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中共第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

杨登瀛临死前再三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作者卢荻，原题《杨登瀛：双面间谍？红色特工？》。

杨登瀛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动情又郑重地嘱咐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后人多称其为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国共“双面间谍”——实际上，他是中共首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名谍”、隐蔽战线的奇人。

上海滩崭露头角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前山白石村（今属珠海市）。自幼在日本生活与求学，在东京读完高等学校后，又毕业于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他熟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有所接触，思想上受过不少触动。

1919年杨登瀛从日本回国后，来到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并投身五四运动。他交游广阔，与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很熟，同国民党中人也有来往。同时，他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一些通讯社撰稿，声名鹊起，在上海滩崭露头角。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不久，又结识了当时的中共工运领导人、后沦为大叛徒的顾顺章，通过顾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认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杨剑虹也是广东人，两人渐成莫逆之交。后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逐渐成为陈立夫的亲信和助手。通过杨剑虹，杨登瀛也结识了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待，无微不至。就这样，杨登瀛成了在十里洋场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更有一段特殊政治关系。原来，张道藩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一个俗称“李痞子”的政敌，杨登瀛一口应承帮他消灭这个政敌。不久，李痞子在家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击毙。从此，张道藩在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张因此对杨感激不尽，视为知己。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杨登瀛原住上海私立大学江湾附近（该校被称为当时的“中共党校”），因此与该校很多师生相识。1926年，杨与陈养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认识。陈经常到杨家学习日文，时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刊物带给杨阅读，并与他多次倾心长谈。后陈养山将杨登瀛介绍给中共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杨参加了几次会议，认识共产党人李季、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因此，杨登瀛1951年在法院申辩材料中强调他是共产党员，自述“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共产党”。据其女儿鲍美云回忆，那是在“文革”前的一天，一家人正在午餐。不知道什么由头，父亲鲍君甫突然很正式地告诉家人说，“我其实老早就入党了，1926年，陈养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因党内斗争被迫下野。1928年10月，蒋介石复出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又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为了加强独裁统治，他指令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此即“中统”前身。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任命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当时国民党中央对特务工作经验不多，也无适当工作干部，物色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颇费周章。杨剑虹多次找杨登瀛帮忙搞特务工作，两人无话不谈。

但杨登瀛很快便把杨剑虹两次找他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准备如何在沪侦察中共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全盘告知陈养山，并表示愿将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党内”参考。陈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乃正式将这一重要情报及他与杨的关系报告陈赓，建议同杨建立绝密的特情关系。陈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此时的杨登瀛已是国民党特工系统高级干部，被视为“难得人才”。正苦于特科无法打入国民党特工高层的周恩来十分重视，当即决定由陈赓与杨单线联系并掌控之。

中共第一个“双面间谍”，作用非比寻常

1928年5月，化名王庸的陈赓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一家咖啡馆与杨秘密洽谈。

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的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他跟着杨剑虹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他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取得友好合作关系。杨提出工作上需要一些钱，陈赓当即递给杨登瀛一根金条，并答应以后每个月给他300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杨登瀛提出今后杨剑虹向他索取中共情报，应如何办？陈赓请他放心，表示以后会不断向他提供中共党内的文件、传单以及《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绝不会使他为难。（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台湾《传记文学》第56卷第1期）经过杨剑虹的推荐，杨登瀛被任命为高级侦探，并改鲍君甫为杨登瀛。这次与陈赓见面，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从此成为中共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陈赓复于同年5月底再找杨谈以后的工作部署，改派曾领导上海“五卅”工人运动、在苏联培训过的地下党员连德生担任杨的保镖，成天陪杨到处公干。有了情报，连德生立即转报陈赓。实际上，连德生是杨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及一桩贪污大案和青帮内讧自杀身亡，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失去在上海的得力工作人员，不得不借重杨登瀛。同年10月，经陈立夫、张道藩联袂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从此，杨登瀛成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以原名鲍君甫成为中共特二科的绝密工作人员——国民党的杨登瀛，就是中共的鲍君甫，从此他要演出一部双簧名戏。

