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喜欢范雨素，但像和菜头那样怼就有点下流了
这两天，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范雨素是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人，44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文章写了她四十年来的个人经历，尤其写了她善良不屈的母亲。
一，余秀华怼范雨素，可以理解
范雨素火了后，有人拿她跟余秀华对比。但范雨素说“我不是下一个余秀华”。余秀华也答复，“一，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的远。二，每个生命自有来处和去处，不能比较。三，每个坚强的女人都很辛苦，不值得羡慕。四，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很多人认为，余秀华怼范雨素，不够包容，“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却挺赞赏余秀华的，理由是：
1，余秀华是个性很强的诗人。她出道时就反对别人因为她的残疾而读她的诗歌，更反对“农村文学”、“女权文学”这样的标签，所以，她不乐意被人比来比去，无非是拒绝“类”的概念，伸张个体独特性。
2，余秀华是有文学抱负的诗人。诗人语言才华一般都比较出众，像“手腕上的刀疤，月光照着会疼。”这样的句子，范雨素是写不出来的。《我是范雨素》里流传最广的一个句子是“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已经有网友指出，这是取材于席慕蓉的诗《青春之一》中的“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其他句子就平平无奇了。更重要的是，在余秀华的诗歌世界里，“古典意象”与“现代精神”的耦合相当自然，就好像是扁担挑着箩筐、斧头带着柄、茶壶配着盖子。比如，她写爱情婚姻的诗句：“如果我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我的诗歌/我会寄你一本关于植物的书/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稗子那提心吊胆的春天。”而范雨素作为农村出来的人，既不能像赵树理那样活用地道的农村语言（比如在《小二黑结婚》里写一个女人四十五岁了，还涂脂抹粉老来俏，“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精彩绝伦），也不能像余秀华这样将“古典意象”与“现代精神”耦合起来。范雨素最大的语言毛病是喜欢用夹生的大词，比如，“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当文学家要投资的。”“蹉跎”、“理想的火苗”、“俊秀飘逸”、“投资”这些词如果城市人写出来也没什么，但范雨素文本中的“人设”是农村打工者，在词语与被表达的经验之间就有了断裂。
所以，余秀华怼范雨素，虽然不客气，但没有谩骂，也没有讥讽，我觉得可以接受。
二，和菜头怼范雨素，有点下流
但今天下午，我看到和菜头的《我是和菜头》一文，就觉得实在有点下流。该文写道——
仅仅会拆是不够的。一个著名文学青年必须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弱势人群。每一段时间，北京就需要一个弱势群体文学青年。比如说，前一段是一个诗人，她写道，我要穿过大半个中国来操你。大家没有反应，北京有许多人经常需要穿越半个地球去操人，大半个中国没有深度。但是，后来知道诗人是个残障人士。整个北京一下子就湿了，拿着这首诗哭成泪人。
再比如说，最近又流行一个40多岁的保姆阿姨。知道她是个保姆，知道她要养育两个孩子，知道她老公家暴，知道她被家乡驱逐，知道她还在坚持文学创作，大家就都哭了。哭完之后，觉得阿姨的文笔非常优美，非常动人，可以说是一代文学家了，可以说是非常励志了，可以说是非常鲜活生动了，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严肃文学了。人们突然发现了文学。
我准备宣布我是社会弱势人群，我秃顶。
和菜头是自恋得“恨不得每场婚礼都是新郎”、傻逼得孩子打了坏疫苗都用手捂自己嘴巴的人，他对余秀华、范雨素出语刻薄，符合他一贯形象。但余秀华、范雨素的作品能打动网友，真的仅仅是因为“大家同情弱势群体”吗？余秀华的诗歌才华，我上面已经简单说了，更详细的评论大家可搜我的《左手冯唐，右手余秀华》一文看看。今天主要讲讲范雨素作品的文学性。
我上面讲了，范雨素的语言才华很一般，但语言只是文学才华的要素之一。在情感之外，文学才华至少还包括意象、叙述手法和结构能力。韩寒就说巴金没有语言才华，夏志清对《家》里的语言也很恼火，但他认为，“巴金《寒夜》是牢牢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创作。读者在目击男主角一步步走向身心交瘁的境地时，简直不忍卒读。因为和一般中国家庭生活太过逼肖，所有柔和、伤痛的场面，遂具备了动人的力量。凭着这一小说，巴金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心理写实派小说家。” 这其实是在表扬巴金的意象营造和叙述手法。
三，意象冷隽，且不乏黑色幽默
在矿工看来，范雨素的文学才华首先表现在意象的冷隽和黑色幽默。比如，下面三段——
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我的房东是皮村的前村委书记，相当于皮村下野的总统。房东是政治家，不屑养狗部队，只养了两条狗。一只苏格兰牧羊犬，一只藏獒。房东告诉我，苏格兰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藏獒是世界上最勇猛的狗。最聪明的狗和最勇猛的狗组成联盟，他们是天下无敌。我的孩子，住在皮村下野总统的府邸，享受着天下无敌手的安保，我和孩子都感到生活很幸福。
母亲告诉我，她跟着维权队伍，去了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走到哪里，都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推推搡搡。维权队伍里，队长六十岁，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被维稳的年轻娃子们打断了四根肋骨。母亲八十一岁了，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
这几段话首先让我想起了王小波的反讽。就是顺着强势者的逻辑走，走着走着，暴露出事情的荒谬感，让强者难堪。第三段反讽特别明显，对，“维稳的年轻人是有良心的，没有推她，只是拽着胳膊，”你们好有良心，我感谢你们十八代祖宗！然后呢？“把母亲拉开了，母亲的胳膊被拽脱臼了。”81岁的老母亲胳膊被拽脱臼了，还要感谢说“你们良心大大的好！”傻子也能感觉出反讽和荒谬吧。其实，周作人有篇名文《前门遇马记》，对政府用马队驱赶请愿群众也反讽了一番——
