本的军事和武器训练。
尽管女战斗员通过拿起武器破除了女性是无助的观念,但她们自己仍然面对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性虐待或性骚扰危险。此外,女战斗员在解除武装、复原和重返社会(DDR)进程中可能受到忽视,在从战场归来时还可能要同污名或者来自家庭或社区的拒斥作斗争。而且更重要的是,参加敌对行动的女性不再享有国际人道法给予平民的保护。
未完待续
* 廖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 作者介绍: 梅迪娜•哈埃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妇女与战争部专员,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文学硕士。
纳迪娜•皮埃什吉巴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妇女与战争部顾问,曾任联合国海地维和行动性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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