从1928年5月至1931年4月顾顺章案发生三年间，杨登瀛表现杰出，深为中共所器重。为了使杨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中共还特地为他准备情报，作为他向上邀功的资本，以巩固其地位；还布置一些机关或留下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凡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团员，让他去逮捕。由于杨登瀛要经常陪张道藩等人出入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巡捕房，陈赓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别请示周恩来破例为杨买了一部高级轿车，使杨更便于接近上海各界上层人物，也利于他与中共特工的联系。

1929年12月，新任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对杨登瀛加以重用，上海的重大案件多交由杨独自处理。徐每到上海必到杨家探望，对杨常亲自函电指示，但从不检查杨的工作，以示信任。杨升任上海特派员后，中共特为杨在上海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立一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将安娥派来这里做杨的秘书，连德生也在此做联络工作，还给杨配备了其他中共人员。

安娥原名张式沅，1925年加入中共。杨登瀛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交予安娥，“凡属中共有用的，由安娥秘书及时抄送给陈赓”。安娥后来成为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的夫人，其本人所作的歌词《渔光曲》，随同名故事片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曾响遍神州大地。

由于杨登瀛的关系，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共机关一开始就在中共特科影响下工作。陈赓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也指出：“他（即杨）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是各方势力激烈较量的地方，杨登瀛与英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帮办谭绍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1928年8月，谭绍良要杨登瀛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杨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当杨回到巡捕房时，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绍良奉英工部局之命，拿出两百大洋给杨登瀛，杨拒绝了。这件事给巡捕房的印象很深。此后不久，兰普逊要求杨登瀛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登瀛搞到后，兰普逊如获至宝。由此，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兰普逊明确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从此杨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后来，兰氏又将杨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

杨登瀛成了驻沪特派员之后，身价倍增，可以在上海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人管束。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杨登瀛办理。英、法租界巡捕房也视他为在中国官场可以通天的人物，有案子也找他商量。这样一来，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化险为夷。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非比寻常。

惩治叛徒：“东方第一谋杀案”始末

1928年8月，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信交巡捕房，要求公共租界当局按照信中所指地址去破获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机关。兰普逊特地派人将“共党问题专家”杨登瀛请来，杨一看，发现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写的，信中所指是中共沪东区秘密机关的地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杨登瀛心里暗暗叫苦，只得随兰普逊、谭绍良同行，去搜查平凉路中共机关，抓走驻在该机关七人，其中之一是戴冰石的小姨子。回家后，杨登瀛将情况通过连德生告诉了陈赓。陈赓很快查实戴冰石由杜月笙牵线，已经向杨虎自首。过了几天，戴冰石托人找到杨登瀛，要杨向兰普逊求个情，将他的小姨子放出来，杨一口答应，要戴冰石到永安公司后的一家小旅馆接他的小姨子。杨登瀛把上述情况告述陈赓，陈派中共特三科人员埋伏在附近，将戴冰石即时击毙。

1928年，经杨登瀛介绍，中共特工宋再生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天，宋再生在警备司令部值班，快下班时，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进来说有要事相告。宋怀疑他是告密者，就说快下班了，有什么事快说。顾某觉得宋可能是个负责人，就直奔主题了：“捕获柏山奖赏是多少？”柏山是李立三的化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感到事态严重，忙问在什么地方。顾某附耳把李立三的住处告诉了宋。宋感到事情紧急，一面稳住顾某，叫他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并说管赏金的人回家了，要他先留下地址，等抓到李立三，便通知他来领奖。第二天一大早，顾某拿来了一张李立三在国外时拍的照片给宋再生。告密者走后不久，宋再生及时把这一情报报告中央特科。中央特科马上通知李立三转移，同时很快制订了惩罚叛徒的行动方案。

三天后，宋再生通知顾某，约好晚十时在大都饭店附近街口见面，带他去见警备司令。顾某在指定时间和地点看见宋再生走来，忙迎上前去，跟着宋朝大都饭店走去。突然，一辆夜巡的警车呼啸而过，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颗子弹已经打中了顾某。枪声得到了警笛声的掩护，没有引起远处巡警的注意。当警笛声消失的时候，原来在大都饭店附近街角摆的小烟摊和买烟的两个年轻人都已经不见了，顾某的发财梦也随之烟消云散。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以及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24日下午，会议按时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12号进行。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会议正进行时，大批“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一如周恩来所说，“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呼啸而来，“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与会者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按名逮捕彭湃、杨殷等人。中共中央十分震惊。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通过在国民党内部的线人，打听彭湃、杨殷等人关押的地点及审讯情况，以便营救。

