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书院建设难、管理难，不妨尝试这个新选择

星

视角

Xing Perspective

3月3日，我们推送了《星视角》系列专栏文章——《顶尖高校扎堆建书院！书院热背后的冷思考》（戳☜阅读原文），分享了程星博士对高校住宿书院的一些研究和观察。今天程星博士将继续就“学术咨询”这一话题分享其独到见解。一起来看——

原标题：《鲨鱼湖里的救援》

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我访谈过很多学生。一位大一新生描述自己初入校园的感受，让我至今难忘：他说自己感觉“就像被扔进了鲨鱼出没的湖中”。我不知道今天的系主任、院长或资深教授中，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初入大学时的那种生涩和恐惧。我相信，能从鲨鱼湖里活下来、爬出去的都不是孬种。只是谁还会记得那些在湖里挣扎的岁月，想起那些在湖里消失了的灵魂呢？

重塑书院荣光，颇为不易

我在上期专栏《顶尖高校扎堆建书院！书院热背后的冷思考》中提到，普林斯顿和耶鲁不惜投入重金重建住宿书院，目的是为了给学生带来小型书院的凝聚力和亲密感，进而重塑本科生的就学经验。在那师生亲密无间的“四合院”里，学术大师可以在潜心研究学问之余随时与学生分享研究心得；在餐厅、图书馆或其他休闲空间，学生们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翱翔，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学生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身边有长辈，有老师，有朋友，有同学，甚至还有院长家的小狗愿意聆听他们的倾诉。多么“美好的旧日时光”（good old days）！姑且不论旧日的书院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光是为了重塑那种美好而不惜代价的努力就让人动容。

回到现实，过去半个多世纪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由精英模式向大众模式的转变过程，而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更是将原本属于市场的消费主义引进校园。今天，且不说在招生动辄上万的大学里建小型书院难度有多大，即使资金和空间不是问题，多元的学生群体能否接受传统书院的管理模式也是一个问题。试想，在精英教育时代，进入大学学习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特权，一种荣幸，他们完全没有“顾客”的感觉或“消费”的概念。但在今天，大学想教什么与学生想学什么这两者间的差异开始显现，学生对于大学教育的期待值也随着学费价格的飙升而见涨。在向大学付出高昂学费之后，优雅的书院体验可能已经不是大多数学生的追求，他们需要看到学习的成效。

学术咨询，书院制外的新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在经历了不太成功的“LLC”实验之后，虽未完全放弃提升学生住宿体验的努力，但不再刻意追求书院的形式。他们将营造“教学共同体”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四年一贯的“学术指导中心”（academic advising）上去了。和重建书院的普林斯顿、耶鲁一样，哥大的初衷是为了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以此修补研究型大学里渐行渐远的师生关系。

将学术咨询制度的改造作为突破口也是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尽管哥大作为私立名校，其本科生规模远低于公立大学，但要求教授在例行的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之外增加与学生的接触实属强求。另一方面，经过“市场”洗礼的学生（及其家长们）对于大学生活的要求、对于专业方向的考量以及对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和想法，也远非学术大咖们所能应付。因此，既然哥大已知无法通过书院来重建师生间的亲密接触，那么，在本科生院建立综合性的、能够满足学生要求的学术咨询机制便成为可行的选择。

哥大学术咨询机制的改造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¹

第一个阶段的尝试是建立以年级为单位的指导中心。我们在之前的一个问卷中发现，哥大学生对于自己年级的忠诚度远大于他们对宿舍的认同，因为哥大的核心课程要求同一年入学的学生修同样的课程，而经过前两年的“捆绑式”修课经验，同年级学生即使在进入专业后依然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与追求。事实上，哥大学生毕业后每逢五年回校参加活动，年级是毕业生与母校的连接点。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决定将原来以宿舍为单位的学术咨询系统改为以年级为单位的四个咨询中心，每个年级中心都由专职导师（非教授）组成，并对导师就那个年级学生的课程内容、专业选择、教授队伍等各方面进行培训。比如说，对一年级咨询中心导师的培训着重点放在迎新活动与核心课程等方面，而二年级咨询中心的导师则必须对所有的本科专业了如指掌，以便能够帮助学生在完成通识课程后选择专业。在校园生活方面，这两个中心的导师担负着帮助初入校门的新生适应大学生活的艰巨任务。