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地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
四，“草蛇灰线法”
《我是范雨素》一文，编辑裁剪得很好，读到最后我是真感动了。为什么会这样？熟悉《水浒》的人想必都知道金圣叹提出的“草蛇灰线法”，就是作者在作品中反复而又不露痕迹地使用某一关键的意象或象征，成功的达到某种和谐效果。犹如交响乐中某一基调的重复出现所达到的和谐效果一样。最突出的就是武松景阳冈独立制服巨虎的整个场景中，作者对‘哨棒’这一意象的有效使用。《我是范雨素》一文，似乎也有“草蛇灰线法”的赶脚。
作者的本意是写母亲，虽然文笔平平，但妙就妙在基本上每一两段都会提到“母爱”这个意象，最后点亮主题。不信请看：
第1节，介绍自己的简单情况，最后一句是“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点到“母爱”。
第2、3节，写母亲操持整个家的艰难以及对五个子女的爱，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大哥跟孔乙己一样让人穷瞧不起，但“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一直治到12岁，腿开了刀，才慢慢好转。”“我是母亲年近四十岁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儿。”却十二岁的时候离家出走，“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我没脸见人，也没脸上学了。”但“母亲并没有抛弃我”。“让二哥给她找了粉民办教师工作。”点到对五个子女的“母爱”。
后来，大姐得病死了，“小姐姐找了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男文盲，草草地打发了自己。”“大哥哥现在只种地了，过着苦巴巴的日子。”“少年得志的小哥哥，在40岁那年，迷上了赌博。输钱的小哥哥借了高利贷。很快，还不起债了，官也被撤了。”“我”则随便嫁了个东北人，那男人家暴、酗酒，便离婚了，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襄阳，但大哥哥马上像躲瘟疫一样，让我赶紧走，母亲却“没有异样，只是沉着地说，不怕。”苦难加重，更加凸显“母爱”
第4、5节写带着两个女儿到北京谋生奋斗。当保姆时，半夜要给给雇主家小女婴“喂奶粉，哄她入睡”，“我”想起自己女儿，“晚上，没有妈妈陪着睡觉，她俩会做噩梦吗？会哭？想着想着，潸然泪下。还好是半夜三更，没人看见。”女儿成了年薪九万的白领，作者感慨“相比较，同龄的丁建平、李京妮，因为没有亲人为他们求告老天爷，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凡是养过猫，狗的人都知道，猫狗是怎么护崽。同理，人是哺乳动物。抛弃孩子的女人都是捧着滴血的心在活。”“我想到母亲对我的爱，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母亲爱着我，我每天都使劲这样想，我的心理疾病没有恶化。”远离母亲时，还能感受到“母爱”的力量。
前面都是历史铺叙，都是远景，最后一节近景写母亲，“村里征地，一亩地只给两万二千块，不公平。队长贴出告示，每家要派个维权代表，上政府告状，争取自己的利益。大哥哥也出门打工去了，我们家的代表只能母亲来当。”然后是母亲上访时胳膊被拽脱臼了，“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为儿女奔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作者为现实中不能报答“母爱”而懊恼。
自己无能为力，怎么办？现实如此坚硬，草民改变不了，只能求得良心安稳，收尾就讲了一个母亲善良的故事，再讲了一个自己行善的故事，“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又讲了一个女儿善待流浪奶奶的故事……把远镜头拉近，又无奈地把近镜头推远；从历史中风尘仆仆走来，又在现实中叹息着走远；那么热切地试图报答母爱，又那么无望地将希望寄托于渺远的“积善必有好报”。谁说没有文学技法？
结尾：文学要有切入日常生活的力量
当然，不管是“冷隽且不乏黑色幽默”的意象，还是“草蛇灰线”的叙事手法，范雨素未必有文学的自觉。但作品本来就是独立于作者的，作品的意义很多时候需要读者与作者一起来完成。后人对《红楼梦》有那么多阐发，也未必都是曹雪芹写作时经营的吧？所以，一个写作技巧生涩的人未必就不能写出好作品，前提是她对文学有足够的诚念。
很多人纳闷《我是范雨素》为什么会流行？扯什么同情弱者啊，农民工，上访啊，都是次要的，谈这些问题谈得比范雨素深刻的文章多了去，怎么不见流行？《我是范雨素》的责任编辑郭玉洁说，“除了语言或者流畅感，最重要的是，文章有种道德力量。”
我向来不标举“道德” ，我更欣赏的是《我是范雨素》一文所表现出的“切入日常生活的能力。”“文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范雨素回答：“文学就是一个港湾似的，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本书就好像可以休息似的。心境烦躁，过得很苦的时候，可以逃避。相当于喜欢唱歌的人去歌厅一样，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什么理想。”
范雨素这种文学观太健康了。李白的诗为什么好？青年学者张定浩的有个解释，李白之后的诗人们都“极其自觉地致力营造各自独特的、或大或小的诗歌世界”，但在李白之前的那些诗人们，“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不同存在，诗歌于他们，并不承担创造与自我确认的责任，他们甚至有力量把拟古和相互仿效当作最自然的诗歌形式。”（《既见君子》） 李白的诗好在具有自然地切入日常生活的能力，就是不端，他追踪事物的形象和本质时，不求助于思想和逻辑，而是借着敞开另一种事物的状态，使前者变得更透明而实在，仿佛水消失在水中。比如，“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儿女在桃树下等自己的情景，一千年后读来也是感人肺腑，再过一千年也是。
穆旦也有诗句：“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我是范雨素》一文的文学价值，或许根本不在技法，而在于它帮助范雨素“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