陈赓立即找到杨登瀛，指示迅速查明真相。杨登瀛经过一番打听，查明原来是白鑫变节投敌。白鑫是黄埔一期学生，后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1929年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当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一个月前，白鑫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其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原来“白鑫于当日下午开会时做记录，虽一同被捕但旋即释放。中共特科遂认定白鑫为告密人，将加以制裁”。当晚，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彭湃等同志和惩办叛徒的措施。他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找到杨登瀛，杨向陈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轻易地营救出来，建议在彭湃由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解往司令部途中设法营救。陈赓将杨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请示后，一致同意路劫。但因准备不周，错过时机，营救未获成功。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遇难。

周恩来和陈赓断定叛徒白鑫目前仍在上海，但由于害怕共产党镇压，迟早会逃离。为了准确地了解白鑫的意图，决定由杨登瀛找白鑫当面试探。杨登瀛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找到白鑫的住处，对白鑫安抚一番，然后问他还有共党什么线索，今后有什么计划？白鑫表示，最近风声很紧，特科红队手段非常厉害，上海不可久留，最近准备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杨登瀛向陈赓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表示决不能让白鑫阴谋得逞，一定要将其消灭。白鑫非常狡诈，他深晓“红队”的厉害，当起了“缩头乌龟”。

按照中共特科要求，杨登瀛几次去找白鑫闲谈打麻将消遣，终于弄清楚国民党决定派白鑫去意大利留学，以逃避“红队”的惩罚。白鑫与范争波、杨登瀛商定11月11日晚上11时从范家出发乘轮放洋。杨登瀛立即将此确切信息通知中共特科。周恩来听了陈赓汇报，决定在这天将白鑫处决。周还亲自到和合坊四弄观察了现场。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邵达夫（邵扶民）等10名红队队员，化装潜入43号周围的弄堂埋伏下来。傍晚杨登瀛以辞行为名，特地到范公馆侦察白出发的确切时间。晚上10点多钟，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11时许，白鑫夫妇、范争波兄弟和3个保镖特务共7人从后门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装卖水果与补皮鞋的队员，针对保镖首先迎头发动袭击，在黑暗中，保镖二人未及拔枪，即被击毙”。一直在惊疑恐惧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白拼命向北奔逃，但三名特科队员紧追不舍，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击毙在和合坊71号门前。是役，白鑫、范争波弟弟和保镖等5人毙命，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则受了重伤。红队队员乘着人们惊慌奔跑的混乱之机，“从容逸去”。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如此刺杀大案，部署策划如此周密，实施刺杀如此干净利落、准确无误，此消息立即轰动了上海滩。各报连日以显著位置报道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严惩出卖周恩来的叛徒黄第洪

1930年4月，黄第洪从莫斯科留学返回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联络。黄是湖南平江人，黄埔一期学生，在校期间政治思想表现不错，被中共吸收入党，毕业后经周恩来提议，留在军校政治部编纂股工作。从1925年底起，黄第洪一直待在莫斯科。黄回国后，组织上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但他不愿意过艰苦的斗争生活。原来，黄在苏联习惯了安逸平静生活，他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对革命悲观失望，于是秘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意“改过自新”，脱离中共，归顺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但不要让旁人知道；信中还自称他回上海后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与周恩来来往密切，与刘伯承、左权等也有来往。近期周恩来将会与他见面，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蒋介石看到信后高兴得很，昔日弟子能从中共方面回头，并以抓捕共党首脑之一的周恩来作为“见面礼”，真是求之不得。

