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奶奶庙”，都通往“关帝庙”
前不久，河北易县“奶奶庙”成了火爆话题。清华大学徐腾博士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这个号称“华北第一道场”的神奇庙宇。这座奶奶庙神奇在哪里呢？神奇在庙中各路神像应有尽有，可谓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奶奶庙管理员甚至表示：“缺哪个神仙，随便建一个。”甚至连“车神”都有，这不可不谓是“新时代下的新神仙”。徐博士大概是想说：有心理需求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偶像崇拜，这么多神仙的存在，归根结底是源于人们对生活愿望的祈求。
但徐博士说：“那经典文化为什么让大家觉得是高大上的？是因为它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文化，并加由政治强行地去推广，它就有一个法理上的正统性。但是民间其实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我却觉得有些偏激。
所谓的“精英文化”、“雅文化”，学术上又叫“大传统”，而“民间文化”、“俗文化”，则叫“小传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我服膺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即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差别不明显，大传统是从小传统提炼的。大小传统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关系。没有大传统，小传统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没有小传统，大传统会失去辐射全社会的功能，主流文化的根基会不牢固。下面我就以“关公崇拜”为例论证一下。
关羽封神的历程
中国历史上的名将这么多，比如白起、项羽、李靖、徐达，为什么独独关羽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全能的神？最近，日本学者渡边义浩的《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出版了，就是要回答这一问题。
作者先是对各朝代的“关羽”形象进行了检索。
首先，在《三国志》里，陈寿对关羽是有赞有弹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关羽尽管被一度当作“剑神”，但并未成为民众信仰对象；唐安史之乱后，忧心国家衰落的唐肃宗建庙祭祀，三国魏晋南北朝人物中，也只有诸葛亮在列，并没有关羽。
关羽地位的提高是宋以后的事情，原因有三：一是，关羽成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国家守护神；二是，南宋偏安长江流域，诸葛亮北伐成为南宋人们理想的英雄人物，大儒朱熹高度评价诸葛亮之“义”，人们越来越倾向蜀汉正统论，关羽地位随之升高；三是，关羽出生的解县，当时是中国最大的盐产地，而晋商正是兴起于河东盐地解池，为了祈愿有利于制盐的天气，晋商就陆续建起了关帝庙，关羽也就由“国家保护神”演化为“财神”。
但是，即便宋代官方推崇关羽，民间对关羽的崇拜也还没有展开。因为在元代印刷、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里，最活跃的人物还不是关羽，而是张飞和诸葛亮。
《三国演义》让关羽封神
关公崇拜真正流行开来，要到明代，证据就是《三国演义》的风行。在《三国演义》里，有利于关羽的很多忠义事件都被放大升华了，不利于关羽的事件则被抹掉了。
比如，在《三国志》里，刘备本来就是借了东吴的荆州暂住，而且说了攻占巴蜀即还，后来占了巴蜀，鲁肃来讨荆州，关羽是羞惭不敢正面回应的。可在李卓吾版的《三国演义》里，为了守住关羽的“义”，便设计了一个场面，让关羽对前来讨荆州的诸葛瑾说：“这几郡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这样做就能维护住关羽的“义”吗？渡边先生妙语解颐：
《三国志演义》的目的就是阐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宣扬的“春秋大义”，即蜀汉正统论，因此这样的解决方法也未尝不可。然而如同扑克牌中的大王，在困难时刻打出来就是杀手锏，但游戏本身就会变得无聊。如果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在揭示正义的同时就会导致“削减的美学”，《演义》的文学性就会破坏。而且，哪怕只限定在这一场景下，若所有的土地都是大汉疆域，那么就难以说明为何刘备要答应诸葛瑾归还荆州。而关羽也就成了违背刘备命令，因而为兄弟之义投下了阴影。（96页）
针对这个问题，毛宗岗本对李卓吾本做了如下改动：
荆州大汉疆域，岂得妄以寸土与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吾兄有书来，我却只不还。
这就以孙子的话，将关羽的耍赖行为正当化了。
作者最后的比较结论是：
在毛宗岗本《演义》中，关羽的故事和成就充满了虚构的色彩。在表现关羽之“武”的“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故事中，只有“斩颜良”是有史实根据的；而在表现关羽之“义”的“桃园结义”、“许田打围”、“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等故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以史实为依据的。基于史实的有一桩，就是在“千里走单骑”之前讲述的关羽要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时，曹操将其行为评价为“义”一事。（115页）
《三国演义》里虚构成分很大的“关公”形象，成为了全民崇拜的“神”。在这里，官方权力的推动显然是第一级助推，文化精英的介入的则是第二助推，而代表民间力量的晋商则是第三助推。说白了，“关公崇拜”的形成，就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互动融合的典型。
关胜凭什么排林冲前面？
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在梁山的“五虎上将”排名上，为什么排第一的是关胜，而不是林冲呢？论武功，两人不相上下，但功劳绝对是林冲大啊，当年火并王伦才有了后来的梁山基业，哪次打战又少得了林冲？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分析说，关胜是关羽的嫡派后代，当时的人们又很崇拜关公，于是就让关胜坐了“五虎上将”第一交椅。
对萨孟武的解释，吾友黄波兄不以为然，他认为，宋江一向巴望朝廷招安，排座次是重要的权力分配手段，他是把支持招安的人都稍微的拔高了一点座次。后来招安时，鲁智深、武松极力反对，关胜、秦明、呼延灼默不作声，即为明证。
但在我看来，黄波兄的观点与萨孟武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任何权力的有效运作都需要文化资源的配合。关胜因有关羽之风，又处在尊崇关圣人的鼎盛年代，时间上于梁山好汉相差不多，很自然就被塑造成了关羽后人，这纯粹出于人们从古至今对关羽的偶像崇拜，特别是在《水浒传》这样一部以描写忠、义为主基调的小说中，作者故意拔高关胜的座次，以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关羽崇拜本来就是宋朝开始流行，尤其在北宋末年，由于北方战事频仍，代表“忠义”的关羽的地位才进一步提升，宋徽宗还建立关帝庙，封关羽为“忠惠公”、“武安王”“义勇武安王”，而《水浒》写的不就是徽宗朝的事情吗？既然皇帝如此厚爱关羽，宋江出于文化资源的对接，主动拔高关羽后人的座次，不也是助成“招安”吗？
总之，在“关公崇拜”上，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大传统/小传统，雅文化/俗文化，都有着很好的互动，并非水火不容。这大概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