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潘金莲住在现代高楼，她丢竹竿就把西门庆砸死了

原标题：“风险社会”让“熊孩子”不再可爱

暑假来了，“熊孩子”新闻有增多之势。7月3日，长沙某小区2岁女童莉莉从18楼坠落到2楼平台，不幸身亡。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前莉莉和另外两个小孩走进电梯。电梯的按钮原本是在9楼，一个5岁的小男孩点亮了18楼的按钮。到达9楼后，三个小孩都出了电梯。可是小男孩又将莉莉抱回了电梯!就这样，2岁的莉莉被电梯带到了18楼，走了出去。不巧18楼护栏损坏，未装玻璃，大家判断，莉莉就是从中摔下身亡的。

这事迅速引爆网络，网友多谴责小男孩“被魔鬼附体了！”但也有少部分网友认为，“男孩并不知道他的恶作剧会导致女孩身亡，我们5岁的时候可能开过比这更过分的玩笑，我们也应该去死吗？没有人会预料到女孩的死亡，意外发生责任更应该在物业和父母。”

是啊，谁小时候没干几件鸡飞蛋打、狗屁倒灶的事？少年英雄“小兵张嘎”，不也堵过人家烟囱，打架还咬人吗？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小时候也是熊孩子，但就是他那些捣蛋事儿，后来成就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利贝克•费恩历险记》这两部伟大小说。

可不管我们怎样为“熊孩子”辩护，小男孩与女孩之死难逃干系。我们或许应该换个角度想：为什么以前“可爱”的熊孩子，如今却不可爱了呢？我们的社会真变了？

网上曾流行过一个段子：潘金莲打开窗户，撑窗户的棍子掉下去了，砸到了西门庆。假如潘金莲不开窗户，不会遇西门庆；不遇西门不会出轨；不出轨，武松不会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不会被擒，可取大宋江山；不会有靖康耻、金兵入关，不会有大清朝；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中国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小潘呀!闲着没事你她妈开什么窗户啊！

这个段子的推理逻辑自然有问题，a是造成b的原因之一，b是造成c的原因之一，那么，a导致c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依此递减，要“潘金莲开窗户”为“中国落后”负责，就近乎扯淡。这也是历史学家胡克说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但这里倒有一个有趣问题：宋代楼房也就两三层，潘金莲开窗，撑窗户的棍子掉下去，砸到了西门庆，于是产生了一段奸情；但如果潘金莲住的是现代高楼，从25层掉下这根棍子，砸到了西门庆，结果会怎样？很可能，西门庆会被砸死，奸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不是跟网友抬杠，我只是想说，现代社会确已进入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在以前，我们面对的多是人们可以直观察觉的自然风险，也很容易建立风险事故的因果关系。你看潘金莲女士，她住二楼，棍子扔下去，能不能砸到人，大致可判断；即使失手砸到人，受害者容易找到原因，路过你家房子，就要你家负责。

现代社会就不同了，像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污染，是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风险。 如果潘金莲住现代高楼，随手丢根棍子下去，或许觉得没什么，但二三十层加速度飞下去会砸死人的。而被砸的人也可怜，现在一栋高楼里几百户，找谁负责啊？怎么办？受害者打官司，干脆把整栋楼的住户都告了，但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现代社会孳生了高空抛物的“风险”。

再回过头看长沙的悲剧，这男孩虽“坏”，但不见得有伤害女孩的企图。以前在我们农村，恶作剧把孩子关在门里，乱跑也出不了什么事。现在不一样了，小女孩被关在电梯里进了最高层，高层偏偏栏杆没搞好，悲剧就发生了。

高楼大厦是现代性事物，客观增加了孩子玩耍的风险，也就要求物业管理要跟上。遗憾的是，如贝克所说，我们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每一个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他们通过“错位的社会冲突”把某些族群作为替罪羊。在长沙电梯悲剧中，“熊孩子”就有点替罪羊的味道。所以，对于高楼大厦的物业问题，我们的追责绝不能含糊。有了这一基础，再谈通过教育重塑公民个体的风险责任意识，才具有正义性。

原刊7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

附论：“杭州豪宅保姆纵火案”也是一样，纵火的保姆顾然该死！但物业和消防的责任同样重大。现代高楼大厦一旦着火，客观上说，死人的风险比以前的平房大多了，这就需要物业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负起责任来，而不能将这种风险推诿给“个体”。如果物业消防做得好，即使有恶魔一样的保姆，也能减少或降低很多伤害。杭州这事情的悲剧恰恰说明，物业消防不达标，同样害人。人性的黑洞深不可测，哪天你家的保姆会“发神经”，我们不知道，难以清晰界定，预防成本就太高。但是，物业和消防的改进，我们是可以批评督促的，改善的效果是大家看得到的，可以清晰界定，也就更具有操作性。所以，将板子适当的“重打”在物业和消防上，符合贝克对“风险社会”的描述和正义期待。

很显然，如果物业和消防部门将风险一味推诿给“个体”，以后雇主势必加强对保姆的“审查”，造成整个社会对保姆的“污名化”和“过度审查”，结果就是“合格”的保姆越来越少，导致保姆在市场中“升值”，这等于变相增加了雇主的用人成本。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都会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