蒋介石十分重视，立即作出批示：“此人对党国一举摧毁共匪首脑机关大有用处，命调查科从速处理之。”他直接将信件和批示给陈立夫经办；陈立夫不敢怠慢，找来特务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又将此事交给了亲信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二科刘鼎。因事关重大，刘鼎直接通过陈赓将此事报告周恩来。黄第洪写信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声称有中共党员在苏留学的重要情况汇报及商谈分配工作的事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全部力量。周恩来“决定将计就计，答应与黄第洪准时赴约，并指示红队伺机镇压这个叛徒。要处决‘黄埔的老大哥’，也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周恩来感叹：我方的黄埔老大哥不多，他们是很宝贵的。但是黄第洪叛变投降证据确凿，如果手下留情，会后患无穷啊”！（叶健君、李万青《红色警卫》，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赴约那天，狡猾的黄第洪走到半路，经过再三思量，还是回去了。黄知道周恩来一向办事谨慎周到，没有把握，他不会轻易赴约的。他晓得护送周恩来的红队队员身手敏捷，弄不好，自己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把小命搭进去。此次之后，黄第洪做贼心虚，不断变换住址。黄的变节，对中共机关和周恩来威胁太大，务需铲除祸患。特科经过周密侦查，终于找到了黄的住址，迅速把他处决。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顾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情况。危急时刻，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立即将情报转报中央，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

在十分紧急困难的情况下，陈赓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叫他尽快去外地躲一躲。杨登瀛听后，很感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王庸（陈赓的化名），你真够朋友，共产党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忘记我。”但他自恃有张道藩这把保护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不打算外出躲避。陈赓于是叮嘱道：“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的话，就要有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总会得天下的，到时候我们绝不会忘记你。”杨登瀛也动情地说：“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个朋友！”

不出所料，4月底，杨登瀛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杨在监狱中遵照中共指示无一语向国民党中央提及他‘效忠’事。翌年‘一二八事件’后，由其老长官张道潘保释出狱思过。1934年……再度受启用为国民党效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生活归于平淡，手中失去权力……”

“我不是特务……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而此时的杨登瀛一文不名，在南京靠摆小烟摊维持生计，生活困顿。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长，遂被逮捕。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杨提出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作证。

1951年，南京法院院长鞠华两次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发函，希望证实杨过去的政治身份。11月24日，陈赓给杨登瀛出过一个证明：“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被放了出来。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闻讯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说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1956年3月，应陈赓之邀，南京军区经解放军总参办公厅同意，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陈养山在车站亲自迎接。次日，陈赓夫妇设家宴款待杨登瀛，又邀约昔日在特科工作过的李克农、陈养山、安娥、刘少文等战友聚旧。4月，陈赓和陈养山又专程到南京看望杨登瀛。陈赓临行前还委托南京市公安局给杨家添置家具等物，他们“希望给鲍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以后陈赓每到南京必探望杨登瀛，直到1961年陈赓在上海逝世。

“文革”发动后，杨登瀛被打成“大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再受严重冲击。1967年，康生、江青等人大抓“叛徒网”，挖出了安子文等“61人叛徒集团”，最后一直挖到了化名“伍豪”的曾任中共隐蔽战线负责人的周恩来身上。作为曾经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杨登瀛自然厄运难逃。他被抄家，“连家里的地板也全部撬起来，什么都没有找到”。1967年8月，杨登瀛被押解北京审查，天天轮番审问，想让他提供有关周恩来、陈赓、陈养山等人的“黑材料”。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逼迫下，杨登瀛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黑材料”，表现出了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其妻谭秀珍前去看望，为使丈夫少受折磨，说：“你就按他们说的承认，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杨登瀛坚决地摆了摆手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我一说，有人就要人头落地！”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被折磨致死，终年76岁。临终时他再三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据杨登瀛小女鲍美云回忆，父亲的尸体停放在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办公室，用一张黄草纸盖着，嘴张开，双眼直勾勾地睁着，死不瞑目。母女俩僵立着，泣不成声。她们短暂地看了一眼，军管会的人就匆匆地将杨登瀛的尸体抬走火化。

苦撑危局的周恩来获悉杨登瀛死讯，非常痛疚，托付陈养山前去抚慰杨登瀛家人，并由陈转告他对杨一生的评价：“鲍君甫的一生功大于过。”1978年谭秀珍去世后，与丈夫的骨灰一起合葬在南京“广东山庄”的粤籍人公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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