为了查验以年级为单位进行咨询的效果，我主持设计了一个年度在校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年级指导中心得到学生的认同和赞许。事实上，很多学生在入学后就和一年级咨询中心的导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的甚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专职导师与学生之间成功的互动成为咨询中心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不仅导师与学生之间比例失调（1:400），使得咨询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学生抱怨他们与年级导师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不得不在进入下个年级时从头开始。对问卷结果反复斟酌，我们感到，学生在大学前两年的经验有相似之处，而进入专业后三、四年级的学生亦有共同之处，于是决定将年级咨询中心合并成前两年中心与后两年中心。希望学生与导师的关系起码能够持续两年，也使得导师的专业知识能够相对专业、集中。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而，在接下来几年的年度问卷调查中，学生对成立两个学术指导中心的做法还是不满意。为此，我们对学术指导的现状再次进行回顾与总结，决定对组织结构作进一步的调整。目标：为本科生的成长与发展创造一个畅通无阻的学术指导环境。

和以往一样，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是此次行动的前奏。院长聘任了一位管理咨询专家和我一起，对过去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收集新的定性和定量数据以填补现有数据中的空白。具体来说，这次数据收集来源于下列四个方面：一是基准研究，即通过电话访谈对同类大学的学术咨询进行调查，并对过去近十年通过同类大学数据分享协会得到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横向比较；二是学生调查，即对过往年度学生问卷调查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并邀请学生领袖作小组访谈，了解他们对学术咨询的看法和建议；三是对学术指导中心的管理人员和咨询导师进行访谈；四是对校友顾问委员会成员进行访谈。

行文至此，我必须对哥大坚持以数据为决策基础的做法做一点说明。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民主、明智。民主的决策方法能够搜集尽可能多人的意见，反映多数群体的利益。此法的明智之处在于，如果决策者能够明显地感到反对意见对自己推行政策的威胁，那么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等较为民主的决策过程能够有效地抵御反对派的攻击。但是，民主的决策方法也有很多缺点甚至危险。效率低下当然是最明显的缺点。还有一个危险，即数据有时会不听话，而分析的结论更可能与改革者的初衷背道而驰。

通过大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我们对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有了新的理解，也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在当今研究型大学中学术咨询作为学生与教授之间的桥梁，其作用举足轻重。比如说，通过基准研究，我们发现，多数同类院校采取教授与非教授专职导师合作对学生进行指导。而学生对于选择怎样的咨询模式虽然并不太关心，但他们知道要什么：他们希望得到更多个别的关注，即一对一的咨询和指导；希望四年大学有同一个专职导师；希望指导中心、学系和就业等不同部门的导师相互之间有所协调，而不是各执一词；希望在学业发展、专业选择和职业生涯等方面都能得到指导。而校友顾问委员会成员都是哥大的毕业生，对于学术咨询有切身体会。因此他们希望看到“一站式服务”（one-stop shopping）的咨询中心；他们建议增聘专职导师，降低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比例，并希望加强学术咨询与职业咨询两个单位之间的沟通，以帮助学生尽早开始职业规划。

因此，在权衡各方利益和整合现有资源之后，我们对学术指导中心作出调整：（1）合并年级指导中心，并将办公地点集中在一处，形成一站式服务；（2）每一个本科生有指定的专职导师，四年不变；将导师与学生的比例降到 1:150；（3）建立学术指导领导小组，由学生事务与学术事务主管共同领导；（4）通过各种途径让学生参与到咨询过程中去，比如个别指导，小组指导，并以年级为单位组织活动，如迎新活动、如何选专业讲座、就业咨询活动；（5）建立网站或电邮咨询。这是第三阶段。

最后一个细节：我在搜集各方意见时包括了校友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参与，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毕业生亲历的大学体验和具有针对性的各种建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学院管理层深知，以学生为中心，代价不菲。降低导师与学生的比例，必须增加专职咨询人员，这需要钱；要实现学术指导“一站式服务”，装修办公地点，也需要钱。所以，校友的慷慨捐赠是改善学生大学经验、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的必要前提。从管理的角度看，与其在需要用钱时才向校友开口，不如从一开始就邀请校友参与改革的过程。这样校友们捐助的是他们自己的项目，而不是大学想要但与他们无关的项目。

可见，学术指导中心的功能并非只是指导学术，还是向在鲨鱼湖里挣扎的年轻学子们伸出的救援之手。

¹ 关于哥大改造学术指导中心的案例详情见程星《大学国际化的历程》（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章 “十年磨一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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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专栏，程星博士将就“大学的国际招生”这一话题进行分享，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程星博士，现任麦可思首席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政策与管理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

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助理院长兼教育学院教授、纽约市立大学院校研究办公室主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规划与院校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域学养深厚，经验丰富。

著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之道——大学管理研究导论》《大学国际化的历程》《美国大学小史》《细读美国大学》，合著《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案例》等。

注：本文推送标题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辑自拟。

本期责编 | 麦可思 傅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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